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朝她摆手道：“我们不说这件事情了好不好？”
她不住地笑，“我觉得吧，现在的官员习惯于说说假话，到后来连他们自己都相信那些假话了。这叫自我麻醉。”
我问她道：“管医生，你是不是对我们国内的环境很不满意？既然这样，那你当时干嘛要回来呢？”
她说道：“像我这样水平的人，在国外也不好混，还不如回国来发展。这也是我们很多海归的想法。更何况这是我自己的国家，我什么时候想回来都行。冯市长，你不会因为我在你面前讲实话就不高兴吧？”
我笑道：“怎么会呢？其实吧，我倒是蛮喜欢听你讲实话的，因为我在医院的时候也和你一样。这是一种非常自由的状态，从灵魂上到行动上都很自由。只不过现在我不可以像这样了。其实作为从政者来讲，不管是在我们国家，就是在西方任何的国家都是这样，都是不可以随便乱讲话的，这是从政者必须具备的素质。你说是吧？”
她点头，“这倒是。”
我笑着说道：“所以，你前面的那些说法其实是很片面的，就是美国的总统，他也得为自己发动的战争找到一种冠冕堂皇的说辞，这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把有些东西孤立起来去看，政治的问题很复杂，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简单。”
她笑道：“好像你说得真的还很有些道理。”
我笑道：“不是真的有些道理，而是本来就是这样。管医生，李敖有句话你听说过吗？他说，政治比妓女的阴dao还肮脏。他的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夸大，但也说出了一部分事实。政治这东西就是这样，任何国家的政治都是如此。现在我们很多人在看问题的时候总是喜欢把我们国家与外国完全地割裂开来，只去看我们国家的问题，而不去想想其实国外的情况也差不多，甚至在很多地方还不如我们国家的情况。这样就不对了。呵呵！
管医生，我可没有批评你的意思，只不过我觉得你也和很多人一样，看问题不那么可观罢了。而且有时候我自己也一样有着这样的问题，但是我相信，不管是你还是我，以及我们大多数的人，我们都是因为希望自己的国家好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不满意，所以才会发那么多的闹骚。你说是吧？”
她笑道：“冯市长，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一点：为什么你可以当市长而我不可以。嘻嘻！你的口才确实很好，我说不过你。不过冯市长，我倒是想问你一个问题：梁启超说，中国之所以积弱，根源之一就在于国人不能正确区分国家与朝廷的概念，以致爱国心没有用在正确的地方，以至于爱国变成爱朝廷，甚至变成爱领袖。人们有必要了解一个常识——即国家不是朝廷和政府，人们应该爱的是国家而不是朝廷。冯市长，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诧异地问她道：“梁启超说过这样的话吗？”
她回答道：“当然。他的原话是：试观二十四史所载，名臣名将，功业懿铄、声名彪炳者，舍翊助朝廷一姓之外，有所事事乎？其为我国民增一分之利益、完一分之义务乎？而全国人民顾啧啧焉称之曰：此我国之英雄也。夫以一姓之家奴走狗，而冒一国英雄之名，国家之辱，莫此甚也！乃至舍家奴走狗之外，而数千年几无可称道之人，国民之耻，更何如也！
而我国四万万同胞，顾未尝以为辱焉，以为耻焉，则以误认朝廷为国家之理想，深入膏肓而不自知也。而且比梁启超晚一些时候，陈独秀也写过一篇题为《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的文章，文中说：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
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所以，若有人问：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我们便大声答道：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我点头道：“对呀，我觉得陈独秀的话说得很对。国家的功能，一是抵抗异族压迫，一是调和国内纷争，前者对外，后者对内。而国家功能的实现，须通过政府去完成。如果政府能完成国家功能，国家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如果政府不能完成国家功能，国家则有可能成为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我们现在的政府就做得很不错，所以爱国与爱政府应该是一样的。”
她看着我，笑道：“冯市长，政府做得好不好不应该是由政府自己说了算吧？”
我回答道：“在我们国家的政府面前，我也是一个老百姓，如果让我实事求是地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的政府做得真的不错了。我们国家这么多人口，经济如此的落后，但是我们能发展到如今这样的程度，确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了。当然，我们存在的问题也很多，但是不能因此而抹杀了我们国家政府的功绩。你说是吧？”
她回答道：“我认同你的说法。不过我觉得我们的政府还应该，而且也还可以做得更好。但是为什么没有做得更好呢？我认为还是政府的问题，这也是一党专政的必然结果。”
我急忙地道：“管医生，我们不要谈这么敏感的政治问题了好不好？这些问题都不是你我能够解决的。你是医生，我是官员，我们只需要好好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可以了。前面我也讲过了，政治的问题很复杂，不是简单地就可以用好与坏来讲明白这个问题的。你说是吧？国与国之间的国情不同，我们不能对这样的问题一概而论。”
她笑道：“好吧，我们不谈这个问题了。其实我平日里也不大喜欢和别人谈这样的问题。我是女人，是医生，对这样的问题不感兴趣。只不过是因为你是官员，今后我们还得加强合作，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之间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所以也就随意地提起了。”
听她这样一讲，反倒引起了我的兴趣了，于是我即刻地就问她道：“那么管医生，你觉得爱国究竟是什么？”
她笑道：“我觉得吧，爱国，就是要让这个国家走向民主而不是走向专制；爱国，就是让国民走向自由而不是成为奴隶；爱国，就是勇于支持弱势群体正义的行为，就是敢于反对贪官权贵的横行霸道；爱国，既要同情民众的疾苦，也要憎恨贪官的腐败；爱国，既要为历史上的辉煌和今天的成就而自豪，也要为传统的专制和今天的落后感到羞耻……爱国是努力工作，创造财富，发挥自己的最大潜能,，我可以养活自己，养活家人，养活国家；爱国是说真话，办实事。
如果国家不让我这样做，我要勇敢地站起来，批评它，改进它，重建它；爱国是国家侵犯我的权益时，一定有人站出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如果这样做，我的个人自由和权利有了保障，我们的国家变得合法、文明、可爱……”
我顿时愕然地看着她，因为我想不到她会如此顺溜地快速讲出这么有水平的一段话来，“管医生，这些东西不应该是你刚才想到的吧？”
她笑道：“我哪里有这样的水平。在国外的时候，我们很多大陆和台湾、香港的访问学者经常在一起谈论这样的话题，所以我就记下来了。当然，我是赞同这样的观点的。”
我看着她，“管医生，既然你把我当成了朋友，那我就觉得自己有必要劝你一句。虽然我觉得你的话有些道理，但是其中的有些说法是很危险的。什么叫如果国家不让我这样做，我要勇敢地站起来重建它？这样的话我们在一起说说可以，但是最好不要在别的人面前谈。你是当医生的，最好不要介入政治。政治可不是那么好玩的。”
她笑道：“我忘记了，你可是政府的拥护者、收益者。不过冯市长，我觉得没有你说的那么可怕。一个国家的政府，如果连我们老百姓的批评都不能接受了的话，那么这个政府也就变得腐朽、落后了。
我始终相信一点：那就是任何国家都会走向民@主和自由，因为这是我们全人类共同发展的趋势。任何政府，任何个人都不能阻挡人类历史的这个发展规律。
冯市长，虽然我只是一个小医生，但是我是这个国家的一员。我是热爱这个国家的，而我觉得一个人的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应该真真切切地关心它。如果没有当年的孙中山，我们国家还依然处于清廷的统治之下。你说是吧？”
我不再说话。此时，我的心里顿时就有了一种隐忧，因为我觉得她的这些想法和言论很可怕。但是我却偏偏无法找到合适的理由去说服她。
我也不得不承认她的话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而问题的关键是，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对于她来讲，只是一个医生，而且还是一个女人，如果她在这样的问题上陷入过深的话，今后说不定会发生大问题的。
过了好一会儿之后我才叹息着说道：“管医生，我还是那句话，我们最好不要探讨这样的问题为好。对于你个人来讲，如果你非得要去介入这样的问题，那你首先就应该做好准备，做好今后要承受介入这样事情可能会带来的各种后果的准备。管医生，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我说过了，政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而且有时候也是很可怕的事情，它不是简单地就可以用对与错去说得清楚的问题。我们任何人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都是非常弱小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够认真地去想想这一点。管医生，既然你已经认为我们是朋友了，那么我觉得自己就有责任提醒你这一点。”
她看着我笑，“冯市长，看把你给吓的！我们不就是随便说着玩的吗？其实吧，我是想听听你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我想了解一下我们国家年轻一代官员究竟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如此而已。”
我顿时放下心来，随即就笑道：“这么说来，今天我让你很失望。是吧？”
她笑道：“哈哈！也谈不上失望不失望。不过我觉得你还是比较保守的，但是也不像我想象的那么保守，至少你没有用大话和套话来批评我。而且我也很感谢你，因为你刚才的那些话里面充满着对我真正的关心。所以，我觉得自己应该谢谢你。怎么样？晚上我请你吃饭好不好？”
我笑着说道：“吃饭的事情以后再说吧。这样，我们在出国之前我再请你去吃西餐，出国后有机会的话我也请你。怎么样？”
她笑道：“看来你还真大男子主义啊。也行，那就是让你大男子主义吧，这样我可就节约啦。”
我大笑。
有一点我是没有想到的，后来，管琴真的就出了问题，而那时候我才知道，其实她早在国外的时候就加入了一个激进组织，而她后来出现的问题却并不仅仅是言论上的激进那么简单，而是涉及到了危害国家安全的问题了。
并且，后来我也差点因此被牵涉其中，幸好这次我非常明确地表达出了自己的看法，而且在后来她几次提及到这方面问题的时候我都拒绝再与她继续谈下去。此外，我不知道她当时究竟是不是有着想要拉我进入到他们组织的意思，不过有一点我后来才知道，至少她的心里对我有一种感激，那就是她认为我是真正在关心她，而不是像她认为的某些人那样假惺惺地去和她讲大道理。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