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客令》下得很突然。事情的始末是：有一个韩国人，名字叫郑国（很怪异），他来到秦国，知道秦王好大喜功，就向秦王建议，修建一条大渠。可以引泾水入洛水。

这渠长三百里，对秦国的农业大有好处，但工程十分浩大。

后来这桩案件暴露了，郑国确实是个杰出的“水工”（水利工程师），但也是韩王派来的奸细，之所以给秦国出了这么一个好主意，是想以修渠来消耗秦国的国力，免得秦国向东拓展得太快。

天下的局面到了这会儿，谁都看出来了，六国亡于秦，也就几年十几年内的事。但是，诸侯们锦衣玉食惯了，谁也不想亡国了怎么办，能享受一天算一天。所以把这种修渠的主意也拿来实施，能多维持一天现状，就是好。

这个修渠“疲秦”的阴谋一暴露，立刻引起了王室与贵族老秦人的愤怒。多少年来，高官让客卿们做着，老秦人反而下降为二等国民。这下子可找到一个出气口，舆论顿时沸腾，要求驱逐所有的外来宾客，因为他们都有间谍嫌疑。

这种情绪，掩盖了一个事实，就是客卿们虽不是秦国人，难有“祖国荣誉观”，但他们到秦国来，是为了施展个人抱负的，秦国给他们提供了舞台，他们就能演出得很精彩，最终受益的还是秦国。从秦穆公起，凡是秦国有为的君主，都能坚决抵制地域观念。

因此，以地域观念来排外，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很落伍的见解。这种流弊，至今也还不算绝迹，本土与外来户孰优孰劣之争，在某些地方，还是颇有市场的。

秦王嬴政本不是昏聩之主，但当他看到吕不韦的势力遍布朝中，也很感不安。尤其想到在吕不韦当政时期，外来者大批入秦，投到吕氏门下或占据政坛要津，这会不会潜藏着颠覆的危险？于是，他顺应舆论，断然下了《逐客令》。

逐客，是为了对付吕不韦的，所谓“修渠行间（搞间谍活动）”只是一个由头，总不能说逐客就是为了要铲除前“仲父”的势力吧？

君主的意见，就是法令，逐客进行的相当彻底，没有任何通融。包括很受嬴政器重的李斯，也在被逐之列。

他已经打起行囊，离开咸阳，走到五十里外的骊邑了，想想心有不甘，就给秦王写了一封奏章，要阻止秦王自毁长城。

这篇奏章，就是著名的论辩雄文《谏逐客书》。

李斯的才华是罕见的，他的这篇文章，留下了千古美名，后世还收入了《古文观止》，成了学子作文的普及读物。

这文章，滔滔雄辩，用事实说话、用推导法说话、用归谬法说话，环环进逼。

他先用穆公重用百里奚与蹇叔、孝公重用商鞅、惠文王重用张仪、昭襄王重用范雎的实例，证明这四世君王重用客卿没有错儿，使秦国由弱致强，成就帝业。

接着再说，假如大王您只用秦国国货，那么您就没法儿享用六国的珠玉宝贝、宝剑骏马、乃至郑卫美女了，只有眼馋的份儿。即便郑卫的流行歌曲也甭听了，只能重新拍着大腿、敲秦国的瓦罐儿。

然后李斯用了一句“太（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这样的宏大语言，逼秦王向真理低头。又把秦王逐客比喻成借兵给敌国、送粮给盗贼，而后疾呼“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

大王啊，您这样逐客以资敌国，不是亡国的搞法吗？

上书时，李斯已在被逐的途中，不说也是被逐，所以他豁出去危言耸听了。

一番激烈的言辞，特别是“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这句，把嬴政给雷到了。

上书的结果是，嬴政立刻撤消了《逐客令》，派人把李斯追回，官复原职，应该说更倚重了。

嬴政明白了，过河的时候不能拆桥，拉磨的时候不能杀驴。于是他对六国来的宾客更加客气，甚至对其中的傲慢者，也能做到忍气吞声。

且慢赞美他“礼贤下士”。有这样克制力的雄主，一旦爆发出力量，那是可怕的！

既然秦王求贤如渴，六国名士当然就趋之若鹜。其中，有一位军事天才不可不表，那就是尉缭。

尉缭的本名，其实就叫“缭”，魏国大梁人，早在嬴政十一年就来到秦国了。他给嬴政献计说：“若想成大业，就得趁眼下诸侯事秦如郡县之时，逐一灭之。臣恐诸侯一点联手抗秦，秦即失机，会像智伯、夫差、齐闵王那样败亡。希望大王不要小抠，拿财富去贿赂各国权臣，总共也就损耗三十万金吧，即可把六国统统吃进。”

这个主意以前李斯也出过，只是因嫪毐案发给耽误了。此次尉缭提出，李斯马上附和，嬴政也就立刻采纳。

从这时候的秦王看，他对宾客的态度，一律是“你们太有才了”。为向宾客表示诚意，他对尉缭亲如兄弟，甚至把自己的饮食、服饰水准，降到与尉缭同，对尉缭持平等之礼。

这还了得！

李斯看不出什么来，为客卿地位之高而沾沾自喜。可是尉缭更聪明一点，他觉得君王作秀做到这个程度，就不可不警惕了。这嬴政，在尉缭眼中，不仅长相不好，还有虎狼之心，事业还没成呢，当然容易做到礼贤下士，可一旦得志，还不得吃人！

于是他断言：“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人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也就是说，秦王得到天下后，还不知要怎么折腾老百姓呢，哪能长期在他跟前晃悠！

主意一定，尉缭就想一跑了之。秦王发现了这个动向，连忙委以重任，极力挽留。给尉缭的任命，是“国尉”，即秦国的最高军事长官，因此后人才叫他“尉缭”。至于尉缭的武功事迹，史书记载很少，他后来的结局也不大清楚，估计最后还是跑掉了。

他给后世留下兵书一部，就是《尉缭子》，也相当有名。

嬴政清理了内部对王权构成威胁的政治集团，身边又有了李斯、尉缭两位文武之才，就开始对外发力了，对东方六国实施文武两手。文的一手，是大量派出卧底，去六国游说、贿赂、收买代理人；武的一手，就是先解决韩国。

韩国在六国中最弱，其间仅有十多年因为用了法家申不害为相，一度强大。而到了现在，它疲弱得连贿赂秦国的财力都没有了，只好高价销售本国美女，换来黄金贿赂秦国。六国诸侯中哪家也买不起这天价美女，只有秦国能出得起钱。于是，事情就有了一个幽默的循环——秦国把黄金给韩国，买回美女；韩国收了黄金，再用来贿赂秦国。这就等于秦国经过一轮交易，白得了美女。

韩国的这个国策如此之蠢，以至成了天下的笑柄，后来不得不停止了。

嬴政首先攻打韩国，有一个堂皇的理由：要韩国把韩非给送来。在攻韩国的同时，也向赵国示威，秦将桓齮攻战赵国的平阳、武城，杀了赵将扈辄，斩首十万。

这可吓坏了韩王安，他一向对韩非子不大感冒，现在见秦军气势汹汹而来，不过就是索要一个学者，连忙答应。于是，韩非就在嬴政十三年来到了秦国。

这个韩非，对秦国后来成为超级大帝国的贡献可是不小。他是韩国的宗室，是一位公子，大概属于旁枝的吧，所以没有什么地位。

韩非口吃，不能当辩士，但文章写得世无其匹。法家理论传到了他这一代，面对的是天下统一的前夜，兼并战争非常残酷。法家理论怎么才能更实用？韩非做了很大贡献。他综合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炼成了他自己的一套统治理论。

韩非认为：光有法还不行，还要有驾驭大臣的术，再加上以情报系统控制全国的势，王权才能空前强大，“治天下而征诸侯”。不然，像以前那样，秦国白白强盛了几十年，因为权臣分了权，为自身利益而模糊了秦国的政治目标，所以迟迟成不了帝业。

韩非对韩国的毛病看的很清楚，他说，在有功者、实干家之上的，都是浮淫之徒，是一些蠹虫。他屡次向韩王进言，但韩王不理他，反倒是秦王嬴政读了他的书，把他视为知己。

他的这套理论，离哲学有点远，本质上是实用的帝王之术，也就是专门写给帝王看的政治管理学。

韩非最推崇申不害的“君主独断”论，说如果君王不能独断，还怎么治天下？君王当得好不好，就看驾驭臣下有没有办法。他认为“人生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所以不要动感情、不要讲良心，就是用一个“术”去监视控制群臣。君臣之间，其实就是买卖关系，我给你高官厚利，你给我出卖智力，我对你也不讲什么“仁”，我也不指望你“忠”。君与臣的关系，就是“一日百战”，只要君王一疏忽，人人都可能跳出来篡位。

韩非的学说，与嬴政急于收拢权力的心理恰好吻合，也为即将出现的超大帝国提供了一整套统治方法。所以，嬴政才看重他，为夺取他而不惜发动一场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