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早上,我赶在伯恩夫妇醒来之前早早起了床,在厨房水槽里把脸洗干净,仔仔细细把头发梳成辫子,扎上两条从缝纫室废料堆里找到的缎带,穿上最干净的一条裙子,系上围裙——昨天洗完衣服后,我把围裙晾到了屋侧的一根枝丫上。
吃早餐的时候(燕麦都结成了团,还没有加糖),我问起怎么去学校,又该什么时候去,伯恩太太望了望她的丈夫,目光又落回我身上。她裹紧肩上黑色的佩斯利涡纹花色围巾,说道:“多萝西,伯恩先生和我认为,你还没有准备好去上学。”
燕麦吃上去活像凝成了块的动物油脂。我望向伯恩先生,他弯下腰系起了鞋带,鬈发耷拉在前额上,遮住了面孔。
“什么意思?”我问道,“儿童援助协会……”
伯恩太太握起双手,紧抿着嘴微微一笑:“你已经不归儿童援助协会管了,不是吗?至于什么最适合你,现在由我们说了算。”
我的心猛地一紧:“可是我应该去上学啊。”
“看随后几个星期你的进展如何了。不过目前我们觉得,你最好花点时间适应新家。”
“我……已经适应了。”我的脸在发烫,“您的吩咐我全都照做了,如果您担心我没有时间做缝纫活儿的话……”
伯恩太太不动声色地瞥瞥我,我的舌头打起了结。“学校已经开学一个多月了,”她说,“你落下的课太多,今年死活也赶不上。再说,鬼知道你之前在贫民窟里念过什么书。”
我顿觉一阵刺痛,连伯恩先生也吓了一跳。“行啦,行啦,洛伊丝。”他低声说。
“我住的不是……贫民窟。”我费力地吐出那个词。因为她没有问过我,因为他们两人都没有问过我,我又接着说,“我读四年级。我的老师是乌里希夫人,我参加了合唱团,我们还表演了歌剧《光滑的鹅卵石》。”
他们都盯着我。
“我喜欢学校。”我说。
伯恩太太站起身,开始收拾盘碟。她收走了我的碟子,尽管我还没有吃完吐司。她的动作很猛,银餐具在瓷器上撞得叮当响。她打开水龙头,哐的一声把盘碟和刀叉扔进水池,转过身用围裙擦了擦手。“你这个野丫头,我一个字也不想听了。什么最适合你,这归我们说了算,明白了吗?”
此事就此收场,上学的事再也没有人提了。
伯恩太太每天会像个幽灵一样在缝纫室里出现几次,但她连一根针也没有碰过。据我看来,她会追踪订单、给范妮派活儿(范妮再把活儿分派给我们)、把做好的衣服收起来。她让范妮报告进度,同时一刻不停地审视着整间屋,确保其他人都在卖力干活儿。
对伯恩一家,我憋着一肚子问题,却不敢问出口。伯恩先生究竟是做什么的?他如何处理这些女人缝的衣服呢(我可以说是“我们”缝的衣服,但我只不过做些疏缝和卷边的活儿,如果这么说,岂不是活像削削土豆皮,却声称自己是大厨?)?伯恩太太每天都去哪儿了?她平时都在干些什么?时不时,我能听到她在楼上发出些动静,却压根儿不知道她在做什么。
伯恩太太规矩很多。她会为了鸡毛蒜皮的差错当着其他姑娘的面训斥我:床单叠得不够严实,厨房门没有关等。除了进进出出,家里所有的门必须随时关紧。缝纫室的门,厨房门,饭厅门,甚至楼梯顶端的门——四处的门都层层紧闭,整幢房屋因此显得森严而神秘。夜晚时分,在楼梯脚下黑漆漆的走廊里,我躺在垫子上,摩擦着双脚取暖,心里害怕极了。我还从未这样孤零零一个人。即使在儿童援助协会,在病房的铁床上,也有其他女孩跟我做伴。
伯恩太太不许我去厨房帮忙,我猜她是怕我偷东西吃。实际上,跟范妮一样,我也开始把东西偷偷塞进口袋里,要么一片面包,要么一个苹果。伯恩太太做的饭菜寡淡无味:软趴趴、灰扑扑的罐装豌豆,硬邦邦的煮土豆,稀拉拉的炖菜,而且永远不够吃。我不知道伯恩先生是真的没有注意到饭菜多么难吃,还是根本不在乎,也有可能,他只是心思不在这儿。
伯恩太太不在的时候,伯恩先生倒是挺和气。他喜欢跟我谈爱尔兰。他告诉我,他的家族来自东海岸附近的萨利布鲁克,他的叔叔和堂兄弟们在独立战争时期27都是共和党人,曾经与迈克尔·柯林斯28并肩作战。1922年4月,英国人冲进都柏林四法院大楼血洗反叛力量时,他们就在场。几个月后,柯林斯在科克郡附近遇刺时,他们也在场。柯林斯是爱尔兰史上最伟大的英雄,你不会不知道吧?
是的,我点点头,我知道。但我不太相信他的堂兄弟在场。爸爸曾经说过,在美国,只要遇见一个爱尔兰人,对方就会发誓说自己的某亲戚曾与迈克尔·柯林斯并肩作战。
爸爸无比爱戴迈克尔·柯林斯。他会唱起革命歌曲,通常大声又不着调,直到妈妈让他安静些——宝宝正在睡觉呢。他跟我讲过许多波澜起伏的故事,例如在都柏林的克迈哈姆监狱,1916年起义的领袖之一——约瑟夫·普朗克特与他的爱人格雷丝·吉福德在小教堂里举行了婚礼,几小时后即被行刑处死。当天被杀的总共有十五人,就连病得站不起来的詹姆斯·康纳利,也被行刑队捆在椅子上带进院子里,用子弹把他打成了筛子。“用子弹把他打成了筛子。”这是爸爸的原话。妈妈总是叫他收声,但他又把她打发走。“让他们知道这些很重要。”他说,“这是他们的历史!现在我们是在美国,可话说回来,天哪,我们的族人还在海那边呢。”
妈妈自有想要忘却的理由。正因为1922年条约29,爱尔兰自由邦30随之成立,我们才被迫离开金瓦拉,她说。决意击溃反叛力量的英军袭击了戈尔韦郡的大小城镇,炸毁了铁路,经济被破坏殆尽,害得镇里无工可做,爸爸的工作也没了着落。
嗯,都怪这些事,还有酒。她说。
“你本来可以当我的女儿,知道吧。”伯恩先生告诉我,“你的名字——多萝西……以前我们总想着,有一天给自己的孩子取这个名字,但很可惜小孩一直没来。结果你倒来了,还有一头红发。”
别人叫我多萝西的时候,我总是忘了答应。但在某种程度上,我很高兴有个新身份,这样一来,把许多往事抛到脑后就会容易得多。我不再是那个离开金瓦拉的祖母、叔叔、阿姨,坐着艾格尼丝·波琳号横渡重洋的妮芙,不再是和家人一起住在伊丽莎白街的妮芙。不,现在我是多萝西了。
“多萝西,我们得聊一聊。”某天晚餐时,伯恩太太说。我看了一眼伯恩先生,他正认认真真地往烤土豆上抹黄油。
“玛丽说你不……该怎么说呢……学得不怎么快。她说你似乎有点……不乐意学?要么就是不服管教?她说不好到底是哪种情况。”
“不是这样的。”
伯恩太太眼神炯炯:“仔细听好了,如果依我的主意,我会立刻联络委员会的人,把你送回去换个人来。但伯恩先生让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不过……要是再让我听到有人说一句你行为不端,我就把你送回去。”
她顿了顿,喝了口水:“我想,这都是你的爱尔兰血统害的。没错,伯恩先生是爱尔兰人……实际上,这也是我们饶你一次的原因。但我要告诉你的是,伯恩先生大可以娶个爱尔兰姑娘,但他没娶,原因不是明摆着的吗。”
第二天,伯恩太太来到缝纫室,让我去一英里以外的镇中心给她跑趟腿。“没什么难的,”当我问她怎么走时,她不耐烦地说,“我们开车带你回来的时候,你没注意看路吗?”
“她头一次去,我可以带她一起去,夫人。”范妮说。
伯恩太太看上去不太乐意:“难道你不用干活儿吗?范妮?”
“我刚做完这堆活儿,”范妮边说边把青筋毕露的手放在一堆裙子上。“都卷好边,熨好了。我的手指酸得很。”
“好吧,下不为例。”伯恩太太说。
为了照顾范妮的腰腿,我们慢慢穿过伯恩家所在的街区,这里的一片片土地上挤满了小房子。我们从榆树街左拐走上中央大道,一路经过枫树街、桦树街和云杉街,再右转来到主街。房屋大多数看上去很新,设计大同小异,粉刷成各种颜色,有着各色灌木,显得景色宜人。其中有些前门甬路笔直地通向门口,其余则是蜿蜒迂回的小径。快到镇上的时候,我们还经过几幢公寓楼和市郊的几家商店:一家加油站,一家街头小店,一个满是鲜花的苗圃,花朵的颜色犹如秋日落叶——赭色、深红、金色。
“我真是不明白,上次开车回家的时候,你怎么会没记住这条路呢?”范妮说,“天哪,丫头,你还真是不灵光。”我瞥瞥她,她狡黠地笑了。
主街上的百货店里灯光朦胧,十分暖和,过了一会儿我的眼睛才适应过来。抬头望去,我发现天花板上悬挂着腌火腿,一排排货架上摆满了干货。我们挑了几包缝纫针、一些纸样和一匹粗布。付完账,范妮从找来的零钱中取出一便士,从柜台上向我递过来:“自己去买根棒棒糖,回家的路上吃吧。”
糖果罐在货架上依次排开,五彩缤纷,口味各异,让人眼花缭乱。我仔细琢磨了好久,终于挑了一根漩涡形的棒棒糖,掺着粉色西瓜口味和绿色苹果口味。
我撕开糖纸,准备掰一块给范妮,但范妮不要:“我早就不吃甜食了。”
“我还不知道会有人不吃甜食呢。”
“这是给你吃的。”她说。
我们慢悠悠地往回走。我觉得,我们俩都不急着回去。带有凹凸纹路的棒棒糖又酸又甜,让我陶醉不已。吃着吃着,棒棒糖变得尖溜溜的,而我尽情品尝着它的滋味。“你得在我们到家之前吃完。”范妮说。至于原因,她用不着解释。
“玛丽为什么讨厌我?”快到家时,我问范妮。
“咳,她不讨厌你,孩子,她只是害怕。”
“怕什么?”
“你说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玛丽要怕我?
“她认定你会抢走她的工作。”范妮说,“伯恩太太是个铁公鸡。你学一学就能干玛丽的活儿,还不用付你工钱,那伯恩太太为什么还要花钱雇玛丽?”
我尽量不动声色,但范妮的话刺痛了我的心:“这就是当初他们选中我的原因。”
范妮慈爱地笑了:“你一定早就知道了吧。只要是个会做针线活儿的姑娘就成,不要钱的人手终究是不要钱的人手嘛。”走上台阶快要进屋时,她说,“你总不能怪玛丽心里害怕吧。”
从那时起,我不再担心玛丽,而是一头扎进了针线活儿里,一心让针脚间隔保持一致,仔仔细细将每件衣服熨得平整挺括,从我手里交给玛丽(或其他姑娘)的每件衣服都让我有种成就感。
但我跟玛丽的关系还是没有什么起色。我的活儿越干越好,她却变得越来越苛刻。我把一条粗缝过的裙子放进篮子里,玛丽一把抢过去仔细端详,扯开针脚,又扔回来给我。
树叶从淡玫瑰红变成嫣红,又从嫣红变成了褐色。向屋外走去时,我的脚下是一地松软清香的落叶。有一天,伯恩太太上下打量着我,问我还有没有其他衣服。我一直在用带来的两套衣服换洗,一件蓝白格子,一件格仔棉布。
“没有。”我说。
“那好吧,”她说,“你得给自己做几身衣服。”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伯恩太太开车带我去镇上,一只脚犹犹豫豫地踩着油门,另一只则时不时踩一下刹车。汽车一路颠簸,我们终于来到了百货店门口。
“你可以挑三种不同的布料。”她说,“我想想……每种来个三码?”我点点头。“布料必须又禁穿又便宜,那才适合……”她顿了顿,“九岁的姑娘。”
伯恩太太带我到了布料区,又领我到了便宜布料的货架旁。我挑了一匹蓝灰格子棉布,一匹雅致的绿色印花布,一匹粉红色涡纹布料。伯恩太太对前两匹布点点头,却对第三匹扮了个怪相。“天哪,这跟红头发实在不搭。”她抽出一匹蓝色条纹布。
“我觉得上身可以做点小褶边,简单又朴素;下身配条百褶裙。干活儿的时候可以在外面套上你那条围裙,你还有其他围裙吗?”
我摇摇头,伯恩太太说:“缝纫室里有很多被套料子,你可以用来做件围裙。你有外套吗?毛衣呢?”
“嬷嬷们给过我一件外套,不过太小了。”
店员量好布料,裁剪完毕,用牛皮纸包好扎上麻线。伯恩太太带我沿着大街来到一家女士服装店。她径直走向商店后方的打折区,找出了一件芥末色的羊毛大衣。这件衣服比我的尺寸足足大了好几个号,黑色的扣子闪闪发光。我穿上以后,她皱了皱眉。“嗯,这衣服很划算。”她说,“再说了,买件过一个月就穿不上的衣服有什么意思。我觉得挺好。”
我恨死那件大衣了,它甚至都不暖和;但我不敢顶嘴。还好店里有很多清仓出售的毛衣,我找到了一件合身的深蓝色绞花针织衫和一件米白V领毛衣。伯恩太太又帮我多挑了一件三折的灯芯绒裙子,大得不合身。
那天晚餐时,我穿上了新买的白毛衣和裙子。“你脖子上是什么东西?”伯恩太太问。我回过了神:她说的是我的项链,通常它都被我的高领衣服遮住了。她凑近我端详着。
“一个爱尔兰十字架。”我说。
“看上去真怪。那些是什么,手吗?为什么心上会有皇冠?”她坐回椅子上,“我觉得真是亵渎神灵。”
我告诉她,我的祖母如何在第一次领圣餐时得到了这条项链,又如何在我来美国之前传给了我。“握在一起的手象征着友谊,心象征着爱,皇冠象征忠诚。”我解释道。
她哼了一声,把腿上的餐巾重新叠好:“还是觉得很怪,我有点想让你取下来。”
“行啦,洛伊丝。”伯恩先生说,“不过是件家人给的小玩意儿,不碍事的。”
“也许是时候把那些故国旧事扔一边了。”
“又没有碍到任何人,不是吗?”
我瞥了伯恩先生一眼,很惊讶他会为我说话。他朝我眨眨眼睛,好像在玩游戏。
“碍到我了。”她说,“这姑娘用不着到处告诉人家她是个天主教徒吧。”
伯恩先生放声大笑:“瞧瞧她的头发,她明明就是个爱尔兰人,还用说吗?”
“对姑娘家来说太不雅观了。”伯恩太太小声说。
后来伯恩先生告诉我,天主教徒都不讨他太太的欢心,尽管她自己嫁的就是个天主教徒。他从不去教堂,那倒是有点用处。“我俩总算相安无事。”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