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打算爬出桶去，这个人却开始讲话了。原来是西尔弗。但是，刚听了开头的几句，我就明白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发现我躲在桶里。我蜷缩着，战战兢兢地侧耳倾听，怀着极度的恐惧和好奇—因为，自从西尔弗一开口，我就明白，船上所有好人的性命都系于我一个人的身上了。

当天夜里，我们通宵奔忙着—将物品一一装舱归位，还要忙于接待乡绅的朋友们，比如勃兰德里等人。他们坐着小船来到这里，纷纷预祝他一帆风顺，早日平安返航。我在本葆将军旅店的时候从来没有这么累过，从来没有哪个晚上是这么忙的。天快亮的时候，我已经疲惫不堪，这时，水手长吹响了他的角笛，水手们整装待发，精神抖擞地站在绞盘扳手前准备起锚。尽管我早已精疲力竭，但依旧舍不得离开甲板。对我来说，简短的命令、尖锐的笛声、在船上微弱的灯光下各自坚守岗位的水手，这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有趣。

“喂，高个儿约翰，给我们唱一个。”一个声音喊道。

“来个老调儿。”另一个喊道。

“好的，好的，伙计们！”高个儿约翰高声答应着，他站在一旁，拄着拐杖，一下子就唱起了那首熟悉的歌—十五个汉子扒着死人箱—

水手们接口唱道：

哟嗬嗬，朗姆酒一大瓶，快来尝！

在“嗬”字出口时，大伙一齐使劲儿转动面前的绞盘扳手。

看到如此激动人心的一刻，我甚至有一瞬间回想起了在本葆将军旅店时的情景，船长的声音似乎回响在我的耳边，就夹杂在这合唱声中。突然，大铁锚露出水面，在水手们的歌声中，它被吊了起来，滴滴答答地往下淌水。紧接着，帆开始鼓满了风，陆地和船舶从两边掠过—“伊斯帕尼奥拉”号终于开始了它驶向藏宝小岛的航程。这时，我才下到房舱去打了一小时的盹儿。

对于这次航行，我不准备详细叙述了。一路上非常顺利，船的性能很好，水手们十分称职、能干，船长也极其在行。只是，在我们到达小岛之前，有两三件事需要交代一下。

首先是埃罗先生，他的表现实际上比船长之前所担心的还要糟糕。在船员中他几乎没有半点儿威信，手下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在他面前随心所欲。但这并不是最坏的。“伊斯帕尼奥拉”号出海一两天后，他便整日醉醺醺地出现在甲板上，醉眼蒙眬，脸颊通红，讲话结结巴巴、口齿不清，诸如此类的酗酒状况全都出现了。一次又一次，他被喝令回到甲板下面去。他走路摇摇晃晃，站立不稳，好几次跌倒在地，还受了些皮外伤。有时，他整天从早到晚躺在升降口一侧他小小的铺位上；偶有一两天头脑清醒时，他就勉勉强强地做些自己分内的工作。

我们怎么都查不到他是从哪儿搞到的酒，这成了船上的一个谜。无论我们怎样费尽心思地监视他，还是无从得知。当面质问他时，假如他喝了酒，就只会冲你哈哈大笑；假如他神志清醒，就会赌咒发誓，说他向来滴酒不沾，除了水，任何东西都不喝。

作为一名大副，他完全不称职，而且在船员中也产生了不良影响。显然，照这样发展下去，用不了多长时间他就会彻底毁掉自己。果然，在一个浪高风大的夜晚，他失踪了，没有人再见过他。对此结果，没有人表示太多的惊讶，也没有人表示格外难过。

“准是一头栽到了海里！”船长说，“好吧，既然如此，也省得我们还要给他戴上镣铐关起来。”

但是现在我们缺少了大副，必须从船员中提拔一个。水手长约伯·安德森是最合适的人选，尽管他依然被冠以水手长的头衔，实际上他履行了大副的职责。特里劳尼先生曾经在海上航行过，他的知识很有用，所以每当天气比较好的时候，他总是亲自值班瞭望。副水手长伊斯雷尔·汉兹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手，且足智多谋、小心谨慎，在紧要时刻，几乎任何事情都可以放心地交付于他。

副水手长同高个儿约翰·西尔弗是至交。既然说到西尔弗，我就来谈一谈船上的这位厨子—“烤全牲”，水手们都这样称呼他。

在船上，西尔弗用一根绳子将拐杖捆好，并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以尽量解放自己的双手。有一幕是很值得一看的：做饭的时候，他把拐杖抵在舱壁上，用来撑住自己，无论船在风浪中如何摇晃、颠簸，他都能够像在岸上一样稳稳当当地继续烹饪。假如你看见他是如何在风浪肆虐的甲板上轻松自在地走来走去的，一定会啧啧称奇。在距离最宽的地方，装有两根缆索供他攀扶—它们被大伙儿称作“高个儿约翰的耳环”。他抓着缆索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的时候，有时会使用那根拐杖，有时则任由它挂在绳子上在身后拖行。他的动作十分敏捷迅速，不比两条腿走路的人慢。即便如此，过去和他一起在海上航行过的人依然摇头叹息，说他已大不如前。

“‘烤全牲’可算得上一个人物，”副水手长对我说，“他在年轻的时候受过很好的教育，高兴的话，他可以讲得头头是道，不比书本上写得差。他的胆量也是数一数二的，一头狮子在高个儿约翰眼里都不算什么！我曾亲眼见过他单独跟四个人格斗，赤手空拳揪住他们的脑袋使劲儿往一起撞。”

船上的水手都很尊敬他，甚至听从他的命令。他有办法和每一个人都谈得来，并且使每一个人都对他心存感激。他对我一向很好，态度总是十分亲切，每次在厨房里见到我总是显出很高兴的样子。他把厨房收拾得井井有条、干干净净，盘子和碟子都被他擦得锃亮，再悬挂起来。他还养了一只鹦鹉，平时总是关在笼子里，放到角落。

“来，霍金斯，”他经常这样对我说，“来跟约翰聊聊天吧。没有人比你更受我的欢迎了，我的孩子。坐下来听我说，这是‘弗林特船长’—我用那个大名鼎鼎的海盗的名字来称呼我的鹦鹉—瞧，‘弗林特船长’预言我们此次航行一定圆满成功，是不是，‘船长’？”

那只鹦鹉此时就会快嘴快舌地大叫起来：“八个里亚尔！八个里亚尔！八个里亚尔！”直到声嘶力竭它才会停止，或者直到约翰用一块方巾把笼子罩住。

“霍金斯，听我说，”他会这样说，“这只鸟大概有两百岁了—鹦鹉大都寿命很长，所以恐怕只有魔鬼见到的伤天害理的事情才比它见到的多。它曾经跟英格兰船长一起出过海—就是那个有名的大海盗英格兰。这只鹦鹉曾经到过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印度的马拉巴尔、南美的苏里南、北美的普罗维登斯和苏格兰的波托贝洛小镇等等。打捞失事的沉船时它也亲临现场，它就是在那里学会说‘八个里亚尔’的，这也不奇怪，因为在那里打捞上来三十五万枚西班牙硬币，每枚硬币都值八个里亚尔，霍金斯！当年‘印度总督’号在果阿20被强攻时，它也在现场，别看它看起来只是只小鸟—你是闻过火药味儿的，是不是，‘船长’？”

“准备应对逆风！”鹦鹉尖着嗓子叫道。

“这小家伙可机灵得很。”厨子这样说着，然后从口袋里拿糖块给它吃。接着那鸟就会拼命用嘴啄笼栅，不停口地咒骂，那些下流话简直恶毒得令人难以置信。“你瞧瞧，”约翰会补充说，“不去碰沥青，才不会被弄脏，孩子，这只无知、可怜的老鸟骂人的本领无人能及，这个坏毛病它算是改不掉啦，要我说，就算是在牧师面前，它也会照样骂的，毫不嘴软。”说着，约翰总会庄重严肃地举手碰一下他的额发，这让我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在这段时间，特里劳尼先生和斯莫利特船长的关系仍然不见好转，甚至可以说更为紧张了。乡绅对船长的恶感，甚至毫无顾忌地表露了出来。而船长呢，除非乡绅先讲话，否则他绝不张口，即使答话也刻薄尖锐、生硬简短，从不多说一个字。被逼急了的时候，他也承认或许自己对船员们的看法有失偏颇，承认有相当一部分水手眼明手快，表现得很好，在行为方面也都合乎规矩。至于“伊斯帕尼奥拉”号，他则是彻底地喜欢上了。“它开起来简直太得心应手、令人满意了，先生，我想任何一个做丈夫的都不能要求自己的妻子比这更听话了。不过，”他总是会补充一句，“我们还是走着瞧，我就是不喜欢这次航行。”

一听到这话，乡绅就会转过身去，高高抬起下巴颏儿，在甲板上踱来踱去。

“那家伙再这么口无遮拦，”他会说，“我可就要发火了。”

我们遭遇过一次恶劣的天气，但那恰恰证明了“伊斯帕尼奥拉”号的质量，为它大显身手提供了机会。船上的每一个人都心情舒畅，不然就只会显得太不知足了。另外，在我看来，自从挪亚方舟下水以来，就从未有哪只船上的船员被这样骄纵—只要有一丁点儿理由，大伙立刻就会得到双倍的酒。在船上，人们还时常可以吃到葡萄干布丁，只要乡绅听说那天是某人的生日等诸如此类的原因；有一只敞口的大木桶被放在上甲板的中部，里面装着苹果，供想吃的人随时取用。

“对手下如此纵容，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会产生什么好的结果。”船长对利夫西医生说，“这样做只会把水手们惯坏，招致灾难。这是我的观点。”

然而，好结果恰恰是那只苹果桶带来的，就像你将要听到的那样：要是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及时得到警报，很可能最终全部被叛徒干掉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越过赤道前后，我们尽量利用信风21把船送往目的地—请原谅我无法说得更明白。现在，“伊斯帕尼奥拉”号正驶向那座藏有宝藏的小岛，我们不分昼夜地瞭望着。到目前为止，我们最多只剩下一天的航程，也许在今夜，或者明天上午的某个时刻，就可以望见藏宝岛了。我们的航向是西南，舒服的和风徐徐地吹着船舷，海面上风平浪静，“伊斯帕尼奥拉”号翻卷着浪花，稳稳地向前推进，船艏斜桅不时地被飞溅起的浪花打湿。帆鼓满了风，船上的每一个人都精神饱满、情绪高昂，因为我们此次探险的前半程即将圆满结束。

当时，太阳刚刚西沉，我干完了手上的活儿，想回到自己的铺位去休息，途中忽然想吃个苹果,于是我便跑上了甲板。负责瞭望的水手正在全神贯注地眺望远方，看是否有小岛出现；负责掌舵的水手一边注视着船帆，一边悠然自得地轻轻吹着口哨。除此以外，一切都非常安静，只有海水拍打船头和船舷的哗哗声。

我将整个身子都探进苹果桶，才拿到里面剩下的唯一一个苹果。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坐在苹果桶里，随着船身的起伏，竟然不知不觉打起盹儿来。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我感到一个大个子扑通一声在桶旁坐了下来。他的肩膀倚在桶上，桶身随着他坐下的力量摇晃了一下。我刚打算爬出桶去，这个人却开始讲话了。原来是西尔弗。但是，刚听了开头的几句，我就明白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发现我躲在桶里。我蜷缩着，战战兢兢地侧耳倾听，怀着极度的恐惧和好奇—因为，自从西尔弗一开口，我就明白，船上所有好人的性命都系于我一个人的身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