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俘获公子卬在战役第二年，秦军又与魏军激战于岸门（今河南长葛境内）。秦军又胜。这回把公子卬的部下，那位一点也没错的魏错将军也给俘虏了。

岸门这地方已是中原，这一仗，说明秦军的实力已经强大到能进入中原作战了。

至此，秦孝公与商鞅的联手变法，已经进行了21年，秦国从步步走下坡路，一变而为正在崛起的西方大国，“穆公霸业”又在新的时代再现了。

老秦人的每一声吼叫，都能使山东六国心头一紧。

看来只要目标明确，策略对头，中枢强硬，行政有效率，把个奄奄一息的弱国变为一等强国，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是很多执政者锦衣玉食，就不想有什么大作为了。

孝公这个新时代，实际上是商鞅的时代。秦国的很多东西，都深深烙下了一个大大的“鞅”字。

看来只要顺应潮流，个人改变历史或推进历史，完全不是狂想。

但是，这也是商鞅最后的辉煌。

商鞅的政治知己秦孝公，把整个秦国都托付给商鞅去运作，从史料上找不出一点孝公对商鞅生疑的迹象。秦孝公确实是把商鞅视为异姓兄弟，封其为“君”，是给予了公族宗室才有的待遇。

商鞅年长于秦孝公，按照自然规律，他这一生，是有君权做保障的，可以顺顺当当地走完。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秦孝公竟然死在了商鞅的前头。

秦孝公二十四年，正在壮年的秦孝公突然去世，年仅44岁。

伟大的商鞅，顿失护佑！

据说秦孝公在死前，曾想把国家交给商鞅，让商鞅做秦国的国君，而商鞅坚辞不受。当今有人说，这是秦孝公在试探商鞅有否可能篡国；但我以为这不可能。如有其事，也是秦孝公出于真心。

秦孝公是古今唯一的一位民主主义君主，只要秦国强大，管他姓嬴还是姓商。

他对商鞅，始终用而不疑，没有任何的掣肘与防备。

而商鞅拒绝接管秦国，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秦孝公知道：未竟的大业，只有靠自己心爱的儿子了。他临死前，把太子驷一人留在身边，命儿子给他背诵《黄鸟》诗，可能是意在让太子知道珍惜人才。

太子驷继任，是为秦惠文公。

就此，历史掀开了奇诡的一页。

太子驷的两位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到这时已经深居宫内12年不见人了。

这是空前的险境！

但是商鞅一点也没意识到。他自负是先朝旧臣，出入仍傲慢如昔。

——人们可以忘恩，但是几乎没有可以忘记仇恨的。所有的老世族，都看准了这一转机。

秦国通过变法强大了，他们不会因身为秦国人而高兴。他们是受损者，所以他们宁肯国家退回到原先的孱弱历史中去，也要否定变法，争取政治翻身。

在惠文公第一次视朝时，商鞅不知为何没有出席。第一个出来禀奏的，就是公子虔和公孙贾。

两人说：“臣闻‘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重者身危'。商鞅立法治秦，秦邦虽治，然妇人童稚皆言商君之法，莫言秦国之法，今又封邑十五，位尊权重，后必谋叛。”

新君年轻，商鞅和对立派都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商鞅完全看错，以为君主年轻就不敢轻易变更父亲的既定方针；而老世族却能看得很准，他们要用“某人功高震主”来吓唬年轻的君主。

这两派的态度，在新君心中恰好形成一正一反两种感受。天平倾向哪一边，不言而喻。

秦惠文公果然上套，对两位老师说：“吾恨此贼久矣。但以先王之臣，反形未彰，故姑容旦夕。”

惠文公虽然年少，但做事还不是没原则的，他很懂得处理问题的分寸：先君的面子要照顾，旧臣的气焰也要打掉。于是派使者去收了商鞅相印，命商鞅退归商、於。

商鞅不觉得大祸临头，反而觉得这样也好，辞朝之后，就收拾好车驾出城。他虽去职，但爵位没变，其仪仗队伍，犹比诸侯。

商鞅在朝主政20年，文武百官无不出自他门下，见老主人走了，百官都来饯送，朝署为之一空。

这又给了反对派以口实。?

公子虔、公孙贾密告惠文公：“商君不知悔咎，僭拟王者仪制，如归商、於，必然谋叛。”

当年与商鞅辩论输了的甘龙、杜挚，也没忘20年前的耻辱，出面作证，将此事证实。?

惠文公不由大怒，即令公孙贾率武士三千去追赶商鞅，追上了就威权的倒台，不管后续的影响如何，都是民众的开心之日。当时百姓知道商君走了，都跑了出来，满街满巷，抱怨商君。一听说公孙贾要领兵追赶，攘臂相从者，竟有数千余人之多。

当时商鞅车驾出城已有百余里，忽闻后面喊声大作，忙派人去探听，回报说：“是国君发兵追赶。”

商鞅大惊，知道是新君翻了脸，怕是难逃一劫，急忙卸去衣冠，下了车，扮作卒隶，带着妻儿老母逃亡。

一行人仓促奔至函谷关，见天色将黑，便往旅店投宿。哪知道店主向他索要“照身之帖”（身份证）。

商鞅推说没有，店主遂闭门不纳，说：“商君之法，不许收留无帖之人，犯者连坐，要与你一并处斩，我可不敢留。”

商鞅叹道：“唉，为法之敝，一至此哉！”

一行人只得顶着夜色前行，混出函谷关门，径直投奔魏国去了。当年，商鞅在魏国游历多年，他眼下心存侥幸，希望在魏国能找到一二至交，也许能东山再起。

来到魏国边关之下，守令为一老者，名叫襄疵。此人阅历颇多，居然认得商鞅，他怨恨商鞅欺公子卬而败魏军，拒绝接纳。

商鞅请求从魏国转道别国，并不在魏国逗留。关上的魏人说：“商君，秦之贼。秦强而贼入魏，不把你送归，怕要惹祸上身。”随后，就将商鞅遣送回秦境内。

这真是应了“作法自毙”那句话！商鞅走投无路，只得急赴自己的封地商邑，纠集徒属，发邑兵向北攻击郑地，以谋求一块立足之地。

现在，商鞅的身份变得很尴尬，虽然秦国目前的中央体制，没有一处不烙着“鞅”字，可是他作为一个个体，已经被这体制排除出政治中枢。现在不过是一个与中央政权作对的小小城邑主了。

他亲手缔造的中央体制，只要稍稍动动手指头，就能把他捏的粉碎。

秦惠文公当然不可能放跑他，发大军进攻商鞅，在郑的渑池将商鞅的队伍击溃，生擒了商鞅。

20年的旧仇，今日终于可得报。秦惠文公下令，将商鞅车裂（五马分尸），以祭祖先，且恨恨道：“没有谁像商鞅这样敢造反的！”随后，又杀掉商鞅全家。

——这就是旧时许多权臣的宿命，主子一死，立刻遭灭顶之灾。据说“自商鞅之死，百姓歌舞于道，如释重负；六国闻之，亦皆相庆”。

这就是激进政治家的悲剧。

在绳索将他的四肢和脖颈勒紧时，曾经伟岸不可企及的商君，是极端孤独的。

没有人怜悯，没有人惋惜，没有人为他作《黄鸟》歌。

他所缔造的事业，将延展至广大的华夏之土，并将延续至千秋万代。可是他只是孤零零的一个犯人，连一个知音都没有了。

一个伟大人物的孤独陨灭，没有谁比商鞅更凄惨的了。

不过，虽然作为肉体的商鞅，悲惨地毁灭了，可是他的精神仍在。

秦惠文公初即位时，尚且年少，杀商鞅是有些意气用事了；但他是头脑清醒之人，很快摆脱了甘龙、杜挚之流的影响，承袭了商鞅变法的所有成果。老世族并没有重新得志。

这就是所谓的“商鞅虽死，秦法未败”。新法的许多规定，在秦国一直延续了下去，直至最终。

凡头脑清醒一点的，都不敢再开历史的倒车了。

谁愿意再做那个遭人鄙视的“夷狄之邦”的君主？

当然，商鞅本人的败亡，也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他的极端化。他所主张的“贬抑工商”、“弃绝文化”、“倡主独裁”、“轻罪重刑”，都违背了一个正常社会的规范。

他是在两难中，选择了风险极大的一难：如不激进，秦国便不能迅速富强；如果激进，他将陷于千夫所指。

他选择了千夫所指。

他以自己的毁灭，换来了一个雄风引领百代的大帝国！

砍脑袋，然后提他的头来见。?

商鞅远去，大秦仍在。

法家商鞅以其铁的意志，留下了一个咄咄逼人的秦国。

秦惠文公灭掉商鞅三年后，自称惠文王，共在位27年。这位小时候对商鞅大不敬的太子驷，并非头脑昏庸之人，他当时给商鞅捣乱，不妨可看作一个少年人的叛逆行为。当他登上君位、逐渐成熟后，就清醒地意识到：商君之法，决不可废，新法与商鞅本人的荣辱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秦惠文王在不动声色中，逐渐疏远了老世族，延续耕战政策，继续开疆拓土的大业。

他上台后第五年，任命魏国人公孙衍为大良造，魏国迫于压力，向秦国献出阴晋，秦国改名宁秦（今华阴县）。他上台第七年，派降将公子卬与魏国大战，俘虏魏军统帅、大夫龙贾，斩首八万。夺取了渭水以南的“河西之地”。他上台十年后，任用张仪为相，魏国又献上了十五县。他上台十三年后，派张仪伐陕，占有其地，驱逐魏国居民。

至此，魏河西之地全部落入了秦国囊中。

变法图强，可谓立竿见影！

秦国的这种进攻态势，使得山东六国大起恐慌。

过去是“诸侯卑秦”，现在是“以一强对众弱”，天下的形势变了！

六国在惶惶不安中，都开始考虑应对秦国的策略。在此情势下，一个叫苏秦的的人，脱颖而出，提出了“合纵”战略。

什么叫“合纵”？

用后来韩非的话说，就是“合众弱以攻一强”。之所以叫“纵“，就因为六国在地理位置上，都在函谷关以东，由北到南排成一个纵向。合纵，就是把六国串成一个羊肉串。

与这个策略相对，秦相张仪也提出了一个“连横”战略，即韩非所说的“事一强以攻众弱”。这个战略，是秦国给六国中的任意一国出的馊主意，让它做秦国的仆从，攻击其他五国，从中占便宜。

之所以叫“横”，是因为六国中的任意一国，在地理位置上都处于秦国的东方，与秦国携手，就是牵起了一条横线。

“合纵”，可以说还有一些联合自保的大义在里面，而“连横”纯粹是利用别人的自私心理。但在赤裸裸的利益面前，就是有人上钩，全然忘了晋国伐虢时发生的“唇亡齿寒”。

“合纵”与“连横”，是战国后期群雄逐鹿的一台大戏，一直演了上百年，尤以秦惠文王在位的27年为甚。

天下大势的轴心，开始围着秦国转了。

为何战国时最精彩的段子从这时候开始？是因为战国七雄到此时都完成了变法改革，成了以地主、自耕农为基础的一批新型国家。

各国都是相同的制度，并不等于“四海之内皆兄弟”，恰恰相反，各国在强国的过程中，都意识到，天下完全可以“定于一”。现在已经不是谁来当老大的问题了，而是谁有实力来当这个“唯一”。

不能不佩服古代政治家的“野心”或者说雄才大略。以古代的交通与通讯条件，天下实在是太大了。就算我们现代人，对过于遥远的疆域，都不会有实际的兴趣，而古代的君主们却没有放弃对于疆土扩张的冲动。正是这种近于狂热的冲动，才为后代开辟了一个可以承载帝国伟业的广大空间。

民族要强大，空间就要足够大。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

秦惠文王就是有同意野心的政治家。在他执政的27年中，对六国左右开弓、攻心为上，施展了高超的政治军事手腕，打得六国几无还手之力。

他的时代，也造就了两位名声不相上下的纵横家——苏秦和张仪。

这两个人，各据舞台，玩弄六国于股掌之中，留下了“朝秦暮楚”这样富有戏剧性的千古成语。

苏秦，是东周洛阳人，曾经拜纵横名家鬼谷先生为师。据说苏秦读透了周书《阴符》（此书在汉代亡佚），他先游说周显王，后游说秦惠文王，都没获成功。

苏秦巧舌如簧，把纵横术学到了家，他的那一套对日薄西山的周王室没有大用，但对秦国应该有大用，可惜秦惠文王放跑了他。

接下来他入赵国，仍碰壁；又入燕国，苦等几年，终于见到了燕文侯，从此大展宏图。

纵横家最善于揣摩听众心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苏秦到了燕国，当然要鼓吹合纵，把合纵说成是燕国自保的万全之策。

燕文侯纵是国君，还从没见过如此雄辩的人，被苏秦一通忽悠，上了钩，立刻给苏秦提供车马、钱财，让苏秦转回赵国去游说。

赵国政局此时已发生变化，赵肃侯对苏秦以礼相待，苏秦仍是老办法，先吹捧对方一通，再吓唬一通，指出割地贿秦是为不智，只有山东六国形成纵约，才可称王称霸。赵肃侯也被忽悠得头晕，觉得眼前一片光明，马上赞助苏秦车千乘、金百镒等一大堆财宝，让他去说服诸侯。

当初苏秦在游说秦惠文王时，不过一介布衣书生，纵论天下事，总不免有说大话之嫌。现在他有燕赵两国的支持，华车美服，气象大不一样。接下来的游说势如破竹，韩宣王、魏襄王、齐宣王、楚威王纷纷首肯，六国共推苏秦为“纵约长”，同时挂六国相印。

就这样，苏秦凭着一张嘴，成为天下最显赫的人。当他游说一圈回到赵国后，赵国封他为武安君，请他向秦国宣布六国纵约之事。

同时任六国相位，在中外历史上也实属罕见，苏秦之威风，不可一世。秦惠文王想起这位暴发户式的布衣卿相，心里大概很不是滋味。

六国合纵，实力大增，秦国一时无法破解，只得隐忍，史载“秦国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

苏秦由此名声大震。据说他早年出外游说不成功，回到家后潦倒不堪，兄弟姐妹、嫂子、妻妾都嘲笑他说：“周人习治产业，致力工商，以谋利十之二为务。你舍本逐末，卖弄口舌，受困如此，不是活该吗？”

苏秦大受刺激，于是闭门苦读一年，思想水平大有长进。一年后，再游说诸侯，一举成功。当他腰挂六国相印，北上燕国去汇报情况时，路过洛阳，随行的各国使者及车马浩浩荡荡，堪比王侯。

他回到家中探视，兄弟、妻子和嫂子皆匍匐于地，不敢仰视。苏秦叹息道：“同为一人，富贵之时亲戚敬畏，贫贱之时遭人蔑视，何人不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