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底,鲁郡。

泗水鹰扬府步兵校尉李百药,带着儿子李安期及一于仆从,风尘仆仆抵达首府瑕丘城。

李百药出身山东超级豪门赵郡李氏汉中房,其父亲安平公李德林乃儒林泰斗,中土名臣,山东贵族集团领袖,四海知名,晚年在与关陇人的博弈中败北,郁郁而终。李百药袭爵,以才学和操行闻名于世,乃当代儒林名士,不幸的是他卷入了皇统之争,做为“太子党”重要成员之一,他的仕途就此急转直下,尤其圣主登基之后,先是被贬边陲,接着直接免官了。

大业五年,西征大捷,裴世矩居功至伟,甚得圣宠,在他的关照下,李百药再入仕途,到鲁郡泗水鹰扬府担任了一个小小的步兵校尉。去年初因老母病重,告假回家,偏偏在此期间鲁郡局势急骤恶化,动荡不安,于是李百药遂以各种理由迟滞不归。

今年七月,鲁郡太守段文操亲自书告李百药,鲁西南局势危急,敦促其务必尽快返回相助。

李百药及其家族已经有了血的教训丨并且这些教训的!影响力尚未消除,李百药当然要明哲保身,尤其在这种政局和时局都日益混乱,无论怎么站队都存在巨大风险的情况下,李百药更不愿意出头了。他的身份注定了他无论身处何地都是一个“出头鸟”,所以此刻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做一只缩头乌龟。

但是,他想做缩头乌龟,并不代表他就能做缩头乌龟。

李百药的老家在河北博陵郡的安平,虽然他这一支追本溯源是赵郡李氏汉中房,但祖上早己迁至河北,反而与赵郡李氏本堂三房联系密切。就如李密家族,追本溯源是赵郡李氏辽东房,但祖上因为在关陇为官,后代子孙世居关陇,与辽东房的本堂后裔基本没啥联系了。李百药是李氏的杰出子弟,在中土儒林和政坛上的影响力非同一般,当然,这与赵郡李氏以及其父李德林也有着相当大的关系,如果没有赵郡李氏这个庞然大物做后盾,没有李德林遗留下来的深厚人脉和庞大政治遗产,仅靠李百药本人,绝无可能拥有此等权势,不过正因为如此,他也成了关陇贵族集团的打击目标,虽然打击他的借口始终围绕着他的“太子党”身份,但东都上上下下都清楚,打击他实际上就是打击山东人,断绝他的仕途实际上就是遏制和削弱赵郡李氏的权势。

自中土一统以来,山东五大超级豪门在关陇贵族集团的全面压制下,尤其在新兴贵族集团尤其是以军功崛起的新兴贵族集团的正面阻击下,权势被极大削弱,对中土的影响力大不如前。这从各豪门所拥有的官僚数量上就能看得出来,当今朝堂上汉姓官僚中,以关中韦氏、陇西李氏、河东裴氏、薛氏和柳氏等豪门数量最多,其次便是虏姓中的元氏等个别豪门,而他们都属于新兴贵族,虽然有些豪门也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但过去贵族等级低,门第不高,与山东五大超级豪门这些历史悠久、累世簪缨、享誉中土的老贵族根本没有可比性。

然而,真正决定豪门地位和贵族等级的不是历史和荣耀,而是实力,是对中土权力和财富的占有量,是对中土命运的掌控力。

门阀士族政治的基础是贵族等级制度,也就是“尚姓”原则,贵族在分享权力和财富的时候,依据的不是贡献大小,不是官职高低,而是门第等级。到了本朝,先帝和今上为建立中央集权制度,为废除门阀士族政治制度,首要目标就是摧毁贵族等级制度,摧毁贵族对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权,但这个难度太大了,实质上它已经动摇了王朝的统治基础,所以只能一步步来,而第一步便是改革贵族等级制度,以“尚姓”原则,改革为“尚官”原则,以官职大小来确定贵族的等级,但要以“尚官”为原则,首要之务是废除“世袭制”和延续了数百年的“九品中正”选官制度,而“世袭制”和“中正制”是贵族掌控中土权力和财富的第一手段,改革的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然而,这一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以山东五大豪门为主的老贵族,因为他们占据了中土最多的权力和财富,而那些新兴贵族尤其是以军功崛起的新兴贵族,过去因为贵族等级低,甚至过去根本连贵族都不是的“暴发户”,却因为他们占据的权力和财富非常少,理所当然积极支持这一改革,于是这些数量庞大的“土豪”们随即成为推动这一改革的动力所在,结果“世袭制”和“中正制”先后废除,这也是以山东五大豪门为首的中土老贵族们,主要是山东和江左两大贵族集团的实力遭到严重打击,权势被严重遏制和削弱的原因所在。

你动了我的奶酪,夺走了我的口粮,危及到了我的生命,我当然要反击,于是老贵族们忍无可忍,终于一怒拔剑。

李百药的老家安平距离赵郡李氏的本堂很近,两百余里的路程,所以自李德林的祖上开始,他们这支来自汉中房的李氏子孙,就与李氏本堂三房的子孙,不但利益一致,命运更休戚相关。关键时刻,李氏本堂长者找到了李百药,向他透露了两个惊人讯息,李百药非常震惊,当即收拾行装,辞别老母妻儿,日夜兼程赶赴鲁郡。

李百药在瑕丘有一座府邸,是鲁郡一个豪望做为儿子的拜师礼送的。能拜在李学士的门下,那可是莫大的荣耀,即便这位当年的太子舍人、东宫学士在仕途上倍受磨难,但他在儒林的地位不减反增,在大河南北的影响力依旧令人瞩目。当初圣主将其贬出京城,直接“发配”到桂州,而桂州就是今日的广西桂林,距离东都非常遥远,其目的就是要把他对中土政治和儒林的影响力降到最低。后来因为行政区划制度改革,罢州置郡,官僚数量减少,东都某些人为了把李百药从边陲荒芜之地弄回来,就乘机免了他的官职。无官可做,绝于仕途,李百药当然只能回家种田教书了,于是李百药重回山东,于是李德林、李百药父子的弟子门生、亲朋故旧纷至沓来,而李氏家族的政治势力因其“领袖”的回归再度凝聚到一起。

很快,李百药在儒林的影响力就恢复如初,而他在儒林的影响力,与其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基本一致,并且还有一定的放大效应。

中土儒林是中土贵族官僚的根基所在,儒林在学术上的理论和观点,与中土政治是相辅相成的,两者彼此需要,互相影响,共同发展,这也是以山东五大豪门为首的、以学术文化为基础的豪门世家不但能够延续千年,还能始终影响甚至决定着中土命运的原因所在,也是中土新兴贵族和低等世家与这些超级豪门的根本差距所在,同时,这也是中土统一后中央集权制度改革最为核心的矛盾所在,最大的阻力所在。

自有记载历史以来,中土的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学术理论,尤其自汉以后,政治制度与儒学理论的相辅相成就已经成为一种难以违背的天道法则。

汉武帝实施集权,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而董仲舒的新儒学则以“大一统”、“天人感应”和“以德治国”等新思想为汉武帝的中央集权“保驾护航”。然而,自魏晋以来,中土陷入长达四百余年的分裂和战乱,王朝更迭就如走马灯一般迅速,门阀士族政治代替了中央集权制,董仲舒的新儒学也失去了“市场”,中土文化进入了儒道佛三教鼎立时期。在这种政治文化大背景下,中土由大分裂走向大一统,必然是疆土的大一统,政治制度的大一统,还是就是与政治制度相适应的学术理论的大一统。

现在,先帝、圣主还有他们的志同道合者,统一了中土的疆域,然后是实施政治制度改革,试图完成政治制度的大一统,以中央集权制代替门阀士族制度,但依照历史经验,若想完成中央集权制度改革,必须同时进行文化大一统,也就是重建与中央集权制相适应的以“君权神授”、“天命论”为基础的儒家学术理论。

然而,今天这个时代,不是独尊儒术的时代,也不是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而是儒道佛三教鼎足而立的时代,更严重的是,在三教相争中,外来的佛家占据了相当大的优势,同源同流的儒道两家联手都未能击败对手,反而被对手打得节节败退。

当然了,随着中土疆域的大一统,随着政治制度大一统的明朗化,随着“大一统”改革的步伐越来越快,文化“大一统”也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适者生存,凡顺应潮流者必将生存,这是真理,也是天道法则,所以儒道佛三教都在努力适应时代,适应“大一统”的改革大潮。

佛教做为外来者,有着天生的劣势,但它之所以能在中土蓬勃发展起来,与中土近四百余年的乱世有着直接关系,而它对中土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的近乎疯狂的渗透,不但危及到了王朝的兴衰,也严重危及到了本土儒家文化的生存和发展,矛盾冲突在所难免,于是便有了历史上的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两次“灭佛”运动。佛家吸取了教训丨为了生存发展,主动改革,不但在内部进行南北佛教的融合,主动配合政治上的需要,还在外部进行融合,在诠释佛家经义的时候,大量吸收儒家和道家教义,甚至不惜代价篡改经文。

道教在三教中的实力排在最后,尤其北教,就是活跃在关陇的楼观道,同样在北周武帝的“灭佛”运动中惨遭灭顶之灾,而南教“上清派”一直得到江左朝廷的支持,发展很快,但面对“大一统”的新时代,南北两教也开始了互相融合,还主动吸收佛教教义,取长补短,竭尽全力抗衡佛教。

儒家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其文化便成为中土的正统文化,其思想便成为中土的正统思想,由此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深刻影响着社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而自魏晋之后,占统治地位的今文经学陷入绝路,古文经学迅速崛起,并逐渐成为治国之本,所以外来佛教的发展,最大阻力就是本土儒家,而且主要是来自山东的以古文经学世代传承的豪门世家。

儒学是处世治国之学,佛教是出世离俗之教,二者是对立的,但佛教劝世人慈悲爱施,普渡众生,这与儒家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仁爱精神又基本一致,所以两者有调和之处,这也是中土贵族官僚在研习儒学的同时,非常虔诚的信佛拜佛的重要原因,而正是因为大量的贵族官僚们在政治上支持佛教,利用佛教,才使得佛教即便遭受到了两次毁灭性的打击,但依旧蓬勃发展的原因所在。

在中土文化“大一统”的改革中,最著名的手段就是儒道佛三家辩论。

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先帝召集儒、佛、道三教代表辩论《老子化胡经》之真伪。儒方代表是苏威等名士,佛教是僧人彦琮,道教是道士张宾。

大业三年（公元uu7年）,在智藏寺又进行了一次三教公开辩论,这次是关于理论、教义的辩论。这场辩论由始平令杨宏主持,道教是道士余永通,佛教是僧人慧净。

由这两次辩论可以看出,以古文经学理论为主的儒家为维持自己治国之本的地位,联合道教,对严重威胁到中土整体利益和自身利益的佛教,发起了一次次“冲锋”。儒佛融合是不可能的,佛教融合儒家思想的目的是生存,而儒家吸收佛教教义,则是一种从根本上彻底摧毁佛教的手段。

文化“大一统”遭遇到了巨大阻力,这个阻力远远大于政治“大一统”,而阻力来源一方面是因为佛教蓬勃发展了,渗透到中土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与儒道两教形成了鼎足而立之势,另一方面则是最高统治者在政治上需要佛道两教的支持。

先帝建国,名义上是受禅,实际上就是篡国,而为了名正言顺的篡国,就必须在舆论上赢得平民百姓的支持,在学术理论上赢得大义,当时道教就给了先帝舆论上的支持,随后佛教也广为宣传。这对先帝和他的追随者来说非常关键,相比起来,儒家当时的支持就不够,山东人甚至支持尉迟炯、司马消难和王谦造反,差点把先帝推翻了。

圣主能够赢得皇统,最重要的是有江左贵族集团的绝对支持,而江左贵族集团与南方的佛教道教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非常密切,可以这样说,若想赢得江左贵族集团的支持,首先就要赢得南方佛教和道教的支持,所以圣主在江左镇戍期间,积极“公关”佛道两教,在佛教受了“菩萨戒”,法号“总持菩萨”,在道教不但奉养南方道教第一仙人徐则,还与上清道法主王远智等诸多著名道士亲密交往。圣主登基后,继续不遗余力的支持佛道两教的发展,以便在舆论上大规模的宣传改革政策,同时在政治上努力赢取更多更大的支持。

这就是文化大一统改革的核心矛盾所在。

儒学是治国之本,但今天的以古文经学理论为主的儒学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在以中央集权制为主的政治“大一统”改革中,不但起不到帮助作用,反而起到了阻碍作用。然而,中土的儒学实质上控制在以山东五大豪门为首的北方豪门世家手中,以关陇人为主的新兴贵族集团在学术思想这一块是个“短板”,望尘莫及,为此不得不在治国所需要的儒学理论上依靠山东人,但山东人在“大一统”的改革中是利益损失者,是权力和财富的被剥夺者,当然没有改革的动力。

山东人既然没有改革的动力,当然不会帮助关陇人,为大一统改革提供相配套的儒学理论。而儒学“不思进取”,不改革,不创新,不能在舆论上推动改革的前进,那么反过来就迫使关陇人不得不依靠佛道两教来控制舆论,尤其是最高统治者和改革派,更是在文化“大一统”的改革中缺乏支持儒家的力度,如此一来就等于变相支持佛道两教,导致文化“大一统”改革的阻力有增无减。

文化不能“大一统”,儒学理论思想不能积极配合中央集权制度的改革,那么可以想像“大一统”改革的阻力有多大,可以想像关陇人和山东人之间的矛盾有多严重,而这些阻力和矛盾反过来又严重危及到了中土的统一大业。

李百药回到山东,重返中土儒林,能不能再入仕途无所谓,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不是做多大的官,有多大的权,而是他在经史学上的理论思想,这才是他真正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