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的收藏与普通藏家的藏品，差别很大，他们并不注重市场价值，更强调文化研究性。这一点，在诺科教授的收藏室表现尤为明显。

诺科教授的收藏品中，最多的是各种书籍；其次是各类不知名骨骼残片，金属及陶器碎片；还有一些是让人不明所以的壁画拓片，或者石雕碎片；还有一些随意放在木架上的残破泥塑、石刻等物件，或者残缺部位。

难怪刚才一听说上二楼参观教授收藏室，大家都不感兴趣，唯一陪同上来的只有裴迪——这些残缺件，要论市场价值，近乎于零，更没有欣赏价值。

诺科教授却兴致勃勃的拿起一件又一件的残片，向卢灿介绍。

他手中巴掌大的石刻拓片，上面有十多行细小的楔形文字，卢灿不认识，可教授滔滔不绝的自顾自说着，裴迪能看出卢灿不太感兴趣，无奈的对他耸耸肩，示意老师就这德性。

他手中的是苏美尔泥板拓片。

所谓苏美尔泥板，是古代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现今伊拉克的大部地区）所诞生文明。其文明甚至要比中华古文明还要早——苏美尔楔形文字现知最早时间为3300年，这些文字被刻印在塑好的泥板上，形成很特别的书籍，这就是有名的苏美尔泥板。

这份拓片，是他亲自去大英博物馆拓回来的。

是的，古苏美尔泥板的最大收藏者，既不是伊拉克更不是埃及，而是大英博物馆。

19世纪中叶，由大英博物馆的乔治史密斯从亚述古都尼尼微——亚述巴尼拔墓里的泥板图书馆中，发掘出22000个这样的泥板碎片，里面记录了许多与《圣经》中相似的故事。

欧洲学者对这批“人类最古老的文字”一直抱有万分热情，诺科教授同样不例外。

尽管文博界已经认同苏美尔楔形文字被破译的事实，可欧洲同样也有不少专家认为有些文字的翻译有问题，一直在为某一泥板上的某一段话，或者某一个字的意思，争论不休。

很显然，诺科教授也是苏美尔楔形文字的研究者之一，他的藏品中，有大量的苏美尔泥板拓片。

如果是苏美尔泥板，卢灿会很有兴趣，仅仅是拓片，而且还是一个字都看不懂的乌漆嘛黑的纸片，他表示无爱——这就是他常被李林灿诟病的地方。

裴迪教授在这方面有很深造诣，他和老师一问一答，有时还会辩论两句，两人很快忘了旁边还有位客人。

算了，自己看吧，好在东西挺多的。卢灿也没觉得被忽视，这种随时随地能忘情研究的学者，值得尊重。

沿着桁架往里走，卢灿终于找到几件自己能看懂的东西，是的，这里面很多东西让一向很自信的卢灿很受伤，根本看不明白。即便是这几件，他也是半懂。

眼前这个小木架上的纸质贴牌上写着“河中地区古文明”。

河中即“中亚河中地区”，指中亚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以及泽拉夫尚河流域，包括今乌兹别克斯坦全境和哈萨克斯坦西南部。

河中为古代欧亚陆路主商道丝绸之路重要通道；自波斯帝国前后，该地区在大多数时间为各个伊朗语民族与突厥语民族所统治，多是波斯帝国与中亚突厥人的各个封建王朝，例如阿契美尼德王朝，萨珊王朝，萨曼王朝，萨非王朝，帖木儿王朝，布哈拉汗国等。

确切的说，卢灿前几天购买的古匈奴币，就是河中文明体现。

这些地区的文明是典型的中西混杂文明，以中东文明为主，中华文明为辅，所以说，卢灿只能是“略懂”。

略懂也要比不懂好，卢灿还是能看明白。

当他目光落到最后个木匣中时，乐了，这东西，他真懂！

眼前的木匣中，是一尊拼补过的隋唐青釉四系罐，整器裂成七八块大碎，被人用胶水重新粘合，但修补者的水平明显一般，彼此之间的缝隙很明显。

所谓四系罐，就是肩部平均分布四个小提纽，可以用绳子或者铁器穿上，高高系挂起来的罐子。这种罐子一般不大，它既可以用来盛装物品，有时候还可以用来烹饪——挂在火堆上，调制汤羹。

眼前这尊四系罐，直口丰肩瘦足，胎质细密，器肩部饰弦纹，腹壁饰布纹并装两对称横系，施青绿釉，釉不及底，釉透明度高，并开细碎纹片。

虎园博物馆还真没有隋唐之前的高古瓷，眼前这件，器物虽残，可东西很对，这是典型的隋唐瓷器风格。

卢灿见过的唐朝瓷器，还是在香江茶博物馆，那件青瓷茶注子具备中晚唐瓷器的特征，被誉为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他也曾私下向罗查理打探有没有可能入手？结果罗查理直接摇头拒绝——那是他老头的心肝宝贝。

眼前这件，不能错过！稍后一定找诺科教授要到手。

并不是唐代瓷器有多好，相反，唐代瓷器，基本上都是低温瓷，在质量上要比随后的宋代瓷器差不少，可这件瓷器的时间在这摆着呢，它对于研究中国瓷器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任何研究都是基于实物基础上，没有隋唐瓷器，虎博研究中心谈隋唐瓷器研究，那就是一句空话。

至于这件瓷器，为什么会出现在中亚河中地区？

这就更好理解。

从汉朝开始，在河中地区一直活跃着“昭武九姓”，也就是康国，安国，曹国，石国，米国，何国，火寻国，伐地国，史国。

这些国家中，康国最大，是其他国家的宗主国。唐太宗时期，谴使来求内附，唐高宗置康居都督府，任命康居国王为都督。康国内附，其他诸国也就相随内附唐朝，成为大唐王朝的一份子。

大唐盛世，河中地区又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段，中西货品交易中心，因此，在河中发现几件隋唐的瓷器，很正常。

“嗨，教授！”

瞅见两人不再争论，卢灿喊了一嗓子，诺科教授从另一侧桁架转过来。

“这件……隋唐瓷器，转手给我吧。”卢灿也没绕圈，直接指了指。

“这……”诺科教授迟疑片刻，也许是想起卢灿刚刚捐赠的二百二十万法郎，很快点点头，“行！算我捐赠给你家博物馆的。”

爽快！卢灿冲他竖竖大拇指。

这东西不是钱的事，而是爱好，能看出来，他对这些东西很喜欢，否则也不会用木匣盛装。对方很干脆的将自己喜欢的物品赠送，那就是情分。

教授笑笑，示意他可以搬下来。

其它藏品，卢灿没再开口，有这一件已经足以将虎博的瓷器历史往前延伸四百年，收获不小了。

三人重新下楼，卢灿正准备开口谈人文院和虎博建立联合研究小组的事情时，诺科教授突然想起一件事，率先开口。

“维文……你知道伊波利托德西德里神父吗？”

这名称有点陌生，不过卢灿很快想起来，诧异的问道，“那个意大利神父？”

是的，这位神父在中原文化圈中并不出名，可如果了解藏区宗教史，一定不会陌生。

他是天主教耶稣会的意大利传教士，1716年3月18日，受罗马教廷委派由印度经尼泊尔，抵达藏区首府拉萨传教，1721年离开。

这位神父的名声可不太好，属于耶稣会中的异端强硬派。

他在报告中每每提及那些受藏传佛教信众信仰和崇拜的宗教对象，如观音菩萨、莲花生和达/赖喇嘛时，他都会不加掩饰地使用一些带有谴责色彩的基督教术语。

诸如“恶魔”、“魔鬼”、“恶魔般的”词汇，在他的报告及作品中层出不穷，甚至公然声称，“向他们挑战或者发起战争”！

诺科教授突然提起他干什么？

“他家后人中的一支，已经移居到巴黎乡下。”

教授拍拍木匣，遗憾的说道，“这尊大罐是我几年前从他家后人手中拿到的。当时和这件东西在一起的，还有几件河中以及河西地区的文物。可惜我没钱，只能买下它。”

所谓河西地区，就是古丝绸之路的东段，也就是今天的甘肃酒泉、武威、张掖等地。这一地区在很长时间属于吐蕃范围，而著名的敦煌莫高窟，也位于这一带。

这一带的文物，一直属于欧洲最喜欢研究的，甚至还演化出“敦煌学”这一系统学科。老先生这条消息来得很及时啊，虎博也藏有不少敦煌经书，敦煌学研究负责人，就是戴敬贤，若是能找一批河西文物，估计他会很开心。

“他家还藏有德西德里神父当年的东行游记手稿，我见过。教授摇摇头，有些无奈的说道，“阿方索太贪！”

“当时我陪同老师乔治。杜梅齐尔（法国20世纪著名语文学家、文明史家、宗教学家、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院士、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去他家，结果价格太高，没有买成。”

“不知道那些东西还在不在，你可以去看看。”

好消息！

无论德西德里神父人品如何，他的东行手稿，对考证十八世纪初的印度、尼泊尔级藏区的文化，有着相当的价值。

卢灿很想会会他口中的贪婪阿方索！

不过，在离开之前，还有件事要谈，那就是虎博与法国人文院的联合研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