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崇祯皇帝以大明皇帝的身份，尤其以如今正在恢复的大明国势，自是没有必要亲自出面，去接见来自对马藩的小小使者。

即便是德川幕府派来了使者，让理藩院或者是礼部官员出面见上一见，已经算是不错了。

毕竟对马藩相比于大明，简直是个芝麻绿豆大点儿的地方，不仅从来也没有与大明朝有过朝贡的关系，而且当年因为倭患的原因，与大明朝还是敌人。

毕登翰带着来自对马藩的这两个人来到京师，前往理藩院报备接洽的时候，不管是理藩院还是礼部，都不怎么待见这几个人。

就是在这种礼部与理藩院官员不解的情况下，崇祯皇帝降尊屈贵地迅速接见了这些人。

如今的崇祯皇帝对于以大明皇帝之尊接见这样的外藩使者，是不是降尊屈贵不对等之类的说法，并不怎么在乎。

只要对大明朝有利的事情，就是再小再微不足道，他也愿意去做。

之所以如此，倒不是他喜欢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

而是如今包括理藩院在内的六部职司衙门，还没有能够令他比较放心并且可以很好地处理这类海外事务的人选。

现在，在处理外藩蒙古部落的问题上，崇祯皇帝已经在理藩院内收拢了一大批足以胜任的人物。

除了恭顺侯吴惟英之外，还有被俘归降的原鄂尔多斯济农、今一等奉恩侯额璘臣，以及原察哈尔窦土门固山、今理藩院蒙古副使多尔济达尔罕等人。

这些人物，对于蒙古外藩部落的认识，自然远远高出于大明朝朝堂之上的那些文官武将，不仅可以给崇祯皇帝提供适合蒙古外藩的建议，而且崇祯皇帝也可以放心让他们独当一面或者充任使节，去接见、招抚或者联络其他蒙古部落首领。

在朝鲜问题上，也是如此，不仅有了理藩院副使姜曰广这种多次出使朝鲜的官员，而且还有驻朝的张溥、乔启泰等文武官员，以及安东侯毛文龙、平壤伯刘兴祚等人，涉及朝鲜的事务可以让这些人去办理。

甚至包括在接触建虏后金国的问题上，如今只要崇祯皇帝有这个打算，也有好几个人选可以使用，比如说仍然作为内臣留驻在锦州的司礼监随堂太监郑之慧，再比如兰妃的弟弟满珠习礼。

甚至到了关键时候，那个被毛维张从东江镇一路带来京师的奴儿哈赤的幼子即第十六子费扬果，都可以利用得上。

如今海兰珠的弟弟，出身于科尔沁左翼博尔济吉特氏的满珠习礼，早已主动剪去了丑陋的金钱鼠尾，成为了理藩院行人司的一名行人。

至于被毛维张带来京师的那个十一岁的老奴幼子费扬果，崇祯皇帝只是在接见毛维张的时候，让人将他领进宫来看了一眼，然后就传谕让锦衣卫带着这个费扬果，前往山东曲阜的衍圣公府去了。

崇祯皇帝的口谕，当然没有说明费扬果的真实身份，只说这是外藩王公送来大明学习四书五经礼乐制度的质子，从今往后数年寄养在曲阜衍圣公府，令衍圣公府好生看护教导，务令其通晓天朝礼仪云云。

崇祯皇帝的这个做法并没有公开进行，只有锦衣卫指挥使巩永固，以及当日在场的侍从五官、军机舍人们，还有锦衣卫经手的人员知道。

若非如此，怕是又要引起一番轩然大波了。

衍圣公府是一个极其独特的存在，从北宋时候获得衍圣公的封号以后，从北宋、到南宋以及南宋时期位于北方的金国，一直到元朝、明朝，这个爵位和封号一直都由曲阜孔氏世袭罔替地继承了六百多年。

到了明朝灭亡之后，衍圣公府继续存在，并且继续获得满清的册封，然后又世袭罔替到后来的民国年间。

衍圣公府为什么能够挺得过这么多王朝的更迭而近千年屹立不倒？

除了历朝历代都尊奉孔子，使得孔子后裔的地位尊崇无比之外，剩下的就是衍圣公府在各个王朝更迭时期见风使舵的做法了。

自从受到北宋赵家人的礼遇和册封之后，衍圣公府为了保住家族地位，那真是女真人来了投女真，蒙古人来了投蒙古。

而投靠了这些外来的异族统治者之后，衍圣公府一切照旧，也得到了这些异族统治者的礼遇。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先例，所以后来满清入关了之后，连南明政权还没有消灭呢，曲阜的衍圣公府就抢在前面投了满清。

从此之后，孔家人心安理得地剃发易服，继续稳稳地做着满清的衍圣公，又做了将近三百年。

对于一个历史悠久的显赫家族来说，这是他们的生存之道。

选择趋利避害，当然无可厚非。

但是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象征，或者说一个民族的精神纽带来说，实在是有点对不住衍圣公这个封号以及他们祖先教导别人遵守的仪轨。

孔子本人的在天之灵，要是知道他的后世子孙每到华夏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都是这种屈膝事虏的表现，恐怕这个在天之灵也要被气死多少回。

当然了，崇祯皇帝虽然对孔家人享受了大明朝将近三百年的爵位俸禄，到最后自己大明朝尸骨未寒的时候就改事满清，非常鄙夷，非常看不上，但是他却并没有非要去动孔家人的打算。

因为如果衍圣公府配合，今后还有很多有利于华夏的事情可以做。

如果衍圣公府不配合，那就让他们继续作为花瓶或者锦上添花的点缀存在下去吧。

如今在位的衍圣公孔胤植，正是历史上那个为了维护自己家族利益而主动剃发易服以迎满清的孔家第六十四代衍圣公。

原本历史上，崇祯皇帝会在自己的长子朱慈烺诞生的次年，册封朱慈烺为皇太子之后不久，就让皇太子拜在孔胤植的门下学习礼仪，并封了衍圣公孔胤植为太子太傅。

如今同样是崇祯三年，但是这一世，孔胤植当然没有了这个待遇，不过崇祯皇帝在周皇后生下了皇长子朱慈烺之后不久，想起他历史上悲催而短暂的人生，不知怎么地就联想到了衍圣公这个人。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的夜里，皇太子朱慈烺曾经有过逃往曲阜，去求助孔胤植这个太子太傅的想法。

但是当他被送出城后，身无分文不说，身边也没有护卫，面对围困京师的贼军连营，惶恐无依的朱慈烺，不得已又返回城中，想要求助并托庇于嘉定伯府，结果被自己的外公和舅舅所出卖，从此陷入城中，落入贼手。

既然当时朱慈烺能够想起这个太子太傅，可见他在皇太子的心目之中，还是有一定地位的。

不过以孔胤植在历史上的表现，就算当时朱慈烺真的跑到了曲阜，顺利地找到了这个孔胤植，他的下场恐怕也很难说。

当然了，崇祯皇帝联想这个衍圣公孔胤植，还有别的因素，那就是孔学与科举的事情。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之所以在理藩院这样的重要机构之中重用出身蒙古人的官员，实在是因为他从满朝文武之中找不到几个能够与属国番邦打交道的人才。

这种情况的根源，当然与明朝的科举制度有着直接的关系。

那些只读四书五经的书生们，即使经过了层层选拔考中了进士，对于这个时代大明朝内外面临的形势，也仍然是一无所知。

这样的人，你让他处理内部的事务都不放心，就更别说放手让他们去处理外部的事务了。

所以，不管是接见那些葡萄牙满喇加总督府的使者、荷兰东印度公司驻巴达维亚总督府的使者，又或者是耶稣会在华的传教士，还是像如今这样，接见对马藩的使者，所有这些与大明朝外部世家打交道的事务，他都只能勉为其难亲力亲为了。

而且这样的局面，一时半会儿也是改变不了，不是他不想改变，而是任何人都做不到快速的改变。

如今崇祯三年天下各省的乡试，都已经结束了，各地新科举人的名单也已经陆陆续续地送到了京师的礼部。

就在这次各省的乡试于八月中旬开始之前，崇祯皇帝也曾想着，下旨给南北两京的礼部，对乡试的内容多多少少采取一些变更。

但是想来想去，还是放弃了，最后一切还是遵循旧制进行。

如果他非要以圣旨的形式来改变这个东西，倒也并非一定就做不到。

但是在改革和重组南北五军都督府的关键阶段，在大明朝北方的干旱已然未曾缓解的情况下，他还是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好。

想来想去，便硬生生地压下了心头的冲动。

由科举联想到了孔学，由孔学联想到了孔家的衍圣公府，同时也联想到了原本崇祯三年获封太子太傅的孔胤植。

就在崇祯皇帝天马行空浮想联翩的时候，毛维张带着那个费扬果来到京师陛见，于是崇祯皇帝便将这个无法安置的费扬果顺手扔给了衍圣公府，看看这个衍圣公府能不能真的变夷为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