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清河人来说,李风云是个神秘的具有传奇色彩的过客,匆匆而来,匆匆而去,打了一场胜仗,加剧了永济渠危机,然后又像风一般消失了,就如在波涛汹涌的湖面上扔下了一块石头,虽然溅起了波澜,却瞬息踪影全无,仿佛从未出现过。
一众河北豪帅对李风云那番惊世骇俗的言论将信将疑,毕竟未来的事谁也不知道,只要尚未发生,就一切皆有可能。
很快,从东都就传来了消息。兵部和卫府经过对东征战事的反复研究,认定右翊卫将军薛世雄在萨水大战的关键时刻拼死阻御敌军的攻击,为掩护友军渡河赢得了更多的时间,功过足以相抵,应免予责罚,官复原职;认定涿郡太守、检校左武卫将军崔弘升在萨水大战爆发之前就已经向圣主、中枢和前线统帅部发出了警告,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好了充足准备,正因为崔弘升的准备工作做得好,远征四个军才得以成功撤离萨水战场,同样也因为受益于崔弘升的预警,圣主和中枢及时增援了鸭绿水,才得以确保远征四个军安全渡过鸭绿水返回辽东,所以崔弘升不但无功,反而有功,但考虑到远征军大败之事实,崔弘升也只能是功过相抵,官复原职。
十二月十四日,圣主诏令,薛世雄、崔弘升官复原职。
政治上无处不是妥协,圣主若想赢得山东人对二次东征的支持,就要帮助山东人拯救崔弘升,而若想拯救崔弘升,关陇人的让步至关重要,为此圣主不得不向关陇人妥协,于是放出了薛世雄。薛世雄是河东贵族集团重要成员,中枢重臣黄门侍郎裴世矩、御史大夫裴蕴也是这一政治集团的重要成员,也就是说,圣主表面上是向关陇人妥协了,但实际上受益的却是支持他的河东人,这一政治手腕可谓运用得十分高超。
十二月十五日,圣主诏令,左翊卫将军段达因为在河北戡乱无功,剿贼不利,免去其左翊卫将军一职,即刻回京。
同日,圣主诏令,免去崔弘升涿郡太守一职,任命其为河北讨捕大使、检校左武卫将军,代替段达负责河北戡乱。
同日,圣主还下达了两道重要诏令,一是任命崔弘升的弟弟崔弘骏,出任赵王府长史;而另一道诏令的内容如出一辙,任命博陵崔氏的另一个重要成员崔赜,出任越王府的长史。
赵王杨杲是圣主的第三子。越王杨侗是已故元德太子的次子,圣主的孙子。崔弘骏出任赵王府长史,便成为赵王杨杲的第一辅弼大臣,而崔赜出任越王府长史,便成为越王杨侗的头号佐臣。
相比崔弘升的任命,这两个任命太重要了,内中蕴含的东西太多太复杂了,影响太大了,当即在东都引起了轰动。
从中土继承制度来说,赵王是庶出皇子,越王是庶出皇孙,都没有继承权,都不是合法的继承人,而真正拥有继承权的合法继承人,只有嫡出的齐王杨喃一个。但现在的问题是,齐王杨喃距离储君的位置越来越远,继承皇统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尤其他离开京师居外戡乱后,留给东都的是一个在皇统之争中垂死挣扎的凄凉而绝望的身影,这进一步拉大了齐王与储君之间的距离,于是东都理所当然把目光转向了其他皇子皇孙。
中土继承制度的原则是立嫡、立长、立贤。做为嫡皇子和皇长子的齐王杨喃既然逐渐远离了皇统继承人的序列,那么就只能依照“立贤”原则,在皇子、皇孙中寻找新的继承人。
“立贤”原则的最大弊端就是给了更多人争夺继承权的机会,这会诱发皇统之争,父子相残,兄弟阋墙,以至于亡国亡种,残酷而血腥,所以历朝历代都吸取了教训丨立嫡就不立长,立长就不立贤,以便最大程度的降低皇统之争的危害性。然而,本朝是个例外,先帝在挑选继承人的时候,最终还是选择了“立贤”原则,结果在圣主“登顶”前后的一段时间内,父子相残兄弟阋墙,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按道理圣主应该吸取教训丨但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是由分裂走向大一统的时代,是由门阀士族政治走向中央集权制的时代,是改革的时代,改革者为了建立永久和平昌盛的大一统的中土,皇统继承人必须具备大一统的执政理念和锐意改革的坚强意志,所以先帝也罢,圣主也罢,在选择继承人的原则上,不是立嫡、立长,而是能否坚持大一统改革,所以只能选择“立贤”原则。
圣主先是从政治上“驱逐”齐王杨喃,接着又“顺水推舟”,把唯一的合法继承人“放逐”出了东都,今天更是把辅佐赵王和越王的重任托付于山东第一豪门崔氏,等于向东都各大政治集团发出了正式宣告,皇统继承将以“立贤”为原则。依照这一原则,齐王杨喃有机会“登顶”,其他皇子皇孙同样有机会问鼎皇帝宝座,这实际上是剥夺了齐王杨喃的唯一合法继承权,同时授予其他皇子皇孙继承皇统的资格,新一轮的皇统之争就此拉开了序幕。
先帝时期的皇统之争,圣主最终胜出,已经非常清楚地表露了改革派们所坚守的以“立贤”为原则的皇统继承制度,而今天圣主步先帝之后尘,同样举起了“立贤”这杆继承“大旗,看上去有重蹈覆辙之危,有失去理智之嫌,但实际上其政治背景与当年如出一辙,改革派遭到了重大挫折,大一统的改革事业遭遇到了重大危机,迫不得已之下,改革派只能以扩大皇统之争来转嫁危机,把保守派攻击改革的“火力”转移到皇统之争的战场上,以此来赢得喘息和逆转的时间,来获得与保守派讨价还价的更多筹码。
中土的各大贵族集团已经经历了先帝朝的“皇统之战”,有丰富的“战斗”经验,所以当他们看到圣主重新打开了以“立贤”为原则的皇统大战的战场后,一眼便看穿了圣主的用意,看透了改革派们的手段,看到了蕴藏其中的巨大机遇和风险,于是一个个精神抖擞,气势如虎,拎着把大刀就冲向了战场。
博陵崔氏一马当先,冲在最前面,而此等惊心动魄的大战,冲在最前面的一般都是死,生机渺茫,但此时此刻,博陵崔氏没有选择,与其考虑会不会死,倒不如一往无前,杀出一条血路,死里求生。
博陵崔氏一夜间再度赢得了圣主的信任,再度“辉煌”,只是这“辉煌”背后所隐藏的危机让人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不寒而栗。
十二月下,李风云率联盟大军撤回济北,就在他准备撤回鲁郡的时候,李安期匆匆而来。
李安期辜负了李风云所托,未能在李风云北上永济渠之前请来鸿儒刘炫,好在李风云运气不错,找到了王安这个非常默契的“合作者”,否则此趟河北之行不会如此顺利。不过李风云并没有责怪李安期,毕竟刘炫是中土的儒林泰斗,就算落魄到与贼为伍,他也是大师级的人物,有大师的尊严,有大师的思考,他愿意来自然会来,不愿意来就算绑架也没用。
李安期带来了李百药的密信,李百药邀约李风云至馆陶相会。
馆陶在河北武阳郡,永济渠南岸,距离济北大约两百余里,路程不算多,但隆冬季节行走艰难,再加上李风云刚刚从清河回来,新年将至联盟还有一大堆事要处理,这马上又悄悄返回,实在不便。
李风云犹豫了一下,问道,“很紧急吗？一定要即刻动身？”
李安期连连点头,郑重其事地说道,“据说,不久前,崔家那位到了魏郡的邺城。”
李风云心领神会,原来崔家十二娘子到了,而且与李百药一起,这足以说明博陵崔氏和赵郡李氏在某些方面展开了密切合作,但这一合作是否有利于自己,就很难说了,所以这一趟的确不容耽搁。
李风云果断起程,日夜兼程赶赴馆陶。在馆陶城外的一座庄园里,李风云见到了李百药,也看到了崔九。
崔九对待李风云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很客气,很友善,言辞中甚至透出一股亲近之意。李风云倒是一如既往,不卑不亢,寒暄一番后,遂急切问到了东征战败的具体经过。
崔九详细述说,三番两次提到李风云的预测与实际情况基本一致,当说到自家家主崔弘升的功绩时,崔九更是喜形于色,把远征四个军的成功突围完全归功于崔弘升。当李风云听说有四个军十几万将士成功撤回辽东后,当即意识到自己可能被记忆中的历史欺骗了。
历史说萨水大战后宇文述仅仅带了不足三千人撤回辽东,而三千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除了诸军统帅和他们的扈从外,余者皆没,这就出现了一个无法解释的疑问,诸军统帅们又是如何撤回来的？远征军后撤过程中,诸军处在不同的位置,会遇到不同的战况,诸军统帅们即便抛弃了自己的军队,也不可能有如此好的运气,都逃出了天生,再考虑到高句丽人半渡而击之,远征军肯定有一半军队在洪水到来之前渡过了萨水,而这一半军队逃到鸭绿水后,还是有足够的能力和时间越过鸭绿水天险,所以不出意外的话,宇文述至少可以带着几万将士撤回来。由此可以确定,李唐为了污蔑和抹黑圣主,在撰写这段历史的时候,做了篡改。
李风云心情愉悦,事实证明,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自己还是有改变历史的可能,虽然改动的幅度非常小,甚至忽略不计,比如在崔弘升的努力下,在圣主、中枢、远征统帅部的齐心协力下,还是拯救了更多将士,但积少成多,厚积薄发,机缘巧合下,还是有改变历史轨迹的一线希望。
崔九说完东征大败的经过后,终于说到了正题,“你的预测很准确,二次东征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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