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势复杂了,不论对圣主还是对来护儿本人来说,局势都太复杂了。

强行发动二次东征的风险之大人所皆知,圣主和中枢对此也做了充分考虑并拟制了多套应急预案,其中最有可能导致二次东征功亏一篑的危机有两个,一是叛乱军队断绝了南北大运河,一是激进保守势力乘机发动军事政变,圣主和中枢的对策是,把保护南北大运河的重任交给齐王杨喃和崔弘升,哪条运河断了就砍哪个的脑袋,而军事政变最终肯定会演变成皇统大战,单纯的军事政变掀不起风浪,所以圣主改变了皇统继承原则,亲自发动了新一轮皇统大战,试图以分裂保守势力来扼杀可能存在的军事政变,但事违人愿,越是担心害怕什么,就越是来什么,军事政变还是爆发了,而且断绝了大运河,两个可能导致二次东征失败的危机一起爆发了。

来护儿在去年的东都风暴中不但安然无恙,还加官晋爵,以右翊卫大将军的身份代表军方参与了二次东征的决策和相关应急预案的拟制,所以他对最高层的权力博弈了解甚多,比如李子雄和董纯先后复出的原因,比如为什么把坐镇黎阳督办粮草的重任交给杨玄感。这三位军政大佬的使用很不妥当,隐患很大,而当下局势突变恰恰就和这三位军政大佬有直接关系。

当时中枢决策层的争论非常激烈,但皇统之争始终是一把高悬的利剑,是中土政治的噩梦,让所有人都有一种发自骨子里的畏惧,实际上自有记载以来历朝历代的皇统之争都直接影响到了国祚命运,而关陇在崛起的短短数十年里其国祚更迭和皇统之争尤为密切,就是一部血淋淋的皇统大战史,而圣主和这一代的中枢大员们更是从残酷的皇统大战中杀出一条血路的幸存者,所以“皇统”就是他们灵魂中的梦魇,甚至到目前为止他们都没有足够的勇气和魄力面对这个“梦魇”,还在这个恐怖的“梦魇”中颤栗和呻吟,如此心态造成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当他们迫于政治理念上的不同而不得不抛弃齐王杨喃之后,他们就难以选择了,一拖再拖,拖不下去了,就拿出了一个“群王争储”之策,试图以分裂朝堂上的保守力量来达到继续拖延皇统大战爆发之目的,于是在李子雄和董纯的使用上,最终还是满足了齐王的要求,先安抚齐王,稳住他,并对其他诸王及其背后势力形成有效钳制,等到二次东征胜利结束了,国防和外交大战略基本实现了,中外局势进入一个相对长的平稳期,圣主和中枢就可以把全部精力放在国内政务上,全力以赴解决皇统危机。

在杨玄感的使用上则代表性地体现了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博弈。

圣主对杨玄感还是信任的,与以杨玄感为首的河洛贵族集团的联盟还是牢固的。当初圣主之所以能够赢得皇统大战,与当时的老越国公杨素的鼎力支持有直接关系,如果老越国公杨素未能“击败”先帝的第一辅臣高颍,太子杨勇就不会在皇统大战中一败涂地。问题就出在这里,太子杨勇和第一权臣高颍的联盟太强大了,老越国公杨素哪来的动力、勇气和信心誓死一搏？圣主用什么条件打动了杨素,换来杨素的支持？

迁都洛阳,圣主就是用迁都洛阳换来了老越国公杨素及以其为首的河洛贵族集团的全力支持。

中土统一了,要进行大一统改革,权利和财富要再分配,利益格局要重新划分,而以弘农杨氏为首的河洛贵族集团若想在中土统一的“大蛋糕”上拿到最大的一块,最好的最便捷的且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把都城迁到洛阳,如此就能光明正大冠冕堂皇理直气壮地“击败”关陇本土贵族集团,从而遏制和削弱这个自关陇崛起以来就始终最大程度地影响甚至决定着国祚命运的政治集团。

京师所在,就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在,就是权力和财富集中之地,这个所在地域的豪门世家理所当然占有天时地利人和,拥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优势。三足鼎立时期,割据称霸,生存危机大,需要“齐心协力”,这个“蛋糕”分配的矛盾尚在可控制范围内。统一了,大环境彻底改变了,这个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矛盾就越来越激烈了。关陇贵族集团“胃口”大开,越吃越过瘾,越吃越多,但山东人、江左人不于了,这都统一了,大家都在一块田里耕作,都在一个锅里吃饭,为何你吃两碗,我只能吃半碗？这不公平啊。不公平就要改革,先帝的办法是把蛋糕做大,大家都能多分一点,这样矛盾就小了。当时百废俱兴,具备大发展的条件,但很快,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蛋糕”再想做大就难了,这个办法就不行了,于是矛盾又激烈了。

这时候圣主的激进改革理念出现了,“蛋糕”做不大就只有大刀阔斧的重新制定利益分配格局,而第一步就是迁都。

迁都之议,在先帝时就有了,但当时迁都洛阳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缺少理论和实践的支持,国力大发展后,迁都洛阳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基本成熟,关键就是利益格局难以打破,而最大的阻力就来自既得利益的关陇本土贵族集团。然而,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了,不加快改革步伐已经不行了,所以圣主的这一政治理念不但赢得了先帝的支持,赢得了山东人和江左人的支持,也赢得了以老越国公杨素为首的以弘农杨氏为核心力量的河洛贵族集团的支持,毕竟迁都洛阳受益最大的就是弘农杨氏和河洛贵族集团,另外以元氏和八姓勋贵为首的虏姓贵族集团也非常支持,原因是自虏姓汉化以来,他们的根就在洛阳,而以军功崛起的以武川集团为代表的新兴虏姓贵族集团则发迹于关陇,与关陇本土贵族集团的根本利益完全一致,这严重限制了以元氏和八姓勋贵为首的虏姓贵族集团的发展空间,而迁都洛阳,必然能让他们在“大蛋糕”上分配到更多利益,这给了他们支持迁都洛阳的动力。

圣主主政后,迁都洛阳的决策很快制定,并迅速开始实施,但阻力之大是可以想像的,而老越国公杨素理所当然成为冲锋陷阵的选锋将,为突破重重阻力,他必须赢得更多政治势力的支持,所以他在政治上向山东人和江左人做出了更大的妥协,这进一步激化了他与关陇本土集团之间的矛盾,加快了关陇集团内部的分裂。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圣主和激进改革派马上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以压制老越国公杨素和河洛贵族集团来赢得关陇本土贵族集团的妥协,然后又以关陇本土贵族集团的妥协来迫使河洛人妥协,如此一来朝堂上的保守力量就步步退却,而改革派则大步推进,在短短时间内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中央集权的道路上越走越快。

老越国公杨素病逝后,留下来的庞大的政治遗产由小越国公杨玄感继承,而圣主和改革派若想把激进改革进行下去,就必须维持现有政治格局不变,于是理所当然扶植小越国公杨玄感,让河洛人和关陇本土人继续争斗下去,让朝堂上的保守力量始终形成不了一个统一的政治联盟,但是,这又是一个削弱保守力量,加快激进改革的机遇,所以这种扶植是有限度的,既不能让小越国公杨玄感像他父亲一样权势倾天以致于可以直接影响到国祚命运,又不能让小越国公杨玄感失去了与关陇本土人长久抗衡下去的实力,以致于影响到了中央集权的建设。

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圣主既要信任和器重杨玄感,又要如臂指使地控制杨玄感,最好是让杨玄感成为他推进大一统改革的锋利武器,于是对策就是拉拢和遏制,一方面委以重任,礼部尚书,中枢核心,极尽恩宠,一方面则坚决阻止他统领军队建立战功,持续削弱由老越国公杨素遗留给他的“军方遗产”,所以不论是兵部尚书段文振极力举荐,还是杨玄感自己积极争取,圣主都坚决不给其领军的机会。

当然了,圣主信任和器重杨玄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维持弘农杨氏这个豪门大族的政治地位。杨氏皇族和弘农杨氏同气连枝,是血脉亲人,是树于和树根的关系,两者互相依存,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虽然从历史上来看,但凡与皇权紧密相连的宗室、外戚都不靠谱,手足相残兄弟阋墙之惨剧比比皆是,然而弘农杨氏毕竟是皇族的根基所在,国运要旺,皇族要兴,首先根基就要牢固,土壤就要肥沃,所以弘农杨氏只能发展壮大,不能因噎废食,这一点毋庸置疑。

杨玄感的政治处境就是“冰火两重天”,改革派要打击他,关陇本土贵族集团也要打击他,在左右夹击中,圣主仗义援手,但圣主的“支援”是有代价的,实质上就是“趁火打劫”,要把他变成推进大一统改革的锋利武器,要把他化作中央集权制的铺路石,总之一句话,大家都在利用他,都在消耗他,抢劫他,等到大一统改革完成了,中央集权制建立了,他的利用价值没有了,他和他的政治集团也就走到了末路,保守的腐朽的衰落的,一定会被先进的新生的旺盛的所代替。

杨玄感只有抗争到底,他所要维持的不是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豪门的利益,而是整整一个贵族集团的利益,所以他没有选择,所以圣主和改革派对他始终保持着警惕,就像当初对老越国公杨素始终保持着高度戒备一样,没有人愿意做一个关在牢笼里的任由宰割的“囚犯”,杨玄感也不例外,他也会愤怒,也会反抗,至于何时“冲天一怒”,就要看“底线”在哪了。

在二次东征期间,对杨玄感的使用有三种意见,一是把他留在东都,但潜在威胁太大,谁都不放心;二是随圣主东征,但圣主又不愿给他领兵权,不愿给他建功的机会;最后折衷意见就是坐镇黎阳督办粮草,把他和二次东征的胜负绑在一起,捆住他的手脚,若二次东征出了问题,他就是最好的替罪羊,可以乘机打击削弱他,反之,他的功勋也不大,不足以支撑他发展壮大。

然而,事实证明,圣主和改革派终于触及到了杨玄感的“底线”,圣主和中枢的决策出现了致命错误,杨玄感造反了,在圣主最需要杨玄感的时候,在国祚命运最为关键之刻,在他本应该与圣主齐心协力,与国祚生死与共的时候,他背叛了圣主,背叛了国祚,带着弘农杨氏走向了一条不归路。

弘农杨氏是皇族的根基,与皇族的命运息息相关,根基衰败了,死亡了,皇族的命运可想而知,国祚的命运可想而知。

来护儿极度震惊,就震惊在此。杨玄感造反,就等于弘农杨氏造反,而弘农杨氏造反,岂不等于埋葬同根同源的皇族,埋葬自己的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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