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九章【方士】(1/1)

李斯实际上也是个没有治国经验的激进派,视历代统治术为腐朽过时之物,他以为“法令”能至高无上,取代文化与道德。他又迷信官吏万能,以为有了忠心耿耿的官吏,连教师也可以不要了。

其实法律只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要想官民都守法,还得有良好的文化、道德氛围,天下人如果都成了无知无识、狠如禽兽的乱民,靠法律能镇得住吗?官吏也是同样,不要教育,不讲道德,怎么能有合格的官员?像李斯这种人,在法家中也算是极端的,思维中缺少一点基本逻辑——他以为,如果一个人吃三张饼能饱,那就直接吃第三张好了,头两张饼不吃也罢。

他提出的焚书,开了人类历史的恶例。六国那会儿,君主多少都还标榜自己有文化,贵族交往聚会,不念两句诗是不行的。李斯却要挖掉人头脑中的文化,百姓偶尔说两句《诗》、《书》,都要砍脑袋,这不是要退回原始社会去么?

接着“焚书”事件,又发生了一桩“坑儒”事件,其案情扑朔迷离,给了秦朝的知识分子最致命的一击。

秦始皇做了千古一帝,起码在中国历史上无人可比,不仅李斯这类拥护者是这么认为的,始皇帝本人感觉也是这样。那么,一般人到了这地步,就“真的想再活500年”了。与我们常人操劳衣食、奔走禄位不同,我们活上70年,大概就很有些不耐烦了。

秦始皇不可能有现代科学意识,他自然要开始琢磨:如何能长生不老?这也不完全是为了贪图生之享乐,他一天看几百斤的文件,也不见得是什么享乐,这里面,也有为帝国的长治久安着想的因素吧。

秦始皇二十八年,他冬巡至琅琊(今江苏赣榆),有齐人徐福(又名徐市)给他上书,说海上有三座神山,分别是蓬莱、方丈、瀛洲。这就是李白后来所说的“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徐福说山上有神仙,长生不老。他请求率童男童女入海求仙,定能求来长生不老药。

始皇帝照准了徐福的请求,给徐福派了好几千童男童女,载上够吃三年的粮食,坐着大船就下海去了。

现在的人看,这徐福好像就是个骗子。其实不然,他是琅琊当地的一位“方士”,博学多才,通晓医学、天文、航海等知识,且同情百姓、乐于助人,在沿海一带名望甚高。徐福还是鬼谷子的关门弟子,跟师傅学到了辟谷、气功、修仙的本领,且兼通武术。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就有这么一类,当时叫方士,并不见得就是骗子。他们弄的那些玩意儿,有的是化学,有的是医学,有的是心理学,还有的是占卜,不能说都是骗术。

徐福这一折腾,耗资巨大,但出海数年,空手而归。九年后,秦始皇东巡至琅岈,听徐福说神山尚未找到,大为生气。徐福连忙推说出海后碰到巨大的鲛鱼阻碍,没法儿登陆神山,请求增派射手对付鲛鱼。秦始皇应允了,派了一批射手出海,果然射杀了一头大鱼(估计是鲸鱼吧)。

大鱼除掉了,再去总成了吧。秦始皇再次派徐福携带童男童女,还有百工巧匠、甲士、射手500多人,装载了满满一船五谷种子、粮食、器皿等入海。

这回徐福不敢折回来了,硬着头皮往前走,终于登陆了一块“平原广泽”。这是哪里啊?据说就是日本的九州。原来,所谓蓬莱,就是日本的北九州;所谓方丈,就是韩国的济州岛;所谓瀛洲,就是琉球群岛。

按照秦律,方士的药方要是不灵验,那时要砍头的。徐福上岛一卡按,这也就一荒郊野外,何来长生不老药,所以不敢回去,就在日本定居了下来。那时的日本也不叫日本,还没有国家形态,徐福这一群人的到来,无异于是先进群体插队落户,他们教给当地土著农耕、捕鱼、锻冶、制盐等技术,传授医术,大受欢迎。所以在日本后世,尊徐福为“司农耕神”和“医药神”,还有说他曾自立为国王的。

徐福最后到了日本,这事八九不离十。日本的地名和人名中有那么多以“福”字打头的,似乎也跟他有关。

徐福在东瀛算是安居乐业了,可这边厢急坏了秦始皇,他坐等徐福不归,就又派了方士卢生去寻找仙人,还派了另外的人去找不死之药。世界上除了人以外,不能长寿的东西多了,大部分事物都“犹有竟时”,可还是有人祈望能千秋万代,这一点都不可笑。

卢生还真是有点收获。秦始皇再次巡游到达上郡(今陕西与内蒙古交界处)后,卢生求见,说自己刚从海外归来,带回来一本《录图书》,是一本谶书,可预测将来之事,书上说:“灭秦者,胡也”。

秦始皇高度警觉:是啊,这些北方的胡人,不扫灭还真是不得了!于是他派大将蒙恬,带领33万大军北击匈奴,又在北方修起了长城。过了若干年,秦始皇死了,秦朝也亡了,人们才醒悟过来,这个“胡”哪里是胡人,而是“二世而亡”的胡亥。这些传闻,我们姑且听之吧。

这个卢生只是个方士,弄点占卜、气功什么的还行,要拿出长生不老药来,他得掂量一下自己的头颅有多重。于是他只能哄秦始皇:“臣等去求仙人奇药,常不遇,好像有什么东西伤害了仙人。”他建议秦始皇要隐蔽自己的行踪,以远离鬼怪,这样才能迎来水火不侵的“真人”,求得不死之药。

秦始皇被忽悠住了,说:“我仰慕真人。”于是不再自称“朕”,而自称“真人”,又下令将咸阳方圆200里内的270座宫殿,用空中“复道”和带盖子的“甬道”相连,他走到哪里都要严格保密,谁说出去就是死罪。

从此,秦始皇深居简出,处理朝政都在咸阳宫,要是偶尔出去也行踪诡秘。原先性格还算开朗的他,这以后就变得很孤僻了。政坛从来是高处不胜寒,换了谁也难免。

秦始皇对方士深信不疑,但方士心里明白:这不过是哄独裁者高兴。可是方士这个活儿,跟御用文人不一样,文人怎么吹都行,方士是必须要拿出长生药来的,“不验,辄死”。时间一长,总拿不出来怎么办?

就在焚书的第二年,负有寻找长生药使命的侯生和卢生,私底下就这一问题,展开了一番讨论。

他们说:“始皇这人,天性刚愎自用,从诸侯起家,兼并天下,随心所欲,以为自古以来无人可及。现在又专用狱吏,博士虽有七十人,但备而不用,丞相等诸大臣,只管办事,一切由皇上说了算。皇上以杀人刑罚树立威望,天下人怕得罪、要保俸禄,都不敢尽忠。这样一来,皇上听不到批评而日益骄横,下面因为害怕就只挑好听的说,以取悦皇上。秦法,药方不灵验,那可是立刻就得死的呀。现在,懂天文气象的有三百人,皆良士,因为忌讳就只能说些拍马屁的话,不敢直截了当批评上面。天下大小事,都是皇上说了算,一天要看几百斤文件,不看完不休息,贪恋权势如此,我们决不能为他求仙药。”

看来,古代的方士,也不能简单归结为骗子,他们还有以天象、占卜劝谏君主的功用,这是积极的一面。

两人讨论完毕,既出于害怕,又出于正义感,决定不玩了!于是一起逃亡了,不知所终。

秦始皇听说这两个方士跑了,大怒道:“我不久前收缴了天下不中用之书,全部销毁;又召集大批文学之士和方士,想发挥他们的作用,开创太平盛世,方士却劝谏我求奇药。现在方士一去无消息,徐福花费巨大,终究也没得到奇药。只有狡诈之徒为了图利,日日报告说有发现。像卢生等人,我赐给甚厚,现在却诽谤我,给我扣上‘不德’的大帽子。这岂能容忍?诸生凡是在咸阳的,我都要派人查问,看是否有以妖言惑众的!”

于是,始皇帝派御史,对首都所有的儒生和方士立案审讯,被审者只有供出有嫌疑的人,自己才可解脱。

高压之下,什么口供没有?如此辗转攀扯,查出犯禁者共有460余人,皆在咸阳坑杀,并公告天下,以警示其他知识分子。这之后,更有大规模的贬谪、流放,对象都是知识分子。

可怜这460多名首都知识分子,是在渭水之滨被坑杀的,据说在今陕西临潼以西20里,就有一处山谷叫做“洪坑沟”,清乾隆时代的县志上载,此地又名“坑儒谷”,就是秦始皇当年的坑儒之地。

秦始皇的长子扶苏,是个有慈悲心肠的人,他对知识分子如此惨遭活埋看不过去,向父皇提出了委婉的劝谏:“当今天下初定,远方黔首还未真心归顺,诸生也还都习惯于尊崇孔子。爹爹您现在全部施以重罚,臣恐天下不安,望父皇察之。”

这番话触怒了秦始皇,他现在只听得进法家言论,听不得“孔子”这两字,于是他把扶苏派到上郡,去做蒙恬的监军。扶苏这一去,就再也没有踏上归路。

秦始皇把扶苏送到北方边境,是要让他受点锻炼,知道国家不是那么好摆弄的,似乎还没有不再信任的意思,因为监军等于手握兵权。北方的30多万大军,是秦军的精华;从这一点看,秦始皇对扶苏还是寄予厚望的。

现代史学界对始皇焚书一般都予以指责,烧书总是不对的,有的烧了就永远不能恢复。但对于坑儒,却有不同看法,最极端的是《剑桥中国秦汉史》,干脆认为“坑儒事件”是瞎编的。

瞎编当然不太可能,司马迁写《史记》的时间距离坑儒并不远,他不可能把流言当做正史。还有学者说坑的都是骗子,不是知识分子,其实方士也是古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在社会中有他们独特的功用。秦朝以“查禁妖言”为名,一次坑杀460多个读书人,无论如何也是暴政。

秦始皇功高于天,这不假,但历史人物在做好事的时候,有时候不可避免地也会做坏事。古人对于政治,有他们自己的理解。一个开创性的大帝国,应怎么统治,也需要有一个漫长的探索和纠错的过程。

秦始皇焚书坑儒,对知识分子是空前的重创,有人视为民族千年之痛。他的这一举措,使得原六国的知识分子迅速离心,成为潜在的叛逆者。

专制政权,如果没有知识分子自群体参与,就无法完善和自我纠错。政权只依靠狱吏实行高压统治,使帝国政务变成了单纯的镇压与控制,再加上大工程的劳役空前繁重,百姓不堪其苦,知识分子趁势制造对抗舆论,帝国的基座也就十分不稳了。

秦始皇一定读过很多法家著作,但他要是能领会一点老子的精髓,就好了——辩证法,这是中国哲学最有用的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