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九年的四月，一艘空载的三桅海船将从临安以东的外港敢浦出发。

对外的说法，这艘船是要去高丽，船上的纲首把行程安排得很仔细，也提前备好了向本地市舶场提交的针谱。

因为海上识别方向，或以天星，或以指南针，所以海路叫做针路，记录和规划航线的专书叫做针谱。

按照针谱的规划，这一趟船只首先去庆元府装货，然后东至定海，再沿着黄水洋向北，在淮河入海口转入黑水洋笔直向东，待到高丽国的夹界山岛，转而向北，经五屿等群岛，到达高丽国的大港礼成江碧澜亭。

路线没有问题，装运的货物也没有问题。随船事头妥善保存着半年前就由牙行开出的货物单据和担保文书。计算时日，庆元府那边的仓库里已经准备了相应数量的香料，有占城所产的沉水香，又有极远之西南海马八尔、俱蓝两国所产的蜜香；还有少量的茶叶随船一并发运。

明摆着一切都很正常，而且公凭文书上还专门誊记，说这艘船属于一家新开的船行，唤作“上海行”。对这家船行的名头，市舶场里老资格的吏员已经听说了，据称是许多福建巨商联合在一起组织的，在北方金国也有影响力。

之所以是福建巨商出面，是因为大宋对高丽和日本的贸易，相当部分掌握在福建尤其是泉州商人之手。

一方面泉州本就是南海商贸的中心，另一方面，绍熙年间而朝廷为了便于管理与北方诸国的往来，专门下令：“凡中国之贾高丽与日本、诸蕃之至中国者，唯庆元得受而遣之。”

随即产生的局面，就是大批泉州商人蜂拥而来，以庆元府为中心开展贸易。

这并不源于福建人的商业天赋，而因为庆元府距离泉州远些，许多暗处的生意乃至灰色的身份背景很难及时查问。

实际上，这些福建巨商中的大部分都是挂名，许多临安行在的高门大户藉着福建海商家族早年从朝廷获得的公凭牒文，做自家生意罢了。

这些巨商如今纠合一处，组建出一个“上海行”来，明摆着就是要用更大的投入、赚更多的钱财。此等规模的大商会，可不是敢州市舶场能限制的。

近几日里，市舶场和水军两头的有力人物，早都从上面得到了各种来源的吩咐，他们都收过钱了，而且也给底下人吹了风，眼前这是第一艘，接着怕不得有第十艘，第一百艘。无论多少，那都是符合朝廷律法的，大家伙儿识相放行就是了！

当下市舶场吏员便用印行文，签了发往庆元府市舶司的文书，留了存本。

眼看着风帆已经升起，老吏客气告辞，待要跳下挂在船舷旁边的小舟离开，一个年轻人快步从舱里出来，挽着他的手热情告别，袖子底下分明塞过来一张会子。

这老吏在市舶场的地位不高，乃是市舶场钱帛桉下属的手分，在有编制的胥吏里头地位里头，算最低的一级。本来这种例行查验，应该勾押和孔目齐到，这两位偷懒的话，押司总该随行。但这些人多半也都得上司传话，所以干脆就不出面。

老吏本以为，这趟自家也得做个清廉之人，不能拿出往日里过手沾油的作派，可那年轻人袖底的手劲很大，态度很坚决，还低声道：“老爷放心，这都是当有的常例，以后每次都有！”

老吏没奈何，只得收下，待船只离得远了，他从袖子里取出一看，居然还是三贯的最大面额，不禁赞叹这上海行的人很懂规矩。抬头见那年轻人还靠在船舷眺望，老吏连忙拱了拱手。

直到老吏乘坐的小船远远没入风涛，看不见人影了，年轻人才返身回舱。

刚从考功员外郎任上迁了秘书少监的宣缯隔着窗户看着他的一举一动，这时候忍不住笑道：“我本以为，你在海上也会拿出那股子欺男霸女的纨绔子弟作派。”

贾似道举起两手，连声叫道：“世叔，我何尝欺男霸女了？”

他在船舱另一头的软榻舒服坐下，继续道：“只不过该花钱享乐的时候，要图个痛痛快快，怎么舒坦怎么来；该赚钱办事的时候，却务必扎扎实实，该有的步骤一点都不能疏忽。”

宣缯颔首：“说得好！不愧是贾济川的孩儿，你父子二人在这上头的想法，真如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也似……毕竟是父子，血脉相连！”

贾似道嘿嘿一笑，神情有些悻悻，忽然就不再言语了。

宣缯也不再多说，眼中却闪过一丝满意神色。

原来贾似道走了史宽之和宣缯的门路，投到史弥远门下以后，起初和杨友一起，负责筹备淮北新军。不久后他的父亲贾涉从天台老家来到临安，四处奔走以求起复，没过多久，也投到了史相门下。

按说父子两人同为史相公奔走，堪称假话，但这父子两人的关系，却有些古怪。他们在外竭力掩饰，偶尔还摆出特别父慈子孝的姿态，但那种骨子里的冷澹，却瞒不过有心人。

右丞相府主管文字李知孝专门为此查探过，才知道贾涉是个死命捞钱的性子，贾似道却是个花钱如流水的纨绔。

他比贾涉早三个月到临安，就在三个月里吃喝嫖赌，逛遍了临安城内外的销金窟，狠狠花完了他老子苦心积攒的上万贯钱财。这事情把他后继到达的亲爹气到发昏章第十一，从此得了个时不时鼻腔溢血的毛病，找了许多名医诊治，都不见好。

因为有这个心结在，父子两人哪怕都为史相效力，却彼此生分，很少照面。

这就让史相本人和宣缯等人格外放心了。

毕竟贾涉马上就要出任真州通判，然后以此为阶，再擢为淮东提刑，代表史相兼管江北的财政和民政。这时候贾似道又领了新军的职司，父子两人手里的权力就大了点。正要父子不合才好，才少了职权平衡上的工夫。

而贾似道又很聪明，感觉这上头恐遭人忌，不久就辞了军务，转而开始忙活上海行的生意。

定海行的事情，是贾涉提议的，也是贾涉出面去和北面定海军谈成的，但后继的具体事情落到贾似道手里以后，进展比他爹在的时候更快。

这年轻人和他的亲爹一般无二，都是做生意捞钱的好手。他顶着史相公的名头，很短时间里就把淮东淮西、江南两浙跑了个遍，帮着宣缯等人整合自家名下零零散散的商船、商号，然后又将之并入到北面定海军搭建到一半的商行框架里。

如今上海行开始运营，这艘从临安出发的船只，压根不是直接去往高丽的，而将从大宋的临安，抵达大金中都路的天津府，再转到高丽礼成港，折返大宋。这种三角贸易，是去年下半年被发掘出来的，本为大金国定海军的下属船队所专享。

现在既然有“上海行”这个名头，大宋的船队也能参与其中了。

史相的身份终究太高了，身边的人未必件件事情都如实禀报。他对海上贸易的利润，对大金国定海军在海上所获的利益有所了解，却远非全面了解，所以才将此当作一块小小的肥肉，赏赐给了手下宣缯、薛极等亲信。

但随着商行启动的临近，贾似道为此专门出了一整套的账簿。这账簿才让宣缯等人知道，如果大宋的官僚们稍稍打通边境贸易渠道，会获得多少好处！

这哪里是小块肥肉？分明是整头的肥牛，整口的大猪！

如果操作妥当了，这上头每年就能有数十万贯、上百万贯。与之相比，淮南铸的那点铜钱算什么？这周国公郭宁不是穷鬼，分明是个财神！

这么多的好处，史相门下如果不拿着，难道轻易让给旁人吗？我等皇宋大员从开国之初就知道一个道理：好官亦不过多得钱耳！

原本精力摆在史宽之身边，着重盯着淮南新军的宣缯立刻就改弦易辙，开始关注上海行的运营。

没过多久，薛极也跳着脚参与进来，再接着是李知孝、梁成大、赵汝述等人，但凡得到史相允许参与此事的人，没有拒绝的。

而他们一边忙着为商行保驾护航，一边又很有默契地瞒过了史相公许多细节，甚至还踢开了最初负责这事儿的贾涉，把担子一桩桩压到了贾似道的身上。

到了上个月，因为西南信风将至，往北的大量商船都要启程，史相忽然想到了两家之间还有商业合作，准备委派一个特使私下去往北地，与周国公郭宁见个面。

周国公方面先前派到大宋的使者，最近才得以半公开活动，通常停留在庆元府。此人是个名叫周客山的登州商贾，没有大金的官身。

史相公如果要遣人回访，按说也该找个商人。但丞相门下的亲信们人人都道，此事非同小可，不能委于旁人，我等受丞相厚恩，愿意赴汤蹈火以报。

好几人争执许久，到底还是宣缯抢到了这个差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