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的初冬，万木萧疏。秦帝国的辽阔疆土上，照常日落月出。

从秦长城的东端（今朝鲜平壤），到新辟“越道”的南端（今越南中部），数以百万计的刑徒仍在从事此生看不到尽头的苦役。雪满山头的长城线上，30万戍卒仍在执戟警卫。

咸阳街头，熙攘如故。

十月戊寅日，在连续的阴谋中完成了权力接替的胡亥，以秦二世的名义为秦始皇发丧，诏令大赦天下，宣告自己正式承继帝位。

这一天，是秦始皇死于沙丘的第72天。

胡亥即位时的年龄，才21岁，正是大好年华。最高权力来得是否合法，可以不论；只要好好去做，父辈创下的基业，就是他最好的舞台。可惜，他不是那样一块料。

他一上台，就论功行赏，把赵高提拔为郎中令，负责宫中卫戍。

秦二世的权力来得不合法，生怕有人异动，于是把中央警卫大权交给阴谋的始作俑者赵高，他才能放心。至于赵高会不会有异动，秦二世并不担心——没有我胡亥，也就没有他赵高的今天。

可是秦二世想错了。权力一旦授予人，就具有了某种独立的性质；被授权人可以借机培植自己的力量，最后反制授权人。想想看，一个宦者赵高，就可以颠覆伟大秦始皇的政治遗嘱，其野心与能量该有多么大，怎么还敢把最敏感的中央警卫权授予他？

胡亥本没有当皇帝的命，也没有当皇帝的脑，他侥幸当上了皇帝，自然想不到这许多。

现在他要做的，就是要隆重地为已逝父皇举行葬礼，以死人压活人，凸显自己的继承合法性。

始皇的骊山陵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其宏伟空前绝后，由于工程庞大，附属工程极多，70万刑徒夜以继日地忙，到始皇下葬时也还未能完工。秦二世就下令突击修建，昼夜不息，一直到后来造反的队伍闯进了关中，才被迫中止。

始皇下葬之际，秦二世连发两道命令，令人倒抽一口冷气。一条是，始皇后宫的嫔妃，凡是没有生子的，放到民间去不宜，皆应殉葬。

秦国过去有古老的生殉制度，因为不人道，早在160多年前，就被秦献公废止了。秦二世不管那么多，老爸后宫的宫女，统统要塞到坟墓里去。曾有记载说，始皇后宫“列女万余人”。生了孩子的能有多少，微乎其微。始皇仅有儿子20多个，女儿10个。看来，万余宫女中的绝大多数，都做了殉葬品。

第二道命令是，始皇灵柩下葬，葬礼大事完毕后，为防止泄密，马上将墓道的中门关闭，然后落下巨大的外门，填土封树。那些仍在中门之内的工匠和放置珍宝的工作人员，就统统不管了，活埋。

这些人有多少？据《汉书》上说，也有万余人！

这是秦族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生殉。

秦二世，没有秦始皇的机谋，却有比秦始皇更出格的霸道。他在做公子时，就是个顽劣人物。一次始皇帝大宴群臣，让诸子也参加。诸公子先吃，吃完先走，胡亥走到阶下，看见群臣脱下的鞋摆了一大排。他见里面有华丽的，气不过，就用脚逐一踩坏，而后扬长而去。其他公子见了，莫不摇头叹息。

这样一个地痞式的人物，接管了一个疆域万里的大帝国，能发生什么事，我们不用想也知道了。

可叹李斯为一代名相，深受秦始皇倚重，其子皆娶秦公主，其女皆嫁秦公子，父子两代都是帝国重臣。他的命运，与秦朝的兴衰紧密相扣，却忍心参与阴谋，断送了帝国的和他自己家族的未来。

胡亥骤得大位，心里还是没底，必然以极端行为来巩固位置，这就使得秦朝政治本来就绷得很紧的弦，更加紧绷了。

胡亥问赵高：“我既然已经坐了天下，就想享尽声色荣华，想玩什么就玩什么，还想长久拥有天下，有什么好办法吗？”

赵高给他的主意，跟法家的办法相似，就是严刑峻法。他建议说：“咱们的沙丘之谋，诸公子和大臣都有点怀疑。诸公子是您的兄弟，诸大臣又都是先帝的旧臣，今日陛下初立，他们当然要不服，恐怕要闹事。怎么办好呢？就是严刑峻法，抓住有罪的就株连，以至于灭族。这样，把大臣全干掉，疏远您的兄弟。为了树立权威，您可以从小人物中选官，让贫者富、贱者贵，把先帝的大臣全部除掉，换上您所亲信的人，天下不就归心了吗？”

赵高的这番话，说得恶毒，但细品也没有什么，不过是自古以来的统治术。“一朝天子一朝臣”，到后来都成了俗语了。

秦二世听信了赵高的话，立刻变更了法律，对大臣、诸公子、公主下手了。负责处理这些公子、公主的问案法官，就是赵高。

皇上想要一个人死，那是不难找到理由的。胡亥一口气在咸阳街头砍了12个公子的头，在杜县（今陕西长安西南）处死了6个公子，财物没收，受株连者无数。另外，还有10位公主被碎尸于杜县，简直是骇人听闻。

公子高在听到风声后想逃跑，又怕株连亲属被满门抄斩，只好上书秦二世，表示愿意为始皇帝殉葬。秦二世大喜，批准了，还赐给钱十万用以安葬。

从此之后，秦朝的法律愈加严苛，群臣人人自危，都有了反心。胡亥加强专政的结果，适得其反。

赵高还给秦二世出主意说：始皇帝所以能说一不二，是因为君临天下的时间较长，现在陛下刚开始执政，万一说错了话，群臣就会不服。因此，不宜与群臣多见面。

秦二世深信不疑，从此深居宫中，有事只和赵高商量，即便公卿也难得见上一面。

这样一来，秦朝的中央集权达到极致，文官体系的纠错功能完全丧失，国家等于只有一个人说了算，根本无法有效应付任何事变。

就这还不够，秦二世认为自己刚当皇帝，大臣虽然被压服了，黔首可能还不服，必须像老爸那样巡游天下，让百姓知道新皇帝也不是好惹的。

这位二世办事，实事求是讲，还是很有效率的。

秦二世元年春天，胡亥沿着秦始皇冬巡的路线，从咸阳出发，到碣石，向南到会稽，在秦始皇所刻石碑上都刻上了自己的铭文，而后远赴辽东而还。

此行费时十个月，行程竟有八千里以上，每天要跑一两百里，堪称高速行驶。

回到咸阳后，秦二世继承老爹的大业，继续建设阿房宫，外抚四夷。可能他感觉还是不够安全，就从各地征发善战甲士5万人，驻屯咸阳，拱卫首都。考虑到一下子来这么多人，咸阳当地的粮食供应不上，就令各郡县自己筹粮，士兵们自带粮食，咸阳300里内不提供一粒米。

秦二世的预感是准确的，就在他东巡归来两个多月后，秦朝的土地再也承受不住他的超高压了。

当年七月，在泗水郡的大泽乡（今安徽宿县）爆发了由农民陈胜、吴广领导的全民大起义。

在我们的印象中，好像是由于陈胜、吴广首举义旗，刘邦等枭雄才跟上的，其实不然。就在此前一年，泗水的亭长（基层治安组长）刘邦，就拉杆子起来造反了。

当时，刘邦负责带队，送一批刑徒去骊山修始皇陵。一路上，刑徒不断逃亡，怎么也管不住，估计到地方也就快跑光了。队伍行至路途的一半，刘邦陷入了绝境——就这支人数不全的队伍，即使到了咸阳也要遭处罚，自己也得沦为刑徒。

人被逼急了，总要有个活路。刘邦是个带点痞气的人，他想来想去，决定不按常规过这一辈子了，索性放掉了所有的刑徒，自己要去当土匪。其中有10多个刑徒为刘邦大大义所感，愿意跟随。

这支小小游击队，就这么形成了，隐蔽在草泽之中等待时机。渐渐地，竟然混成了好几百人的大队伍。

与此同时，彭越，一个打鱼人；英布，一个受过“鲸刑”的人（也就是脸上被刺字，故又名鲸布），被罚在骊山修陵墓。在修墓期间，他俩秘密联络有志之士反秦，策划了一阵子之后，带着一批刑徒逃到了长江上，当了水匪，实际上就是开始了反秦起义。

是陈胜、吴广的投下的星星之火，把四方民怨的燎原大火给点起来了！

秦二世这个倒霉蛋，撞上了中国古代最经典的一次全民大起义。

秦朝是伟大的，但也是有深重罪孽的。这罪孽实事求是讲，不是由秦二世而起，秦始皇的政策需要负重大责任。秦法从来严苛，但自商鞅以来内部还没出过问题。因为百姓只要肯作战，上进之途还是有的。且国家在不断扩张的非常阶段，秦民多少还有个盼头。

待到天下统一后，战火熄灭，万民都有“更生”之感，如果这时候秦始皇与民休息，黔首必然感恩，秦朝就会有一个非常稳固的民意基础。

可是统一之后，秦法愈加严酷，完全针对着老百姓来了，再得军功不易，而不小心犯法当刑徒的机会倒是增加了。国无宁日，民无安居。问题那就严重了。

秦朝的赋税，是征收百姓收入的大半。聚敛过重，百姓难以承受，这是弊病一。

秦朝的边防、修建任务太重，征发卫戍和劳役人员一直征发到基层闾里。丁壮被搜罗一空，百姓没法过正常日子了，这是弊病二。

人民没有了希望，就要出事。

在这种危局下，如果中央机构头脑清醒、运转有效，还能防范一下。可是秦二世得国不正，他要防范大臣中的异己，所以采用了最极端的寡头统治，只依靠赵高一个人来施政，听不到正确意见。另一方面，本应自觉为政权服务的大臣和郡县官僚，因为秦二世在残杀亲兄弟时株连过重，人人震恐，大家都是活一天算一天，完全失去了屏障政权的主动性。

正因为有这样种种失当的举措，火山一旦爆发，皇冠必然落地。

本想延续千世万世的秦朝，二世而亡，就是它的宿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