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苻坚不会因为王猛出于私心要置慕容垂于死地，而就冷落王猛一样，孔子杀少正卯，鲁定公并没有改变对孔子的态度，但孔子还是在不久之后离开了鲁国。具体的原因，还是和之前夹谷之会上出尽洋相的齐景公和他的狗头军师犁鉏有关。

《韩非子.内储说下》对此事记载的比较详细，说齐景公已经领教了孔子治政的厉害，担心孔子继续在鲁国执政，会影响到齐国的争霸事业。犁鉏又出了一个馊主意，让齐景公送给鲁定公（《韩非子》误作为“鲁哀公”）一支美女乐队，让鲁定公整日沉浸在美色悦曲之中，自然也就无心听政了，孔子就无法继续在鲁国执政，齐患去矣。

齐景公此时已经行就将木，但还是满脑袋的争霸思想。为了虚幻飘渺的所谓霸业，齐景公用了犁鉏出的这个不入流的主意，派出一队“西施”入鲁，果然成功的迷惑住了鲁定公，孔子又被晾到了一边，没人管没人问了。

不过韩非的说法也不太准确，韩非子说孔子离开鲁国去了楚国，实际上孔子周游列国的第一站是鲁国西北方向的卫国，时间应该是公元前497年（鲁定公十三年）。

孔子离开鲁国，应该和鲁定公沉迷于女色有关，此年的孔子还不到六十岁，在政治上依然还有上升的空间。孔子是个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他不希望自己未来不太充裕的时间都浪费在和鲁定公的对峙上，他需要换个地方寻找梦想。

至于孔子为什么先去卫国，《论语.子路篇》给出了答案，“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

一、卫国和鲁国同出于姬周王室，卫国先祖卫康叔和鲁国先祖周公姬旦是兄弟，私交甚好。

二、在周朝分封的诸国中，鲁国和卫国是仅有的两个严格继承周朝礼法的诸侯国，这种政治上的血缘关系，至少不会让孔子产生政治上的疏离感。

三、卫国和鲁国一样，都处在一个内政混乱的敏感时期，国有君，朝无相，这对孔子来说是个机会。

不过让孔子以及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孔子到了卫国，并没有得到他想像中的受到卫灵公姬元的重用，反而意外的卷入一场轰动历史的桃色丑闻之中，这场桃色丑闻的女主角，就是卫灵公的夫人南子，这是孔子人生中唯一的八卦事件，历史上称为“孔子见南子”。

实际上并不是孔子好色，急巴巴的要一睹南子的美色，而是南子主动提出要见孔子的。这其实也很好理解，自从少正卯被杀之后，孔子就是天下文坛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学富五车，而且孔子又长得人高马大，虽然年过五旬，依然魅力如旧，无论孔子走到哪里，都会引起贵族少女们的阵阵尖叫。

从年龄上看，南子应该比孔子小四十岁，此时南子还不到二十岁，正是女人如花的时节。更为重要的一点，南子的夫妻生活并不如意，因为比她年长三十岁的丈夫卫灵公是一个同性恋者，卫灵公养的小白脸就是弥子瑕——春秋第一美男，著名的“分桃”典故，就是这对同性恋者的天才发明。

南子对孔子是仰慕已久，做为粉丝，能见到自己崇拜的偶像是非常幸福的事情。问题是在男女大防的春秋时代，南子即想见到孔子，又不想授人以柄，便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

南子派人来找孔子，说什么按照卫国的外交惯例，各国来的贤达名流想和卫国君交朋友的话，就必须先来见夫人。孔子来卫国是讨饭吃的，不是来撞桃花运的，孔子哪敢往这个桃花里跳，连连推辞。

估计是来人说了一些威胁的话，逼得孔子只好硬着头皮去见南子，毕竟如果得罪了南子，孔子在卫国是肯定吃不开的。至于南子派来的说客是什么人，《史记》没说，但《盐铁论.论儒》却说是卫灵公的男友弥子瑕，存疑。

孔子不是一个人去见南子的，而是带上了学生子路，这应该是孔子出于避嫌的考虑，否则孤男寡女同处一室，跳进黄河也说不清楚。其实南子见孔子，也不是想和孔子发生什么八卦故事，只是想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看看名闻天下的孔仲尼长得什么模样，也仅此而已。

以南子和孔子的社会身份，他们之间是根本不可能发生任何故事的，如果孔子来到卫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卫国国君扣一顶绿帽子，卫灵公能饶得了孔子？朱熹说古时有君子见小君（诸侯夫人）之礼，南子也是在公开的场合会见孔子，卫灵公对此事应该是知情的。

而且南子见孔子之后，卫灵公也亲切接见了孔子，并按孔子在鲁国的待遇，也给了孔子六万小斗粟，算是给孔子划拨的学术经费。待遇不算不优厚，但卫灵公并非想用孔子治国，而是借孔子的国际盛名来给自己装一点文化门面，孔子只在卫国呆了十个月，就拂袖而去，留下了面色尴尬的卫灵公，以及还在幻想见到孔子的南子。

公元前495年，57岁的孔子“累累若丧家之犬”，来到了位于今河南周口附近的陈国，继续寻找自己的梦想。陈国是个小国，地不广，兵不强，君不明，臣不贤，在孔子去陈之前，陈国就已经沦为南方强大的楚国的附庸。此时楚国实力衰落，但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吴国又以极快的速度崛起，陈国经常被吴国踩来踩去。以陈国这样的破烂局面，是不可能给孔子提供施政空间的，但让人意外的是，孔子在陈国足足呆了三年。

做为一个处在大国夹缝中的小国，陈国已经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对孔子来说早已失去留下去的意义，孔子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至于下一站，孔子的选择依然让人有些意外，孔子选择回到了卫国。

上面讲过，当时诸侯中，最适合让孔子推行施政思想的，除了鲁国，就是卫国。孔子曾经说过：“鲁卫之政，兄弟也”，在暂时无法回到鲁国的情况下，回到卫国等待机会是个不错的选项。

卫灵公年迈不堪，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挂了，如果上来的新君能有志于强国，必然会重用孔子，这是孔子的如意算盘。孔子对自己的能力非常自信，他自负的告诉别人：“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只要给我机会，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有能力让旧貌换新颜，这是何等的自由豪迈！

孔子曾经和最得意的学生之一子路有过一次谈话，内容是假想中的在卫国施政的预备纲领，这段谈话应该是在从陈国回到卫国的路上说的。子路问孔子，如果卫灵公重用老师，老师会如何治理卫国？孔子的回答非常干脆：“必先正名”。

这让子路产生了疑惑，治国为何先正名，孔子洋洋洒洒说了一通：“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孔子说的“名”，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道德秩序，孔子重视“名”，不是乱放空炮，而是有现实政治原因的。卫国太子姬蒯聩和庶母南子不和，姬蒯聩不想在继位之后当傀儡，想除掉南子，结果被南子在卫灵公面前告发，姬蒯聩仓皇出逃宋国，南子基本上控制了局面，而且卫灵公也答应了立南子的儿子姬郢为太子。

春秋时代，各国内政普遍混乱，争嫡夺利的丑剧不断上演，南宋学者胡安国对孔子的这段话有非常精辟的评价：“人伦正，天理得，名正言顺而事成矣。”礼崩乐坏，人心不古，是任何一个时代末世大乱的典型社会特征，所以重正礼教，恢复西周时的社会道德秩序，是孔子现阶段施政的重点，只是他一直没有施政的机会。

虽然孔子回来的消息在卫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卫灵公亲自出城迎接孔子，这是很高的政治礼遇，但孔子需要的并不是这些虚与委蛇的客套，而是实实在在的机会。遗憾的是，卫灵公“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他只想通过尊崇孔子来追求爱贤的名声，并没有打算重用孔子。所以《史记》说“灵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

就在孔子去卫的当年（公元前493年）夏天，卫灵公就伸腿瞪眼见阎王去了，因为太子姬郢拒绝继位，南子只好立原太子姬蒯聩的儿子姬辄。其时在晋国执政的赵鞅想利用原太子姬蒯聩大作文章，派兵护送姬蒯聩入卫，被卫人打退，卫国政局严重动荡，孔子也失去了留在卫国的意义。

屈指算来，孔子从鲁国出走，游历天下寻找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一晃已经很多年过去了，孔子除了换来一身的疲惫和灰尘，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孔子和晋文公姬重耳的在外游历很相似，不仅是在找自己的政治买家，更是一种人生的积累。

曾经的孔子，特别是在鲁国执政期间，有些锋芒毕露，杀少正卯便是孔子性格中强硬刚狠的证明。但在外游历这么多年，吃了很多苦，反正能让孔子的性格沉淀下来，孔子的为人和政治思想体系也日益成熟。

有个小故事能很好的说明这一点，孔子有次路过郑国，与学生们走散了，孔子满面尘垢，破衣烂衫，神情疲惫的站在城东门。而此时他的学生们也在寻找老师，有个郑人告诉子贡，说他在城东门发现一个非常落魄的老头子，“累累若丧家之狗”。后来子贡找到孔子，把这句话告诉了孔子，原以为孔子会大怒，没想到孔子朗声大笑，说我现在的情况，就是一只丧家之狗，郑人没有说错，这就是豁达的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