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实际上也是个没有治国经验的激进派，视历代统治术为腐朽过时之物，他以为“法令”能至高无上，取代文化与道德。他又迷信官吏万能，以为有了忠心耿耿的官吏，连教师也可以不要了。

其实法律只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要想官民都守法，还得有良好的文化、道德氛围，天下人如果都成了无知无识、狠如禽兽的乱民，靠法律能镇得住吗？官吏也是同样，不要教育，不讲道德，怎么能有合格的官员？像李斯这种人，在法家中也算是极端的，思维中缺少一点基本逻辑——他以为，如果一个人吃三张饼能饱，那就直接吃第三张好了，头两张饼不吃也罢。

他提出的焚书，开了人类历史的恶例。六国那会儿，君主多少都还标榜自己有文化，贵族交往聚会，不念两句诗是不行的。李斯却要挖掉人头脑中的文化，百姓偶尔说两句《诗》、《书》，都要砍脑袋，这不是要退回原始社会去么？

接着“焚书”事件，又发生了一桩“坑儒”事件，其案情扑朔迷离，给了秦朝的知识分子最致命的一击。

秦始皇做了千古一帝，起码在中国历史上无人可比，不仅李斯这类拥护者是这么认为的，始皇帝本人感觉也是这样。那么，一般人到了这地步，就“真的想再活500年”了。与我们常人操劳衣食、奔走禄位不同，我们活上70年，大概就很有些不耐烦了。

秦始皇不可能有现代科学意识，他自然要开始琢磨：如何能长生不老？这也不完全是为了贪图生之享乐，他一天看几百斤的文件，也不见得是什么享乐，这里面，也有为帝国的长治久安着想的因素吧。

秦始皇二十八年，他冬巡至琅琊(今江苏赣榆)，有齐人徐福（又名徐市）给他上书，说海上有三座神山，分别是蓬莱、方丈、瀛洲。这就是李白后来所说的“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徐福说山上有神仙，长生不老。他请求率童男童女入海求仙，定能求来长生不老药。

始皇帝照准了徐福的请求，给徐福派了好几千童男童女，载上够吃三年的粮食，坐着大船就下海去了。

现在的人看，这徐福好像就是个骗子。其实不然，他是琅琊当地的一位“方士”，博学多才，通晓医学、天文、航海等知识，且同情百姓、乐于助人，在沿海一带名望甚高。徐福还是鬼谷子的关门弟子，跟师傅学到了辟谷、气功、修仙的本领，且兼通武术。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就有这么一类，当时叫方士，并不见得就是骗子。他们弄的那些玩意儿，有的是化学，有的是医学，有的是心理学，还有的是占卜，不能说都是骗术。

徐福这一折腾，耗资巨大，但出海数年，空手而归。九年后，秦始皇东巡至琅岈，听徐福说神山尚未找到，大为生气。徐福连忙推说出海后碰到巨大的鲛鱼阻碍，没法儿登陆神山，请求增派射手对付鲛鱼。秦始皇应允了，派了一批射手出海，果然射杀了一头大鱼(估计是鲸鱼吧)。

大鱼除掉了，再去总成了吧。秦始皇再次派徐福携带童男童女，还有百工巧匠、甲士、射手500多人，装载了满满一船五谷种子、粮食、器皿等入海。

这回徐福不敢折回来了，硬着头皮往前走，终于登陆了一块“平原广泽”。这是哪里啊？据说就是日本的九州。原来，所谓蓬莱，就是日本的北九州；所谓方丈，就是韩国的济州岛；所谓瀛洲，就是琉球群岛。

按照秦律，方士的药方要是不灵验，那时要砍头的。徐福上岛一卡按，这也就一荒郊野外，何来长生不老药，所以不敢回去，就在日本定居了下来。那时的日本也不叫日本，还没有国家形态，徐福这一群人的到来，无异于是先进群体插队落户，他们教给当地土著农耕、捕鱼、锻冶、制盐等技术，传授医术，大受欢迎。所以在日本后世，尊徐福为“司农耕神”和“医药神”，还有说他曾自立为国王的。

徐福最后到了日本，这事八九不离十。日本的地名和人名中有那么多以“福”字打头的，似乎也跟他有关。

徐福在东瀛算是安居乐业了，可这边厢急坏了秦始皇，他坐等徐福不归，就又派了方士卢生去寻找仙人，还派了另外的人去找不死之药。世界上除了人以外，不能长寿的东西多了，大部分事物都“犹有竟时”，可还是有人祈望能千秋万代，这一点都不可笑。

卢生还真是有点收获。秦始皇再次巡游到达上郡（今陕西与内蒙古交界处）后，卢生求见，说自己刚从海外归来，带回来一本《录图书》，是一本谶书，可预测将来之事，书上说：“灭秦者，胡也”。

秦始皇高度警觉：是啊，这些北方的胡人，不扫灭还真是不得了！于是他派大将蒙恬，带领33万大军北击匈奴，又在北方修起了长城。过了若干年，秦始皇死了，秦朝也亡了，人们才醒悟过来，这个“胡”哪里是胡人，而是“二世而亡”的胡亥。这些传闻，我们姑且听之吧。

这个卢生只是个方士，弄点占卜、气功什么的还行，要拿出长生不老药来，他得掂量一下自己的头颅有多重。于是他只能哄秦始皇：“臣等去求仙人奇药，常不遇，好像有什么东西伤害了仙人。”他建议秦始皇要隐蔽自己的行踪，以远离鬼怪，这样才能迎来水火不侵的“真人”，求得不死之药。

秦始皇被忽悠住了，说：“我仰慕真人。”于是不再自称“朕”，而自称“真人”，又下令将咸阳方圆200里内的270座宫殿，用空中“复道”和带盖子的“甬道”相连，他走到哪里都要严格保密，谁说出去就是死罪。

从此，秦始皇深居简出，处理朝政都在咸阳宫，要是偶尔出去也行踪诡秘。原先性格还算开朗的他，这以后就变得很孤僻了。政坛从来是高处不胜寒，换了谁也难免。

秦始皇对方士深信不疑，但方士心里明白：这不过是哄独裁者高兴。可是方士这个活儿，跟御用文人不一样，文人怎么吹都行，方士是必须要拿出长生药来的，“不验，辄死”。时间一长，总拿不出来怎么办？

就在焚书的第二年，负有寻找长生药使命的侯生和卢生，私底下就这一问题，展开了一番讨论。

他们说：“始皇这人，天性刚愎自用，从诸侯起家，兼并天下，随心所欲，以为自古以来无人可及。现在又专用狱吏，博士虽有七十人，但备而不用，丞相等诸大臣，只管办事，一切由皇上说了算。皇上以杀人刑罚树立威望，天下人怕得罪、要保俸禄，都不敢尽忠。这样一来，皇上听不到批评而日益骄横，下面因为害怕就只挑好听的说，以取悦皇上。秦法，药方不灵验，那可是立刻就得死的呀。现在，懂天文气象的有三百人，皆良士，因为忌讳就只能说些拍马屁的话，不敢直截了当批评上面。天下大小事，都是皇上说了算，一天要看几百斤文件，不看完不休息，贪恋权势如此，我们决不能为他求仙药。”

看来，古代的方士，也不能简单归结为骗子，他们还有以天象、占卜劝谏君主的功用，这是积极的一面。

两人讨论完毕，既出于害怕，又出于正义感，决定不玩了！于是一起逃亡了，不知所终。

秦始皇听说这两个方士跑了，大怒道：“我不久前收缴了天下不中用之书，全部销毁；又召集大批文学之士和方士，想发挥他们的作用，开创太平盛世，方士却劝谏我求奇药。现在方士一去无消息，徐福花费巨大，终究也没得到奇药。只有狡诈之徒为了图利，日日报告说有发现。像卢生等人，我赐给甚厚，现在却诽谤我，给我扣上‘不德’的大帽子。这岂能容忍？诸生凡是在咸阳的，我都要派人查问，看是否有以妖言惑众的！”

于是，始皇帝派御史，对首都所有的儒生和方士立案审讯，被审者只有供出有嫌疑的人，自己才可解脱。

高压之下，什么口供没有？如此辗转攀扯，查出犯禁者共有460余人，皆在咸阳坑杀，并公告天下，以警示其他知识分子。这之后，更有大规模的贬谪、流放，对象都是知识分子。

可怜这460多名首都知识分子，是在渭水之滨被坑杀的，据说在今陕西临潼以西20里，就有一处山谷叫做“洪坑沟”，清乾隆时代的县志上载，此地又名“坑儒谷”，就是秦始皇当年的坑儒之地。

秦始皇的长子扶苏，是个有慈悲心肠的人，他对知识分子如此惨遭活埋看不过去，向父皇提出了委婉的劝谏：“当今天下初定，远方黔首还未真心归顺，诸生也还都习惯于尊崇孔子。爹爹您现在全部施以重罚，臣恐天下不安，望父皇察之。”

这番话触怒了秦始皇，他现在只听得进法家言论，听不得“孔子”这两字，于是他把扶苏派到上郡，去做蒙恬的监军。扶苏这一去，就再也没有踏上归路。

秦始皇把扶苏送到北方边境，是要让他受点锻炼，知道国家不是那么好摆弄的，似乎还没有不再信任的意思，因为监军等于手握兵权。北方的30多万大军，是秦军的精华；从这一点看，秦始皇对扶苏还是寄予厚望的。

现代史学界对始皇焚书一般都予以指责，烧书总是不对的，有的烧了就永远不能恢复。但对于坑儒，却有不同看法，最极端的是《剑桥中国秦汉史》，干脆认为“坑儒事件”是瞎编的。

瞎编当然不太可能，司马迁写《史记》的时间距离坑儒并不远，他不可能把流言当做正史。还有学者说坑的都是骗子，不是知识分子，其实方士也是古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在社会中有他们独特的功用。秦朝以“查禁妖言”为名，一次坑杀460多个读书人，无论如何也是暴政。

秦始皇功高于天，这不假，但历史人物在做好事的时候，有时候不可避免地也会做坏事。古人对于政治，有他们自己的理解。一个开创性的大帝国，应怎么统治，也需要有一个漫长的探索和纠错的过程。

秦始皇焚书坑儒，对知识分子是空前的重创，有人视为民族千年之痛。他的这一举措，使得原六国的知识分子迅速离心，成为潜在的叛逆者。

专制政权，如果没有知识分子自群体参与，就无法完善和自我纠错。政权只依靠狱吏实行高压统治，使帝国政务变成了单纯的镇压与控制，再加上大工程的劳役空前繁重，百姓不堪其苦，知识分子趁势制造对抗舆论，帝国的基座也就十分不稳了。

秦始皇一定读过很多法家著作，但他要是能领会一点老子的精髓，就好了——辩证法，这是中国哲学最有用的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