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3月3日：

基地人心惶惶，大家都觉得不安全，也没心思工作了。好几个人都提出调离，但六号不同意，说没彻底查清之前，谁也不许离开。

今天六号又找我谈话，问我对这三次的双胞胎特务事件怎么看。为什么要来问我？我又不是领导，只是个地质学家而已，难道怀疑我也是特务？我可没有双胞胎兄弟！

我有些害怕，会不会哪天六号要彻底搜查所有人的宿舍？我那块玉佩就危险了。对于我这种家庭很穷的人，不应该有玉佩这类饰物的，可是能藏在哪里？没有安全的地方。

1965年3月16日：

小魏刚从我的宿舍离开，我对他说了这件事，告诉他我有块父亲留下来的玉佩没地方藏，让他帮我想办法。小魏很忠心，马上表示没问题，就交给他保管，他跟车库的齐连长很熟，可以自由出入车库，要是六号真来搜查，就先偷偷藏到车库。

我知道这很冒险，首先从理论上讲，小魏也有可能告发我，其次，如果玉佩没藏好而被发现，我就掉进黄河也洗不清。六号不会饶过我的，他一直怀疑我，对我不阴不阳，关键时刻可不能出岔子，但我又没有别的选择。

人生就是这样，很多时候你完全不能做主。

1965年3月27日：

玉佩带有的奇怪磁场，原来竟是用来调试磁场探测仪最好的工具，探测仪的指针对它非常敏感，所以，这十来天我都是用它。也正因为有了这块玉佩，我才能把探测仪的最大表示数再次提升到12000高斯，那是玉佩能达到的最高强度，大概在11000左右。

1965年4月15日：

真是重大发现，我激动得整晚没睡：玉佩的磁场似乎也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忽高忽低，只不过以前没有仪器，也就无法监测。现在有了磁场探测仪，发现玉佩的磁场好像在随着我的情绪而升高和降低。

开始，我以为只是巧合，毕竟这种事情太玄了，但经过无数次试验发现，这是真的。

在我情绪紧张和激动的时候，玉佩的磁场就会更强，足有11000高斯，而我情绪稳定些时就降到9000左右，要是我情绪低落或者很困倦时，就只有7000高斯。

我是个无神论者，但经过多次测试，我能肯定这是真的。这块玉佩到底是什么来头？父亲当年是不是从李润之的土司府弄来的？它属于什么朝代、什么人拥有，又为什么会带有这么奇怪的高强磁？

1965年5月1日：

今天是劳动人民的节日，小魏得到消息，这两天六号就要对大家进行彻底搜查。我已经把玉佩交给他了，这两本日记当然也不能留，明天就交给小魏一起藏好，是福是祸，听天由命吧。做为新中国的公民、科研工作者，我似乎不该有这样的想法，但现在却只能这么想，这是否是人类的悲哀呢？

1965年5月3日：

六号果然在今天将所有人都集合，亲自带人去宿舍搜查。听警卫人员说，搜查非常详细，一个纸片都不放过。玉佩暂时是安全的，因为它在车库。至于在什么地方，只有小魏才知道。

傍晚小魏从车库出来，把玉佩和日记都交给了我。我没看错，小魏是个可靠的人。

1965年5月7日：

搜查没结果，所有人都该松口气了吧？可为什么六号又找我谈话，问我父亲是否提过，李润之在生前有没有最珍视的东西，什么都算。我说过很多次不知道，可他就是怀疑。为什么他会这么问呢？难道所指的是那块玉佩？可他怎么知道有这种东西？玉佩有什么特殊用途吗？

我不知道。

1965年5月12日：

敌特事件过去了，基地的工作也终于渐渐回到正轨，我也能松口气，继续安心研究我的磁场探测仪。今天我和小魏开车到基地西南六十公里处，用探测仪找到一处铜矿，这真是大快人心的好事。

我觉得玉佩不能放在我这里了，太不安全，得想个办法，把它送回家里才行。可基地戒备很严，离开这里请假回家比登天还要难，尤其我还是六号一直紧盯的人物，怎么办？

1965年5月18日：

今天基地里大乱起来，从第三区域居然跑出个怪物，身体是条大蛇，足足有一米多长，后背还有翅膀，那对翅膀上有羽毛，就像鸟似的。身体是灰红色，而翅膀是灰白，没看到有牙齿。这条怪蛇四处乱爬，速度很快，不少人吓得乱跑。

有警卫员想开枪，但六号不让，非要他们抓活的不可。结果有两名警卫员都被咬伤，最后只好把它用枪打死。流出来的血散发出一股酸味，就像老醋。傍晚两名警卫员都发起了高烧，小魏去看望他，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也不知道他们俩有没有大碍。难道这条蛇是目前尚未发现的物种，而且有毒？

1965年5月27日：

小魏晚上和我聊了一会儿，说后天六号要去北京开重要会议，有两名警卫员跟着他，分别是常大壮和蒋亮。小魏说他跟蒋亮关系特别好，因为他们俩是老乡。而且我还听说，有时候离开基地回家探亲的人，经常会悄悄把基地的饼干带回去给家人品尝，这可是基地特供的，只有军队才能享受。小魏有个主意，就是把玉佩夹在饼干中重新打好包装，他以捎回家为名交给蒋亮，再让蒋亮帮忙邮寄到我家里。

这是个好主意，事不宜迟，我让小魏明天就找蒋亮，就是不知道蒋亮能否帮忙。

1965年5月29日：

蒋亮已经同意替小魏捎两包饼干，我很紧张，万一被六号看出来，我的后半生可就完了。蒋亮也不知道，小魏给他的饼干里面夹着东西，要不然他肯定不敢。

1965年6月1日：

中午的时候小魏告诉我，六号已经走了，如果顺利的话，蒋亮到了北京就会把那两包饼干交给收发室，让工作人员帮着去邮局寄出。但这个过程很多都是不可控的，如果他半路把饼干丢了，如果收发室的工作人员把饼干丢了，如果六号在火车上非要吃饼干……但这些已经不是我能控制的，还是那句话，听天由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