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时间，赵卫东就带着叶倩茹和温妍，在周游世界，世界七大洲，他们走了六大洲，基本上最好的风景都去过了，当然还有很多很美的风景，不能一一游览。

因为已经不知不觉一个多月，已经过去了。

自己有专机，真是太方便了，否则也不可能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就能把全世界最著名的景点，都玩了一遍。

现在已经是八月下旬，马上就到了开学的时间了。

叶倩茹和温妍就要赶回去上学了。

她们可没有赵卫东的特权，可以自由安排上课时间。

所以，她们必需赶回去了。

把叶倩茹和温妍送走后，赵卫东也就安下心来，考虑深港特区的布局问题了。

他前几天就知道，自己的老爸已经到深港任职了。

职位还是市长，没有变动，听岳父叶军豪介绍，老爸的任职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还有不小的争议，做为保守派，当然愿意赵国钧去深港，这是一个风险很大的职位。

保守派心想，把赵国钧放到深港。

就等于让改革派废掉一位能干的大将，何乐而不为。

他们就都同意了。

反而是改革派阵营有很多的领导不同意，因为从这几年赵国钧的发展势头非常好，已经成为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

如果培养得好，将来一定是改革开放阵营的中坚力量。

如果到深港风险太大。

他们很清楚，经济特区主要是一块试验田。

是把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引进国内，试试看资本主义的经济方式，对社会主义国家，是不是有作用。

当然，目前国家的外汇特别稀缺。

想通过特区引进外资，产品外销，为国家创汇。

不管特区建设的成绩大小，都是在突破界线，搞资本主义那一套，很容易被人垢病，多数人的前途会变得暗淡。

所以，改革派的领导多数都不支持。

后来叶军豪提出，特区改革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全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如果能让赵国钧到深港，主持经济建设工作。

那么经济特区的改革，成功的可能性会大得多。

经过再三的说服，改革派阵营中的不少领导，还是持保留意见，但总算是通过了。

叶军豪这才松了一口气。

在赵国钧到深港任职才一周多，国家就发出通知，全国人大批准设立四个经济特区。

当然，在没有批准之前，就已经做了很多的前期工作。

在1977年11月11-20日，首长复出后首站到广东视察。

当广南省委领导汇报一些边境地区的农民，外逃出港问题十分突出时。

首长说：“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

“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

“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首长指出：“你们的问题相当集中，比较明确，要写个报告给中央，把问题分析一下，什么是自己要解决的，什么是需要外省和中央解决的，看来中心的问题还是政策问题。”

这为此后提出创办经济特区埋下了伏笔。

1978年4月10日—5月6日，受国家委派，国家计委和外经贸部组织考察组，对港澳实地调研。

考察组回京后向中央提交《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提出：

可借鉴港澳的经验，把靠近港澳的广南的龙华、明海划为出口基地，力争经过三五年努力，在内地建设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游览区。

1978年4月19日。

首长在出席政局会议讨论《今后八年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规划要点》时指出：“广南搞出口基地，要进口饲料，应该支持，试一试也好嘛。”

1978年12月23日。

广南省革委会向国家报送《关于龙华、明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建设规划设想的报告》，指出：

“在三、五年内把龙华、明海两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成为吸收港澳游客的旅游区，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

1979年2月14日，国家批复广南省报告。

原则上同意关于龙华、明海两县外贸基地的规划设想。

1979年1月6日，广南省革委会和交通部联合。

向李副总理、国家上报《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南龙华县建立工业区的报告》，提出：由香港招商局在广南龙华县境内临近香港地区的地方即龙口公社设立工业区。

1979年1月13日，广南省革委会向国家请示。

提出将龙华县改为深港市，明海县改为明海市，属省辖市建制，3月5日，国家批复广南省革委会报告，批准龙华、明海撤县设市。

1979年1月17日。

首长在同工商界领导人谈话时提出：

“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办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

同月，首长还在国家办公厅编印的《来信摘报》上一份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到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上批示：

“这件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

1979年1月31日。

国家领导人听取交通部关于招商局筹建龙口工业区汇报。

最后在文件中批示：“拟同意。请＊＊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

1979年2月，广南省委第三书记＊＊＊到汕头传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精神，产生了在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的设想。

他通过电报向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二书记作了汇报。

3月3日，广南省委召开常委会，第三书记提出：三中全会的精神是解放思想，我提议广南应当拿出一个地方对外开放，最好从源头开始，可以在源头建一个像台湾搞的那样的出口加工区。

省委第一书记当即表示：

要搞，全省都搞，除了重要侨乡源头外，毗邻香港澳门的龙华、明海也可以同时搞。

他要求先拿出个意见，4月他到北京参加会议时，带去上报国家。

1979年3月29日。

首长在会见港督麦理浩谈到内地偷渡香港的情况时指出：“现在应该采取两个途径解决：一方面采取一些措施，减少一些人进入香港，减轻香港的压力；另一方面，香港要鼓励私人资金来广东进行投资，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从长远来看，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这个问题能够逐步得到解决。”

1979年5月11日—6月5日。

中央根据首长的意见。

派国家领导人带领工作组到广南、建闽考察，指导两省起草向国家的请示报告。

6月6日、6月9日，广南、建闽省委分别向国家上报《关于发挥广南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和《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速建闽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正式提出了实行新体制和在四地试办“出口特区”。

7月15日，国家批转广南省委、建闽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决定在四地试办特区。

至此，国家正式作出了关于试办特区的重大决策。

1979年8月23日，正式组建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由副总理＊＊同志担任“两委”主任，具体负责中国对外开放和试办特区的工作。

1979年9月25—28日十一届四中全会。

会议期间，首长对广南办特区问题作重要指示，要求广南省委放手搞，加紧搞。

要宽一些，快一些，小手小脚没办法搞。

1980年3月24—30日，国家采纳广南省的建议，将“出口特区”名称改为内涵更加丰富的“经济特区”。

1980年8月26日。

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批准在四地设置经济特区，至此，完成经济特区设立的决策和立法程序，标志着中国经济特区的正式诞生。

现在是特区建设的最艰难时期。

赵卫东知道需要尽早安排，他才算尽快联系老爸，让他尽快组织相关部门，到香港招商引资。

他选择了晚上十点的时间，联系老爸。

现在赵卫东只能够往深港市打电话了，他很快就联系上老爸了。

“喂，是老爸吗？”

赵卫东听到对方接电话就急忙先问道。

“哦，是卫东啊，这么迟挂电话来，有什么急事吗？”

赵国钧沉稳的说道。

“老爸，你到深港有些时间了吧？”

赵卫东关心的问道。

“嗯，有十一天了，没过来真是不知道，一个地级市，工作条件竟然如此艰苦，连一个办公地点都没有。”

赵国钧非常有感触的说道。

说实话，赵国钧工作了一辈子，还是第一次碰到，如此条件差的地方，办公没有办公的地方，住没有住的地方，交通也极不方便，特别是没有钱，没有经费。

而且是新设立的地级市，人口少、基础设施差、底子薄。

在现有的条件下，要建设和发展经济特区。

可谓是千难万难。

事实上，前世的深港特区，在开办的十年内，特区政府的一班人，费尽了千辛万苦，跟无数的外商谈判，招商引资十年总计才27亿美元，平均每个合同才引进外资43万美元。

由此可见，干得有多难。

赵国钧一到深港就感受到了，特区干部特别的不容易。

就是有6000万的贷款，还有上千万的财政资金。

如果是对于一个小县来说，也算不少的钱，但是想要建设一个现代的城市，那根本是杯水车薪，跟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

赵国钧也是巧户难为无米之炊。

自己还好有个非常能干的儿子，有他的支持帮助，赵国钧相信自己在深港，一定能干个风声水起。

赵卫东在好多年前，就能一次性给国家无偿捐助十亿美元。

那他现在肯定有能力支持三五十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