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戎占了镐京，来到镐京城外的诸侯联军不敢大意，坐下来讨论驱逐这帮野蛮人的办法。那时秦襄公还只是个附庸的首领，排座次，得排到最末位。但他跟犬戎打交道久了，熟知敌之脾性，说出了一番话，让大伙不得不服。

他说：“犬戎之心，全在于金帛女子，乌合之众而已。彼辈以为我军初至，必不防备，不如我们今夜就去劫营，分三面攻打镐京，留下西门一路放他逃去。半路再预伏人马一支，伺机出来掩杀，何愁不胜！”

众诸侯颔首，没有不叫好的，于是依计而行。果然，半夜里一发动，杀得犬戎措手不及，逃之夭夭去了。

犬戎走远了，周王室的麻烦还多着呢！国不可一日无君，王室与朝中重臣商议，赶紧把躲避在申国的太子宜臼请回，扶上了王位，是为周平王。

这次镐京陷落，给周人的刺激太甚，与犬戎这样的强敌为邻，怕是不会有一日安宁。于是王室决定，将国都从镐京东迁至洛邑（今河南洛阳），以避其锋。

经此变故，数百年一统天下的西周，便不复存在，此后的周朝，因首都在老周朝的东边，故后人称为东周。

周还是那个周，王统也继续了下去，可是周王室这一回颜面与权威都扫地，更被诸侯看不起了。周平王之后的周天子，就只有一个最高统治者的虚名了，手下一批尾大不掉的诸侯，再无一个肯听招呼。东周，成了中国古代的“联合国”。

迁都之日，栖栖遑遑。王室与百官队伍浩浩荡荡出城，回望百年旧都，都不胜哀伤。不过，就在周王室成了褪了毛的凤凰时，却有一支强悍的队伍，紧跟在王室队伍之后，忠心耿耿地担任护卫。

由历代周天子分封的诸侯，多达140余个，封他们原意是为了让他们拱卫中央。如今天子落难，却没有一个肯来护驾的。唯有秦襄公亲率大队，寸步不离。这一路，究竟护送到了哪里，史无所载。总之，一个“附庸”的头儿，能在疾风板荡之时，如此不势利眼，周平王肯定是心存感激的。

投桃报李，历来是政治场中的第一基本定律。周平王在洛邑安顿下来后，就给秦襄公开出了两张大额支票，作为回报。一是封秦襄公为诸侯，将其晋升为国家的上层精英；二是把周族的老家——丰、岐一代的土地，赐给秦人。

这两张支票看上去很美，但细考起来，却都是空头的。那丰岐一带，也就是今陕西长安丰河以西、岐山东北一带地方，当时早就被戎、狄占领了大部，只有零星地块为秦人所据，与戎狄杂处。秦人要想名副其实地占有这一大片土地，那就得看自己的本事如何了。

史书上记载的是，周平王与秦襄公盟誓，说：“戎无道，侵夺我歧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其实那片土地，若以周王室之力，怕是八辈子也拿不回来了，所以，给了秦只是个空头人情。

周朝的所谓诸侯，其实质就是土地，包括土地上的人民与税收。一片只在地图上有意义的地，等于没有任何实惠，因而赏给秦襄公的这顶诸侯帽子，其实也是空的。

但是，秦襄公不这么看。他意识到，天赐良机到了！

周平王的封赏虽然是空的，但对蜗居边陲的老秦人来说，史无前例的翻身日子到了！

有了周平王的封赏，秦人才在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立国机会。史载：“襄公于是始国，与诸候通使聘享之礼”，这就是说，秦从此得到了与齐、晋、郑等各诸侯国一样的政治地位。这个意义非同一般：不爬上这个平台，怎么可能有更大的作为？

况且，这个权利的取得，不过是担任了一回仪仗队，太便宜了。平王东迁，能有什么危险？面子上的意义远大于实质上的安保意义。

秦襄公，明白人也。

仅仅武装游行一回，就完成了275年以来梦寐以求的建国大业，堪称是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一次投资。

这次得到的封地，虽然只是地图上的作业，但从此以后，秦人——不，秦国，就有了周天子的尚方宝剑，可以名正言顺地从西戎那里拿地。人家当然不会乖乖地给，可是有了周天子的名义，抢就不叫抢了，叫合法收回。至于抢到了丰岐以外的地，那也是合法的了。开疆拓土，前提就是要有一个合法的名义。

周王室的老家丰岐一带，即所谓关中地区，经历了周朝建都后270多年的开发，人多物丰，已是一块十分滋润的宝地。周王室东迁，让出了这块“地王”，秦国可以坐享其成，岂不快哉？

要想建成西部强国，要想站在西部雄视中原，都有赖于周平王开出的这两张支票。

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事业，有它独特的地理因素——雄踞西或北，则居高临下易于成功。

秦人目前就是屹立于关中，虎视莽莽山东！

秦襄公不失时机，把秦国的建国仪式搞得很隆重。他首先驻跸西陲（今陕西陇县一带），把政治军事中心西移，以便今后与西戎作战。其次是建立了自己的天神系统，也就是“天命所归”的意识形态体系。

新成立的秦国，尊崇少皞之神，这个“少皞”，亦名“少昊”，是轩辕黄帝的次子，迁移到东方安家落户，建立了鸟图腾的国家，国中所有的官职，全用的是鸟名。

秦襄公独尊少皞，乃是不忘本。说起来，少皞与秦，大有渊源。据推论，少昊生于嬴水之滨。嬴水是山东汶河上游源头的两大支流之一，其发源地，就是古时候嬴氏族的最早居住地，至今还保留有古嬴城的遗址。

秦人的著名祖先伯益（也就是大费），即是少昊的后人。伯益被舜帝赐姓嬴，跟少昊出生在嬴水一带当然有关系。

秦襄公还用马驹、黄牛、羝羊各三头的“太牢”大礼，祭祀白帝，以庆贺秦的正式立国。这里祭祀的白帝，也是东方古老氏族的始祖。白帝是上古羲和部落的后裔、东夷族的首领，也是赢姓及其秦、徐、黄、江、李等几百个姓氏的始祖。白帝最初建立的国家，就在今天的山东日照。

秦襄公玩这些，可不是没用的花活儿。他以白帝为上帝，大张旗鼓地祭祀，以至于司马迁认为是“僭越周礼”。因为只有天子才能祭祀上帝，而诸候只能祭祀本国的名山大川。秦襄公“越礼”祭祀上帝，正表明了他要取周而代之的远大志向。

建国之后的四年间，秦襄公一直在加强武备，“备其甲兵，以讨西戎”。

经过四年的浴血苦战，“伐戎而至岐”。他终于打到了周人的老家岐这个地方。这里土肥水美，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戎人当然不肯轻易退出，双方争夺十分激烈，秦国一时还拿不下这个地方。

公元前766年，也就是秦襄公执政后的第十二年，在一次进军至岐的战事中，襄公不幸死于军中，葬于西陲。

可叹秦国的这位开国英雄，连个本名也没留下来。他的爵位，终其一生只做到了“伯”，“襄公”只是美誉。他的生年也不可考。

历史的黄沙，掩埋了英雄太多的光辉。

秦襄公，应算是秦国的第一位大英雄。有了它，老秦人脚下才有了一块夯实的基地。往后的春秋霸业、战国宏图、混一宇内，才有了逐一展开的起点。

襄公之名，当永垂史册。

司马迁说，“秦起襄公”。

有了秦襄公建国，心急的读者可能要问了，秦国是否就此能一飞冲天了呢？否！

一个新兴国家，不管他的创始人有多么大的雄才大略，要想让国家发育成超级强国，怎么也得一百年，急不得，也快不得，否则就要出问题。

秦襄公之后，先后有七代国君登场，慢慢地把秦国带向了天下霸主的序幕地位。

为什么这么慢？是因为秦国还太落后，还处在不文明的阶段。

你看看它——穷，典章制度也不完备。建国的时候，尽管有山东诸国派来使节，向他们行聘问之礼，但展示在人家眼里的，大概仅仅是不止百年的差距吧？

尽管秦襄公筑了别国都没有的祭祀台，叫做“西畤”，祭祀远祖白帝；尽管他以后的秦文公，也制造了“神鸡”从天而降，为秦国带来王霸运气的神话（今陕西宝鸡的命名，就是从此而来）；但这都是雄心壮志而已——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秦国穷，物质谈不上了，他们就是靠这精神慢慢地往前挪啊！

从秦襄公之后，秦国领袖的名字就好记了。不过，严格说来也不是他们的名字，从受封“秦嬴”名号的非子以后，秦人领袖居然都没留下名字，有的就叫做“秦侯”，有的则叫做“秦仲”。秦仲——晕，这不就是古语中的“秦老二”吗？

这一百多年，我们先按照顺序理一下，那就是文公、宪公、出公、武公、德公、宣公、成公。

先来说文公。文公对秦国“大国崛起”的贡献，是他继承父业，经16年努力，终于赶跑了戎人，夺得了周族的发祥地——岐，控制了岐山以西的大片土地。

他从即位起，就张罗着讨伐戎人，先是领着700名武士从西垂宫（今甘肃礼县）出发“东猎”，其实就是军事演习。第二年到达“汧渭之会”（究竟是哪儿有争议，估计是在宝鸡以东），觉得这地方不错，四通八达，于是就在这里住下，把都邑迁至这里。这一举措，使秦国势力进入了关中腹地，为将来的起飞找到了一个最好的立脚点。

至此秦国之土，西起天水，中跨宝鸡，东达岐山，在地理上已经具有一个大国规模了。

领土扩张以后，为取得周王室的更大支持，秦文公就把岐山以东的土地，献给了周王室，自己专心向西拓展。

他发兵驱逐了戎人后，岐山一带还有大量没有随周平王迁走的周人，秦文公就把他们统统收留。这些周人，都是农业上的好手，秦人从他们那里学到了种庄稼的本事。到此，秦人的游牧经济，就转型成了当时先进的农业经济。

经济的转型，与国家的政治进步、军事强大互为表里。可以想象秦人中的赳赳硬汉，在学习扶犁点种时的笨拙。可是再困难也不能骂娘，为了子孙万代，转型的代价是一定要付的。

文公上台第13年，设立了史官，记录国家历史，老百姓也逐渐有所开化，开始向往文明了。文公在位第20年时，为解决秦人的宗族纠纷，设立了“三族之罪”法律，开始以法治国。

在意识形态方面，他也筑了高台，祭祀白帝。还别出心裁，在陈仓北坂（宝鸡之南）修建了一座大庙，祭祀为秦国带来王霸气象的“神鸡”。

当今也有历史学家说，从天而降的“神鸡”，不过是陨石而已。不管它是什么，秦国的志向，就是要做一个有翅膀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