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倚山而立,一条窄而干净的水泥公路从青山里蜿蜒出去,从高处看去犹如一条群山中的白蟒。
以前,还没有这条公路时,通往县城的唯一6上通道是一条饱经沧桑的青石板路。雨天路滑,小孩子走上面整个一摔跤比赛,走下来,衣服裤子要裹一层泥水。
大人一开始自己的小孩狗日的不好好走路,最后一看所有小孩全他妈的摔成了泥人,便开始骂这条路是狗日的。
抗日战争时期,人们担心日本鬼子沿着这条路进入村庄,日本人没有来,倒是袍哥经常从这条路进村抢粮。
报警员待在阿姆山的山顶上,看到山丫口的袍哥队伍便使出吃奶的劲儿敲锣,山下的人立即抬着粮食躲进地窖避难。
袍哥听到锣声,知道粮食被藏到了地窖里,直接冲进地窖里抬走了粮食和漂亮的村姑。听老人们说,那会儿年轻女人都留短头女扮男装,袍哥一进来就往脸上抹大粪。
袍哥人家,绝不拉稀摆带。小时候我们拿着木头做的机枪,用流氓腔调学这句话,霸气侧漏,不可一世。
除了袍哥,还有一群跟袍哥的性质差不多的团伙,他们看不惯打家劫舍的低端组织,每次进村彬彬有礼,挨家挨户收粮,要保护费。
尽管他们不承认自己是袍哥,但每次进来的扫荡跟袍哥无二。
老乡,给点粮吧。
老乡不给的话,他们一边把衣服掀开露出腰上的毛瑟**把儿,一边客气地说,老乡,不给就不好意思了,俺们这子弹可不长眼儿了。
我爷爷说,袍哥还讲义气,虽然抢了我们的粮食和女人,但这镇子要是遇到灾荒,他们运来粮食分,还帮着修水利工程。
另外一伙人就不一样了,进来只顾吃喝拉撒,完了一摊尸扑街,啥都不管,最后拍拍屁股一走了之。
后来,没人来抢东西了,这里的人什么都不怕,除了山神水鬼。
再后来,山神水鬼也不怕了,那是老祖宗的“四旧”,破烂玩意儿,全部得推倒。
什么祠堂、龙王庙、土地庙,全他妈的被付之一炬,连镇北面那棵被世世代代拜祭的千年古柏也被砍了。
被砍了之后没完事,还戴着高帽子被批斗了半个月。树被戴高帽子批斗,这绝对是我一生中听过的最荒诞不经的故事,没有之一。
人,一当什么都不害怕,将会变得异常令人害怕。
2o世纪9o年代后,小镇修通了公路,很多人学会了做生意,修起了客栈,游人多了起来。
原先这里的居民心无戒备,一代代人从土里生长出来,又在土中消亡,人人呢吮吸着最纯的土地的气息,踏在坚实的紫色土壤上,无意识地延续着陈旧的土的文化。
老人经常告诉我们,土地是一切事物的答案了。
土地再纯洁,终究要长出恶之花。直到三个孩子失踪,我们再也不相信土地的纯洁性了,土地孕育人,控制人心的是人,与土地无关。
从北京刚返回镇上的第二天,疑云再起。时隔二十年,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诅咒。
第三天,我去派出所找周伯,看到他办公室里人满为患、乌烟瘴气。
人生第一悲,莫过于失后之痛。文武的妻子眼睛红肿,披头散,精神濒临崩溃的边缘。
周伯看到我去,立马迎出来。
他让我进屋坐,我说在外面聊聊。
我问:“小女孩现在什么情况?”
他眉头紧皱,说:“还是没有任何线索,这次是公职人员的孩子失踪,上面很重视,县里派来了两个协查员。”
“这次您老还相信什么河神山魈威吗?”
周伯无奈地摇摇头说:“当初这三个娃儿失踪时,都有目击者看到山间有刺眼的白光。小宇啊,有的东西我们看不见,就不等于他们不存在。”
周伯指了指阿姆山又说:“如果现在山北面飞过一只麻雀,我们下边的人是不晓得的噻,但如果人站在山上,他就看得见那只麻雀儿,你说对不对嘛?这取决于我们站的位置嘛。”
我说:“周伯,您老人家是看着我长大的,我一直尊敬您,但这件事上我想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毕竟人命关天。”
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你老汉儿跟你都是文化人,说说你的看法嘛。”
“这麻雀不管我们有没有看到,它都飞过了,只不过是我们感知与否的问题。 暂且不讨论哲学、鬼神,谈点具体的。现实中有的刑事案件实属偶然事件,作案人没有预备、没有动机。但更多案件有蛛丝马迹可寻,二十年前尹德基的妹妹失踪,一个月后双胞胎失踪,这两起事件您觉得没有联系?我估计都是同一人所为,熟人作案,拐卖儿童的可能性小。小镇一条路出去,那时出去的要道都设了关卡,一个外人跑到这个穷乡僻远的地方一个月内作案两次,不太可能。作案人应该还在镇上,而且大家都认识他。”
周伯说:“你的意思是,全镇三四百号人都有嫌疑?二十年前与二十年后,这个人为什么要隐藏二十年?”
我点点头说:“对,包括我自己也有嫌疑,刚到镇上的当天晚上便生这事儿,我倒觉得挺诡异。二十年啊,很长也很短,足够一个人从恶到善,又从善到恶,足够让心魔慢慢复苏,也许只差一个偶然的时机,一旦时机成熟,魔鬼便出笼害人。”
周伯伤感地说:“我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死了也要把这堆肉埋这里,我啊,一直相信这里的每个人都是好心人,不愿意相信谁的心那么黑啊,几岁的孩子,怎么下得了手?要是凶手真在镇上,我拼了这把老骨头都要逮到这个狗日的。”
“人性复杂多重,您刚才不是说,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不等于他们不存在。人心隔肚皮,谁又能看得见?说不定现在文武的女儿还活着,我们还有机会。”
周伯紧皱的眉头稍微舒展开,说:“你说的也对,心魔,谁都有。好,我们要认真查,但现在是法治社会,不能说去谁家搜就搜,要有证据啊。小宇,你脑子好使,以后有什么我要请你帮忙的,你不要嫌我这个糟老头哈。”
“周伯您太客气了。”
文武看到我来了,出来跟我打了声招呼。
虽然看的出他很坚强,但疲惫和憔悴已经让他那肥硕的身躯招架不住。
我过去跟他握手以示安慰:“有什么需要帮忙可以告诉我。”
他点头,没有多说话。
文武不是一个好警察,却是一个好玩的警察,小时候他帮我们偷梨的事情我记得一清二楚。
果园里一支梨树枝桠出墙来,挂在上面的性感丰满的雪梨使劲儿勾引我们。我们想一定要吃到这梨,于是用尽一切办法,用石头砸,用竹竿敲,都不成功,心里猴急。
文武看到了,说帮我们摘。他肥胖的身体拼命往上蹦,全身的肉像果冻晃悠悠,跳不了几下气便喘吁吁。
最后梨没有摘到,累得满头大汗,开始破口大骂梨树,嚷着要跟梨树的奶奶生**关系。
果园主人听到文武的叫骂声,探出头来查看,一看到文武,问:“文胖子,你骂哪样?”
“你看看,这家这树枝桠都支到路上来了,妨碍行人了,要锯掉。”文武说。
文武至少是个警察,说话跟茶馆里满嘴放屁的人不一样,是有法律效力的。果园主人虽然心疼,但嘴里应着:“好啦好啦,明天就锯掉。”
“不行,现在必须锯掉,你没空我帮你。”
果园主人搬出人字梯和锯子,文武二话不说,拿着锯子爬山去三下五除二地把那枝桠给锯下来了扔给我们。
这树枝向阳,上面的结的果子甘甜多汁,迄今为止,我似乎都没有吃到过那么好吃的梨。
桥边镇的山水养人,这么多年从来无一例癌症,还养出了以张兵和文武为的胖子。不过,土豪张兵一家早搬成都去了,长大后便没有这家人的消息。
“长大”,我将之视为贬义词,越长大,越谨慎,越现实,越狡猾。
我们总是想把他人变成自己手里的行货,把世界分类归档成自己的收藏,不再有精神探索和灵魂冒险,不再相信单纯和真实的存在。
但人不能不长大,电影《铁皮鼓》里面的小奥斯卡诠释了拒绝成长的残忍。我宁愿小奥斯卡像我一样,走出去接受社会的残酷、人性的黑暗,慢慢长大。
父母没有告诉我社会多凶险,只告诉我与人为善,你怎么对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怎么反作用于你。
有时我又想,不是每个人都想尔虞我诈,清清白白的文武从来没有得罪过谁,他的女儿凭空消失,不管谁遇到这种事,都会重估和自问,究竟谁在维护这世界的平衡,主持着公平正义?自己成为受害者时,谁还敢高唱“这世界充满爱”?
回家时,路过小镇的保管室,几件废弃的大屋,成了麻雀和小野兽的快捷酒店。
那里曾经生过很多故事,在那个奇异的年代,人斗人,人整人,都在这里生。
屋檐下那个大喇叭还没有被拆掉,破烂不堪。曾经,上级的命令、指示、计划以及比较有鼓动性的新闻都经过这个喇叭传达到人们的耳朵里。这喇叭曾操控着桥边镇和中国的历史。
1971年底,一个惊人的新闻从喇叭里面传出,让幽闭的小镇沸腾起来。叛国贼乘坐的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地区坠毁,叛国贼以及其妻子身亡。而这叛国贼,人们还在昨天出工的宣誓大会上祝他“万寿无疆”。
1976年9月,喇叭里又传出了一个沉重的消息:伟大的主席在北京逝世。当时,我的母亲正和一群女孩在山上割草,听到这个消息,她们马上把背篓和镰刀扔下跑回家里,整个世界早已被哭声和泪水包围。
镇上设立了灵堂,人们撕心裂肺地哭泣,在哭泣中告别了一个时代。
再后来,保管室完成了历史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这几间屋子空堆满了杂物,长满了杂草,一厢情愿的人编出了这样的故事,说晚上这里冤魂出没,以前被斗死的人会现身喊冤。
世事变迁,几多荒谬,都消散在了空气和泥土里。
小时候,F4经常来保管室捉耗子玩。考上大学那个暑假,我们在保管室里搞了一个盛大的BBQ派对,欢声笑语,似乎尽在耳边。付文心对我说,那是她玩得最开心的一天。
如果当初我们四个不在河边喝血酒、毒誓,不去北京,不遇到那么多人和事,一辈子在小镇终老,过真实平淡的生活,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种探险?所有人结局又会是怎么样的心花怒放抑或平淡窒息?
晚上回到家,拿出笔记本电脑开始创作小说。
脑子里飞腾着生在北京的点点滴滴,又想到文武的女儿失踪的谜团,心绪无法宁静,呆看着屏幕如同思想便秘,一个字都敲不出来。
打开窗户,借着微弱的天的光辉,看到阿姆山的山脊线依稀可辨。孤傲的阿姆山漠视着芸芸众生的疾苦,无动于衷。
我想到了小时候舅舅经常带我去山上,攀上高树遥望风景,对着大山嚎叫。
这里的山水有着眷恋生命的本质,同样,恶也会在被眷恋中渐渐滋生,就像最先的魔鬼是堕落的天使一样。
不管我相不相信,这里的花花草草总散着微弱的信息提示着我,镇上隐藏着一个残害儿童的恶魔,他的罪在绵长的岁月里扩散,深深浸入小镇的肌体。他正在黑暗处凝视着一切,狰狞着,嘲笑着毫无头绪的人。
我必须找出这个人,让其为罪孽付出代价,这无形中成了我回归桥边镇的使命之一。
思绪纷飞,开始坠入回忆之网。罪与罚的审判,谁都逃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