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解放后，国家取得政权后，各方面的条件都好起来了，但是他对自己和身边人一直要求非常严格，有一件睡衣，在建国时就开始穿了，一直穿到他去世为止，整整穿了二十多年，睡衣破了又补，补了又破，破了再补，一件睡衣就补了73个补丁。

如此的艰苦朴素，难道是国家连满足他个人的正常需要都没有？

绝对不是，他是要时刻提醒自己，中国还是很贫困落后，不能追求个人享受，他真正做到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如此的节俭，就是平常人都做不到如此。

如此谦虚、谨慎、戒骄、戒燥的领袖，绝对是第一个反对“浮夸风”的，刮起“浮夸风”绝对另有其人。

因为有些领导人的智慧没有领袖高。

跟着领袖做出了许许多多的奇迹，而且领袖为人又特别谦虚，把功劳都往大家身上推，把他取得的巨大成就，说成是整个集体的智慧结晶，事实上也是有很多的正确的决定，他也是从众多人身上总结集累起来的。

大家长期下来也就慢慢习惯了。

觉得自己的才能也极为出色，也能够创造出奇迹。

其实他们可能没有想到，为什么那么多有才能的人，都不能把集体的智慧集中起来，唯独领袖能够做到。

领袖的智慧确实高所有人一筹。

也因为自己的才智，没有到达更高的水准，所以在做国民经济计划的时候，就出现偏差，就造成了过高估计劳动人民潜力的事情。

而且这些在发生问题之后，不能反思自己存在的问题。

又没有把事实情况向领袖汇报，利用领袖的高超智慧和崇高威望，妥善化解危机。

而是认为下面的人没有尽心尽力，固执己见，不断给下面压力，最后下面只能够造假，来满足这样的领导需要。

领袖的智慧就特别善于取长补短，发现问题，并及时纠正。

领袖的思想更是敏锐，他能够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问题。

所以他才会对那些自以为是的人，提出严厉的批评：“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同我讲，啊，什么话都不同我说。现在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你们是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

可以这么说，优秀的领导人。

善于把人的潜力挖掘出来，创造出人间奇迹。

而能力没有达到这个水平的领导人，由于能力不足，有可能他的主观上也是想把人的潜力挖掘出来，因为方法不对，变成相反的结果，最后变成把人心里的魔鬼释放出来，破坏社会。

但是出了问题后，他并没有反思自己能力不足。

反而认为高计划、高指标是罪恶的根源，是因为领袖赞成适当提高计划指标，他是最高领导人，大家都为了讨好他，才拼命加码的。

伟人之所以伟大，就因为伟人虚怀若谷。

能够听得进不同意见，并且从各种不意见中吸取精华。

后世有人说领袖好大喜功，才导致大跃进的“浮夸风”。

因为是领袖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号召，其实第一个五年对新中国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大跃进，国民经济建设取得非凡的成就，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本来确实是已经是比较高的指标了。

可谁也没有想到，竟然还会出现1957年，工业总产值超计划21％。

这可不是建立在，人民币的贬值基础上的数据，是没有任何水分的经济数据。

而且是在一定程度上，人民币在升值。

可见翻身解放的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是何等高涨，是能够创造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

而领袖提出的大跃进，确实是根据实际提出来的。

其实从相关的历史资料上看，领袖提出这个口号是切合实际的，当时也可以说是民心可用，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劳动人民感觉到自己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了，生产工作的积极性是何等高涨。

此时领袖提出大跃进的口号，其实也是非常敏锐的抓住了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机遇。

如果能按领袖的设想，在二十年乃至三十年内。

苏联也是通过三十年的努力，成就超级大国地位的。

我们国家是很有可能就能赶英超美的。

因为58年的工业总产值为415.9亿元，57的工业总产值271.6亿元，年增长53％，那在未来，每年的工业总产值平均能够增长30％，甚至增长25％，那么十年就能翻越过十倍以上。

二十至三十年的时间，就能增长超过100倍以上。

可同样的历史机遇，在其他人的手中，就出现了问题，因为如此巨大的建设成就，让不少的领导头脑确实发热了。

他们认为，原来奇迹真是可以创造的，为了创造更大的奇迹。

他们就鼓励下面，要提高计划指标，甚至在方方面面，都要搞高指标，事实上在某些方面高指标确实能够实现，从工业发展来说，大量兴办工厂，大量提高产值，只要谋划得当，是可以成功。

但在农业上，高指标就容易出问题。

想要粮食产量增产10％－20％，这样的指标实现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但是想要增产50％－100％，这根本就不可能。

当时中央相关部门领导，提出58年全国粮食产量，要在57年3500亿斤的基础上番一番，达到7000亿斤，当时领袖就给有关领导降温了，他就说道：粮食产量番番，指标太高了，你们只要能够增产1000－1500亿就很不错了。

很明显，领袖知道，粮食产量番番是不可能的。

领袖特别善于用人，他深知气可鼓不可泻的道理，为了不打击他们的积极性，所以就婉转建议指标适当降一降。

他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

如果全国上下，每个人都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就能不断创造人间奇迹。

可是为什么会出现三年的严重困难时期。

很明显就是领导干部错误的观念导致了这场严重的灾难，破坏了国家发展极好机遇，造成了社会的倒退。

究其原因，就是领袖在延安整风运动时讲到的：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

正因为有了这些干部，才会出现严重违背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事情，知假造假。

此时全国解放才十几年。

他当时说的那些问题都出现了，而且还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巨大灾难，给全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

领袖觉得有必要进行一场象延安整风运动式的整党。

刘c奇、邓x平一言不发地大口吸烟。

江q走过来招呼大家入席。

钱学森、陈永贵、董加耕、邢燕子被安排在领袖的左右，陶铸夫妇和罗瑞卿分在领袖这一桌。

刘s奇、邓x平、周w来、胡y邦及各大区书记及江q本人，则分坐在另外两桌。

这种安排是领袖亲自嘱咐的。

“大官”们只有陶铸夫妇有与领袖坐在一桌的殊荣。

席间，领袖一边喝酒，一边说话，话说得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其他人都默不作声。参与者记得领袖大声地赞扬钱学森：“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这很好。”

钱学森为不久之前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

领袖并没有提到这件事，只是表扬他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

他在这里很明显是指有些党的高级干部，不能严格要求自己，追求享受，公私不分，思想道德已经堕落，要求领导干部都能够象钱学森那样，严于律己，克己奉公。

这样的干部才是，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

曾志回忆说：

“那晚丝毫没有寿宴的气氛，个个都紧张而困惑，领袖这是怎么了？室内一点声音都没有，安静的瘆人，只听领袖一个人在那里嘻笑斥责，根本不敢去作任何的猜想。

陶铸后来说：

“我们那时哪敢往s奇身上想啊！不幸的是，矛头所指，恰恰就是s奇。”

领袖由早期也是积极争取刘s奇等中央领导，支持自己的整党方案，也许他们没有领袖看得深看得透，不能理解领袖见微知著，不能理解领袖的远见卓识，所以没有支持领袖整党的方案。

形成了政见上的巨大分歧，最后到了矛盾激化的结局。

领袖希望通过这一场的大革命，能够把思想品德差，个人能力低的领导干部从重要的岗位上拉下来。

让德才兼备的好干部能够走上领导岗位。

才能更快更好的建设好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让我们的国家能尽快富裕强大起来，才能真正快速赶英超美。

由于中央核心领导不能达成共识。

可能其他的领导同志，没有领袖看得远看得清，觉得领袖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了，不支持针对当权派的整党运动。

领袖为国为民的拳拳之心，并没有被多数人所接受。

他原来是想进行一次自上而下的整党运动，由于多数领导不理解、不支持，无法形成决议。

于是，他发动了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这一场运动，全国上上下下都牵涉到，当然既然是全国性的一场大运动，无数的人被牵涉进来，也有不少的野心家、阴谋家，利用这场运动，进行打击报复、争权夺利的行为，也是避免不了的。

但是领袖希望的已经变修了走资派，也绝大多数被拉了下来。

极大的沌洁了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