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季孙氏,僭用天子八佾舞,被孔子一顿臭骂:“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说的就是季孙氏。和季孙的梁子已经结下,留下来会有孔子的好果子吃么?所以现在来看,追随鲁昭公入齐是比较划算的,如果鲁昭公有朝一日能回到鲁国执政,孔子做为扈从大臣,自然可以分到一块大饼。
鲁国在齐国之南,孔子从鲁至齐,就必须经过泰山,而孔子一行在泰山南侧的荒效野地遇到了一位哭祭丈夫的妇人,从而引出了孔子一段著名的论断“苛政猛于虎”。两千五百多年前,泰山周围老虎成堆,所以老虎伤人事件层出不穷,这位女人的舅舅、丈夫和儿子都被老虎咬死。
孔子派学生子贡问这个妇人:“既然老虎伤人,你不何离开泰山以避虎患?”妇人的回答让人心酸:“此地虽有虎,但无苛暴之政。”子贡回来告诉孔子,孔子叹道:“苛政猛于暴虎”。?
虽然后人怀疑孔子在泰山说“苛政猛于虎”于史无据,因为只有《孔子家语.正论解》记载了这件事情,但这句话可以确定是孔子所说,这是最重要的。
孔子出身于社会中下层,在基层工作过,接过地气,了解民间疾苦。虽然孔子是举世闻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其实他还是一个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周游列国的目的,一方面是传经授道,另一方面也是进行社会调查,为自己的理论寻找现实依据。
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两个孔子,一个是真实的、具有真性情的、悲天悯人、嫉恶如仇、甚至有老顽童本色的可爱孔子,一个是面目庄严、呆板教条、供在庙里给人朝拜的孔子。前一个孔子是真的,后一个孔子其实是后人根据自己的统治需要而打造出来的人造偶像,和孔子本人没有关系。
孔子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他希望能用公平与正义改变这个人吃人的世界,至少要有一定程度上的纠编。但当孔子面对坚定捍卫自己利益的权贵集团时,就像王安石变法时才发现所有人都成了他的敌人一样,他们什么都改变不了。
王安石至少在朝中还有一份安稳的工作,而孔子是逃避于异国,在齐国没有人脉交情,如何在齐国生存下来,对孔子来说是最重要的。不要指望鲁昭公,他自己也是寄人篱下,根本给不了孔子任何实惠。
为了活下来,孔子不惜自降身份,以堂堂著名社会学家的身份在齐国高昭子家中做了一段时间的家臣。家臣,说好听些就是高昭子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不好的,就是家丁。
孔子为人豁达,能进能退,他并没有觉得给人做家臣是自己人生中的污点,但在后世,儒家的忠实信徒们却纷纷替孔子洗白,说《史记.孔子世家》记载的这件事情是无中生有,降低了孔子做为先圣的尊贵身份,这就有些滑稽了。
其实孔子做为社会文化名流,虽然经济有些窘迫,但至少孔子还是有机会与齐国高层接触的,比如齐景公姜杵白问政于孔子。《论语.颜渊》记载了姜杵臼与孔子之间的一段著名对话,原文如下: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这是孔子留传下来的观点中,在后世遭到最严厉批判的名句之一,后人经常把孔子的这句名言理解为维护封建纲常,这样理解也未必有错。不过人们批判的主要是“君君臣臣”,而不是“父父子子”,君臣纲常是维持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做为一个封建礼教的维护者,孔子是自然要维护这种社会等级体制的。
至于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为轻,君次之”,也不要否定君主机制,而是要求君主要以民的利益诉求为自己的利益诉求。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孔子与孟子关于“仁”的内核是相通的,并不矛盾。
而且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孔子说这句话的时代背景。此时的齐景公执政晚期,内政混乱,君臣各怀鬼胎,儿子们密谋夺权。孔子实际上是在通过与齐景公的对话,警告齐国各派势力不要玩火,否则将再次上演齐桓公的悲剧。?
对于齐国的经济政策,孔子也进行委婉的批评,孔子认为为政之道,除了君臣父子之外,更要注重“节财”。齐景公生活奢华,挥霍无度,给老百姓造成了很大的经济负担,从而影响了齐国的社会稳定。
孔子在鲁国一直得不到重用,反而是在齐国出尽了风头,几乎成了齐景公的大国师,凡事必咨问,而那位著名的齐国宰相晏婴似乎并不欢迎孔子的到来。至于原因,很好理解,没人欢迎一个来自国外的流浪汉抢自己的铁饭碗。?
孔子在齐国政坛大放异彩,得到了齐景公的赏识,齐景公准备重用孔子,把尼谿的肥田封给孔子。如果孔子能受封,这将意味着他在齐国站稳脚跟,这对晏婴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晏婴是贤相,但人总会有一点自私的,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换了谁也不会无动于衷,就像王猛看到苻坚重用慕容垂同样会吃醋一样。
不出意外,晏婴开始了对孔子的大肆攻击,他在齐景公指控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犯有三条大罪:一、儒者倨傲自顺,不堪为人臣之下;二、儒者重死不重生,崇尚厚葬,破坏纯厚的社会风俗;三、儒者不务正业,满世界流窜,靠三寸不烂之舌到处混饭吃,破坏国家稳定。
晏子倒没有完全否定孔子,只是说孔子不适合从政,因为孔子太注重人与人之间的礼数,当个教育家没问题,当政治家差了点。其实晏婴说了这么我,最后一句才是晏婴的真实想法——将孔子踢出齐国政坛。
晏婴是齐景公的左膀右臂,少了晏婴,齐景公什么事也做不成,就相当管仲之于齐桓公。晏婴直吐酸泡泡,齐景公当然不为因为孔子这个外国学者而得罪晏婴,齐景公对孔子的态度也渐渐冷淡了下来,但还是给予孔子一定的政治待遇,相当于鲁国的季孙之下,孟孙之上的待遇。
不过这可能是齐景公为了不背负“慢贤”的罪名而故意放出的烟雾弹,之后有位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被孔子告到了齐景公,想让齐景公给自己主持公道。没想到齐景公说什么“我已经老了,不能再重用夫子。”言下之意,齐国已经没有孔子的立足之地,而且你的人身安全我也无法保证,你自求多福吧。
孔子应该是有长期留在齐国从政的打算,但齐国突然来这么一手,孔子极为愤怒,对齐景公和晏婴破口大骂,而不是后人臆想中的逆来顺受,那并不是孔子真实的性格。《墨子.非儒篇》记载,孔子对齐景公、晏婴无礼行为的反应是“恚怒”,当场拂袖而去,回到鲁国。
关于孔子受辱于齐,《墨子》的记载最为详尽,但后世儒家普遍不相信《墨子》的记载,认为这是墨家对孔子的栽赃抹黑,不足采信。但司马迁并不是墨家,他是儒家,而他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也记载了孔子受辱于齐的事情,只不过没有《墨子》那么详细,说明这件事情大致上还是可信的。
孔子失去了一次在齐国伸展政治抱负的机会,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孔子在政治上暂时受挫,却有利于孔子在另一个层面上成为圣人,就是孔子最喜欢,也是最擅长的教育事业。
自鲁昭公被驱逐入齐之后,鲁国政坛混乱不堪,鸡毛乱飞,这根本不是一个合适的执政土壤。公元前510年,鲁昭公客死于齐地乾侯,鲁人立昭公的弟弟姬宋为国君,就是鲁定公。
鲁国的政治形势是君弱臣强,甚至可以说是主弱仆强。因为此时号称鲁国政坛第一人,不仅不是鲁定公,居然也不是季孙氏,而是原季孙氏的家臣阳货(《史记》记为“阳虎”,也有一说是名虎,字货)。阳货趁季平子去世,幼主弱小的时候,阴谋篡夺了季氏权力,从而控制鲁国朝政。
以孔子的智商,他绝对不会选择这个时候重回政坛,高层正在为了权力进行血腥杀戮,孔子犯不着出头给人当替死鬼。阳货为了给自己的专权蒙上一层文化的面纱,就像袁世凯想拉章太炎入伙一样。阳货三番五次想拉孔子入伙,都被孔子谢绝了,不过孔子却收下了阳货送给他的一头蒸猪。
《论语.阳货篇》对孔子与阳货的这段纠缠有详细记载,孔子收下蒸猪后,即不想给外人留下他已经和阳货结盟的印象,又不想见到阳货,便趁阳货外出时去他家致谢。没想到在半路遇到了阳货,二人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