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初十,东都皇城。

武牙郎将高毗、河内郡主薄唐炜并临清关令急奏东都,初七日高毗率军抵达关隘,防守更为坚固,杨玄挺随即中止了攻击,并于初八日弃舟登陆,向延津关方向而去,经斥候打探,叛军经延津乘船西去,由此可推断,叛军受阻于临清关后,遂改道大河直奔东都,东都很快就会遭到叛军的攻击。

杨恭仁接到消息后,马上以越王的名义急告负责防御东都东、北两个方向的卫戍军将,要求他们提高警惕,务必阻敌于大河一线,确保京师之安全,若有玩忽职守、消极怠战或临阵退却者,斩立决

然而,命令是下达了,但杨恭仁对命令的执行者和执行结果却不抱任何希望。

杨玄感和李子雄举兵叛乱的消息已经传开,东都正在大肆抓捕杨玄感和李子雄等叛乱者的亲朋故旧,这使得京师的气氛非常紧张,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但由于各种利害关系的事实存在和各方势力的公开或暗中的阻挠,东都抓人的速度非常缓慢,被拘捕的人数虽然看上去很多,实际上大部分都是无关紧要者,而与叛乱者有直接和间接关系的政界高层和军方将领却一个也动不了。

军方的肯定动不了,即便有右骁卫将军李浑和右候卫将军郑元寿的联手支持也不行。军政是分开的,军方要维持自己的独立权威,要绝对忠诚于圣主和中枢,在没有圣主和中枢同意的情况下,对越王惟命是从,等同于公开背叛圣主和中枢,这个后果谁也承担不起。另外军权一分为三,决策权、行政权和统兵权完全分开,军队里的人事调整属于军事行政权的范畴,没有圣主和中枢的命令,卫府根本无权调整人事,更不要说直接剥夺一个军将的领兵权了。

政界也是一样,人事权直属圣主和中枢,即便某个亲王或者当朝宰执有临机处置、便宜行事之大权,但对事不对人,人事权太敏感了,稍有不慎就会触及到圣主和中枢的心理“底线”。你可以决定事情怎么于,却不能决定由谁去执行,即便这个人不合适,你也无权撤换。人事调整不仅仅是一套律法程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的背后关系到了利益格局的划分,虽然你调整的不过是一个人的官帽子,但实质上它动了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政治是因利益而产生,如果没有利益哪来的政治？

杨恭仁也罢,樊子盖也罢,明明知道某个中央高层就是以杨玄感为首的政治集团里的重要成员,但就是“动”不了他,没办法拘捕他。这不是有没有真凭实据的问题,而是这个权力不在你的手上,你一旦行使了这个权力,就是越权,就是僭越,就是触犯了礼法律法,接下来圣主和中枢的态度就决定了你的命运,如果他们不高兴不满意了,你就死定了,反之,你就立功了,但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它的影响太恶劣了,如果人人仿效,人人都去越权,礼法和律法的权威丧失殆尽,亡国就在眼前。

杨恭仁紧急请来了秦王杨浩和监门郎将独孤盛,还有越王府长史崔赜,直接撇开了樊子盖、元文都、韦云起、韦霁、裴弘策等“大佬”,直接把城内的改革派、鲜卑人和关陇本土势力排除在了可信任的范围内,他现在唯一可信任的就是宗室和外戚,秦王杨浩和监门郎将独孤盛是绝对可靠的,至于崔赜只能勉强信任,毕竟崔氏被捆在了越王这条“倾覆在即”的船上,为了活命崔氏不得不“自救”。

杨恭仁通报了临清关急奏,并做出分析和推演,最后语出惊人,“未雨绸缪,我们必须做好弃守东都,退避河内的准备。”

越王杨侗的小脸当即就变了,虽然有些惶恐不安,但更多的却是坚持。在他看来,形势就算再险恶,也不会真正危及到东都的安全,退一步说,就算东都岌岌可危了,但为了圣主、远征军和东征大业,誓死也要坚持到底。

杨侗犹豫了一下,打算发出自己的声音,就在这时,独孤盛说话了,而独孤盛刚刚说了几句,杨侗就放弃了自己的想法。

“东都局势恶化太快,杨玄感转瞬及至,现在已经不是防患于未然了,而是必须做好应急之策。”独孤盛望着目露激愤之色的杨侗,摇头叹道,“洛口仓的顾觉是杨玄感的人。黑石守将裴爽是御史大夫裴蕴之子,仗着父辈权势骄横跋扈,而他帐下都是河洛子弟,黑石焉能不失？偃师的情况更糟糕,偃师都尉来渊是江左人,他的父亲来护儿在去年的卫府风暴中不但安然无恙,还加官晋爵,来渊因此受益,出任偃师都尉,仗着父辈的权势青云直上,如此军将,如何驾驭河洛鹰扬？柏谷坞的武贲郎将周仲同样不堪一击,做为江左名将之子,却碌碌无为,毫无建树,当然在卫府中遭到排挤和打压,而一个没有威信,被帐下将士所轻视的军将,又如何在战场上击败对手？至于裴弘策和达奚善意,他们或许有心阻御叛军,但无奈他们的手下都是河洛的乡团宗团,都是弘农杨氏的附庸,他们遇到杨玄感只有一个结果,不战而降,拱手相送,有多少送多少,有去无回。”

杨侗心惊肉跳,再也“激愤”不起来了,但他忍不住想问,既然你们知道这些人这些军队靠不住,为何还要把他们放在京畿东线,让他们与杨玄感正面作战,把这么多军队都拱手送给杨玄感？不过旋即他就想到了卫府对自己的“无视”,军方名义上遵从自己的命令,实际上根本不予理睬,而留守东都的几位中枢大员更是博弈激烈,内讧不断,看看今天这场议事,只有杨恭仁、杨浩、独孤盛和崔赜,一个典型的小圈子,把其他大臣其他势力统统排除了,如此纷争下,东都就是一盘散沙,没有凝聚力,各怀心思各顾其利,结果必然是政令出不了皇城,谁也控制不了东都政局,那么东都的命运可想而知。

杨侗觉得这样不对,应该齐心协力,应该结盟合作,但他有心无力,他有可以信任的人,却没有一个真正顺从他的心意,按照他的想法,去执行他的命令的亲信,他始终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傀儡,无论是杨恭仁杨浩,还是独孤盛崔赜,都无视他的存在,都在按照自己的想法为自己的利益竭尽全力,没有一个人愿意为他的未来而殚精竭虑。

杨侗很失望,很悲哀,他甚至有一种直觉,正是这个圈子里的人制造了东都危机,而这个圈子外面的人则在推波助澜,一步步把东都推向崩溃的深渊。

他不甘心,不想屈服,不想被身边这些人任意摆布。

“能否请国公回城？”

国公李浑回城了,上万卫戍军回城坚守,东都即便遭到叛贼的围攻,亦固若金汤。

杨侗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但在杨恭仁等人听来,纯属一个少年人的幼稚梦幻。李浑不可能回城,回城他就身不由己了,就无法维持自己的权力,更难以坚守自己的军队,在一大帮政治大佬们的联合攻击下,他必然被架空,然后功劳都没有他的,罪责都是他的。当然了,如果双方达成了政治妥协,城内的政治大佬们一起让度利益给李浑,李浑还是有回城的可能,但问题是,城内的政治大佬们各顾其利,根本不可能达成一致,另外如果齐王杀回了东都,城内的李浑为齐王打开了城门,那大佬们岂不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自取其祸？

杨恭仁、独孤盛、杨浩都闭紧嘴巴不说话,他们不是宗室就是外戚,有些事实在不能说出口,说出来就给自己种下了祸根。

崔赜没办法,只好给杨侗解释,虽然绕来绕去很复杂,但这有助于杨侗成长,该说的还得说。其实说白了就八个字,父子相残,兄弟阋墙。

杨侗不死心,又问,“能否请莘国公回城？”

崔赜苦叹。如果莘国公郑元寿愿意与他齐心协力,东都政局就完全不一样,现在更没有必要在尚未看到杨玄感的情况下就做好弃守东都退避河内的准备了,但他能理解郑元寿,郑元寿以牺牲自己来保全荥阳郑氏,确保荥阳郑氏不会在这场风暴损失惨重以致于一蹶不振,这个做法是无可非议的,君子要顾其本,君子亦不立于危墙之下,危急时刻,有勇气拿出全部身家性命倾力豪赌的豪门世家,如今都不在了,早已化作历史尘埃了,而能延续到现在的,都擅长趋利避害之道,都擅长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利益。

崔赜又解释。潼关守将是谁？京辅都尉独孤武都,真材实料如假包换的外戚。独孤盛的祖辈追随于独孤信,以独孤信为主君,是独孤氏的家将,被赐姓独孤,属于独孤氏这个外戚豪门的中坚力量之一,而独孤武都是真正的独孤氏血脉,是独孤氏青壮一代中的杰出者,未来有可能成为门户的主掌者,两者的份量完全不一样。郑元寿去潼关,实际上就是把荥阳郑氏的未来与独孤氏的利益捆绑到一起,而独孤氏在这场风暴中肯定立于不败之地,即便这场风暴最后演变为皇统大战,独孤氏也不会在关键时刻做出错误的选择,因为它无论怎么选择都是对的,它的外戚的特殊身份决定了它选择哪一个都不会有错,所以独孤氏就不会做出选择,它是皇统大战中的旁观者,也是关键时刻的斡旋者,亦是最终胜出者的绝对支持力量。

杨侗听懂了。不能指责郑元寿做得不对,只能说他政治上过于投机,过于趋利避害,将来风暴平息了,清算的时候,圣主最多也就是把他赶回家,但荥阳郑氏却成功保全了自身利益。

杨侗转目望向杨恭仁,“如此说来,西京大军肯定会进入东都战场,潼关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

杨恭仁无语以对,良久叹了口气,“所以,我们唯有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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