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王进占朝歌，下令斩了纣王的头，挂在白旗上示众，替老百姓出气。随后又杀了红颜祸水妲己，同时把没跑掉的恶来也一刀给剁了。

蜚廉的结局比他儿子好一些，商朝灭亡时，蜚廉为纣王出使北方，回来后，纣王已死，没地方去禀报了。他倒是个愚忠的人，就在霍太山筑起祭坛，向纣王的阴魂报告。在祭祀时，得到了一副石棺，石棺上刻有文字：“天帝命令你不参与殷商的祸乱，赐给你一口石棺，用来光耀你的氏族。”蜚廉一看就明白了，这是天上天要让他死！于是一咬牙，为已亡国的商朝殉死。他死后，就埋葬在霍太山。

从被商朝的英明领袖商汤重用，到与商朝的腐败领袖商纣王一起殉难，秦人的首领们神气了550多年，现在从天堂跌落地狱，都成了周王朝的奴隶。

这口气他们咽不下，瞪着眼珠忍了几年。等到周武王死后，周成王即位，商纣王的儿子武庚，见周成王年少可欺，就趁机率领殷遗民，发动大规模的叛乱，要夺回天下。留在山东的部分秦人氏族，也跟着一哄而起，组织“还乡团”参与了叛乱。

但是，复辟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周成王在著名的政治家周公旦的辅佐下，果断平息叛乱。最后武庚战死，商遗民的复国战争彻底失败。

平叛之后，紧跟着来的就是清理阶级队伍，周朝命令所有与叛乱有牵涉的氏族，都要迁出原地，发配到老少边穷地区。这样，山东费国的所有秦人，就只能背井离乡，迁徙到陕西一带，与早先就到那里支边的鸟俗氏会合。

在迁徙的过程中，因为监管不严，有一小批秦人氏族在黄河、淮河边上停了下来，就地定居。后来他们建立了徐、黄、江、葛等微型国家，并以国名作为自己的姓氏。今天的徐、黄、江、葛等姓氏的人，其中有的就可能是早期秦人的余脉。

秦人如今是又栽了，再次从当红宠臣沦为微贱边民，连祭祀“嬴”氏祖宗的权利都给剥夺了，与戎、狄各族杂居。西部的条件艰苦，他们逐水草而居，成了游牧部落，但是他们也有一部分人尝试种植粟、麻、桑、稻，为定居创造条件。

秦人祖先坚忍不拔的族性，再次爆发出惊人的生命力。如今他们是全体成了失败者，翻身遥遥无期，但他们并没有沮丧，你让我插队我就插队、你让我放马我就放马。这辈子翻不了身，还有下辈子、下下辈子。

这批失去内地户籍的中国最早的知青部落，在茫茫陕甘大地上扎下了根。

当时周王朝国运正旺，国土不断扩张，边境也就不断向西延展。秦人知青们也只好不断向西迁移，据考证，最远的已经到达如今的甘肃天水一带。这在古人看来，遥远得就如同今日的土耳其或哈萨克斯坦了。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句话在任何时代都是真理。秦人知青们栉风沐雨地放马，终于凭着他们放马的技术，迎来了命运的转机。

年复一年，周朝的王位，渐渐传到了周武王的曾孙周穆王的手里。这位国王就是传说中的“穆天子”。他在征伐西方的途中，曾经驾着“八骏”之车，前往昆仑山下，去会见当地一位温文尔雅的女酋长西王母。

据说，会面的那天，穆天子拿出白圭、玄壁等玉器赠送给西王母。第二天，他又在瑶池宴请西王母，两人相谈甚欢，作诗相互祝福。

这个传奇的睦邻故事，出自《穆天子传》。

穆天子是个奇人，《穆天子传》也是一部奇书。那是在晋太康二年，一个无名的盗墓贼纠集了几个恶徒，挖开了战国时期魏襄王的陵墓。几个小子在陪葬品中发现了一部竹片书，这就是《穆天子传》。

在这部书上记载，为穆天子驾车的人，叫做造父。这个造父，就是蜚廉的第六世孙。

造父干的是老祖宗的行当，为国王驾车，他在驾车技术上，的确有家族传承，能够“日行千里”，不仅送穆天子去见了美女西王母，还让穆天子迅速平定了一次叛乱，由此立下大功。穆天子器重造父，一高兴，就把赵城封给了他。从此，造父这一族就自称为赵氏。

造父姓了赵，儿子自然也姓赵，叫做赵大骆。赵大骆的嫡子就在赵城这个地方为周王朝保卫西部边陲，世代延续下去，后来成了春秋时晋国的贵族、战国时赵国的王族。从这儿我们可以知道，战国时期的赵国，其实和秦国是同宗的亲戚。后来秦国把赵国打得那么惨，简直是兄弟相残。

赵大骆另外还有一个儿子，叫非子，因为不能像哥哥那样继承父亲的城主地位，只能住在犬丘（在今甘肃天水西南）。非子可不是一个公子哥儿，命运使他漂流西陲，他就入乡随俗，非常喜好马和其他牲畜，懂得怎么养马。

他的这一特长，令当地的犬丘人非常佩服，就报告给了当时的周孝王。周孝王不拘一格用人才，立刻把非子召来，让他在“汧渭之间”（今陕西扶风、眉县一带）主持国家的养马工作。非子知道改变命运就在此一举，果然干得很好，致使“马大蕃息”——马让他给越养越多。

周孝王大为赞赏，说：“从前伯益为舜帝主管畜牧业，牲畜养得很好，因此得到列土封侯的奖赏，还被赐姓嬴。如今他的后代给我养马，工作成绩也不错，我要让他在秦这个地方建一座城，作为‘附庸’，准许他们恢复对嬴氏祖宗的祭祀。他们这一支，就叫做‘秦嬴’吧。”

秦地，就在今天甘肃省的秦安县。严格来说，这个地方，才是后来威震欧亚的大秦帝国的发源地。

秦人，从此也才有了自己堂堂正正的名号，虽然只是一个附庸，但是毕竟“正名”了。那么，什么是附庸？在夏商周三朝，从天子到公、侯、伯、子、男等诸侯，属地大小是有等级差别的，最小的男爵只有五十里方圆的封地。其余不足五十里的，就只能附属于诸侯，这就是附庸国。附庸国的国主，是没有资格去朝见天子的。

尽管如此，秦人在历尽艰辛之后，终于有了自己的一块根据地，有了自己在周王朝中的政治地位。

别看现在还弱小，还需要战战兢兢伺候着周天子，但星火可以燎原，有了火种，还怕什么？

人只要有做大的志向、有脚下的一点点根基，就不愁发达不起来！

秦人的祖先曾经助纣为虐，周朝开国之后他们又曾参加过叛乱，按理说这都是十恶不赦的罪，为什么到了周孝王这一代，周朝高层突然对秦人开始示好了呢？难道是周朝统治者变得宽宏大量了吗？

不是。凡事无利不起早，政治上的事亦是如此。

原来这时候的周王朝，已经堕入了王朝腐败定律的下滑轨道，实力大大衰弱。它在国家体制上实行的是诸侯分封制，用这种制度来统治庞大国家，本身就有问题，时间一长，某些有兵、有赋税收入的诸侯渐渐坐大，便不大听招呼了。在外部，化外之民的氏族也羽翼丰满，不断蚕食周王朝的土地，袭扰内地。周王朝夹在内外两股不安定势力的中间，深以为苦。

而秦人长时间生活在边疆的戎狄之中，与戎狄的关系很密切，不仅保卫了周朝西部的安全，还使桀骜不驯的西戎来服，在实质上，成了周王朝在西部的边防民兵。

秦人在西部边陲建立起的巨大声望，使周孝王刮目相看。起初，他想把养马有功的非子作为大骆的嫡传后代，也就是让非子成为赵氏的正宗，让非子心存感激，更好地保卫边疆。要真是这样的话，后来春秋战国的历史，恐怕就要改写了。

这时候，诸侯之一的申侯出来说了话。这个申侯，是大骆的老丈人，他把女儿嫁给了大骆，生了嫡子成，是为赵氏正宗的继承人。如果周孝王的计划实施，申侯的外孙就做不成赵氏的老大了。

于是申侯劝阻周孝王，向孝王介绍了秦人在西部的作用，又表功说，我是深谋远虑，才把女儿嫁给大骆的，我们两家联姻后，连西戎也惧怕我们周朝的实力，前来归服。因此，你要谨慎考虑，不要轻易变动赵氏的继承权。

申侯的这一番劝说，目的当然是为他的女儿及外孙打算，不过却使周孝王做出了更为正确的决策。

周孝王还不昏庸，知道要想让秦人给中央卖命，“必也正名乎”，于是就赏给了秦人封地和名号。

周王朝调整了对秦人的策略（从这一刻起，他们才真正具有秦人的称号），秦人也不傻，紧紧抓住了机会，从牧马知青一跃升为周王朝正牌的边防军。

大秦的赳赳武士，从此就开始奉周天子之命，骑着马儿保边疆。黑穗旗所到之处，猎猎生风，桀骜不驯的西戎人纷纷归附或走避。秦人的首领也从此就代代有了更宏大志向。他们可能对未来发展的具体规模还很模糊，但一心做大、做大再做大的冲动，是没有问题的。

诸侯能做到的，我们就一定能！

他们所做的，是历史上所有聪明诸侯或权臣玩的权力魔术——利用天子的声威去压服异己，然后回过头来向天子邀功请赏，对上和对下，都不断捞取好处，渐渐增强自己的势力。

他们知道，当势力增长达到了某一个节点，事情就要起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