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阳湖面，波光粼粼，春风中，大量船只扬帆北上。

皇帝携文武百官离开建康，所乘船只浩浩荡荡，经广陵入中渎水，由射阳湖前往淮水南岸的淮阴。

船队之中，御舟上，皇帝萧询兴致勃勃的看着四周风景，想起了前年御驾亲征时经过射阳湖的情景。

风景依旧，但此次出行，心情又有不同：到了淮阴，就会驻跸行在，厉兵秣马，为北伐做准备。

一旁，伴驾的李昕，向皇帝介绍起监军这个职务。

设监军的目的是什么？监督作战，并监察军纪，管制军中诸将，察举作奸不法者。

监军是个统称，实际职务，自汉以来，名称多有不同：譬如监军御史、督军御史，又有护军、军司等。

而其职责，现在其实由军长史、军司马分担。

防止军队（主将）叛变，只是监军的职责之一，朝廷设监军，主要目的是什么？是让军队卖力作战。

而不是出工不出力，消极避战。

亦或是见死不救，临阵退缩。

那么，监军该如何“监”军，才能确保将领认真打仗？

如何判断将领是真的消极避战，还是审时度势，静待时机？

亦或要分辨将领打的是神仙仗，还是荒唐仗？

李昕认为，很难做到? 因为天才和庸才，对战争的理解完 全不同。

“韩信以新兵背水列阵，若有监军? 监军恐怕会认为韩信疯了? 因为这违反常识? ”

李昕举了个例子，萧询觉得这例子不错。

淮阴侯韩信打的都是神仙仗，凡人无法理解? 若以监军掣肘? 恐怕就没有那么多精彩的战绩。

李昕又说：“官军攻打某城，守军顽固，且援军不日即将抵达? 己方主将为鼓舞士气? 争取打出破城、击退援兵两场胜仗? 于是下令破城后...”

“下令破城后? 将士们可尽情劫掠? 搜刮钱粮和女人...”

“将士们破城? 尽情放纵后，士气高涨，随后击败增援敌军，这，该怎么算？监军是该阻止? 还是坐视不管？”

李昕的问题? 让萧询错愕：这样也行的么？

李昕见皇帝目瞪口呆的模样? 回答：“陛下? 打仗，打胜仗最重要，对于军队来说? 打胜仗，才是其主要职责...”

“一支军纪败坏，却能打硬仗的军队，和一支军纪良好，却打不了胜仗的军队，陛下要用哪一支？”

“这...”萧询觉得难以接受，他当然希望军队打胜仗，但不明白为何放纵兵卒烧杀抢掠，居然能让士气大涨。

李昕继续说：“同理，设监军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要确保军队奋力作战，打胜仗。”

“为了打胜仗，有些事，就只能默认，等战事结束，再追责。”

“譬如战时屠城，或者纵兵大掠，当时可以将就，战后，对错一定要分，并且做到功过分明、奖惩分明。”

“靠纵兵大掠维持士气，最后打了个大胜仗，论功该封公爵，但是，纵兵大掠，就是不对，该罚，所以，降封，封子爵。”

“可以允许将领战时便宜行事，但是，对方要对自己便宜行事的后果负责。”

这是李笠之前对李昕做的讲解，李昕现在向皇帝转述，又举了个例子：

大战爆发，青州军苦守碻磝，徐州军奉命解围，结果走到半路，徐州军的哨骑探到敌军屯粮位置。

于是，徐州军决定奇袭屯粮处，而不是解碻磝之围。

粮仓烧了，碻磝也被齐军攻破了，不过，齐军因为粮仓被烧，军粮无以为继，只能撤军，于是，碻磝重归朝廷所有。

那么，徐州军这种行为，算是见死不救么？到底做得对不对？

萧询想了想，试探着说：“还是...事后算账，来个功、过分明？”

“只能如此。”李昕点点头，“若徐州军既不去救碻磝，也无法成功奇袭屯粮之处，那么，两过并罚。”

“这就是只看结果，不看过程？”萧询还是觉得有些难以接受。

一旁，旁听的李笠回答：“陛下，微臣以为，打仗，看的就是结果，胜了，什么都好说，败了，说再多又有何用？”

“前线将领，临机决断，仗怎么打，主帅下达的命令如何执行、该不该执行，他自己权衡利弊，监军，只负责提醒、警告，并申明风险。”

“将领做的决定，自己承担后果，有功有过，值不值得，自己看着办。”

“但是，若抗命不遵，或者决定撤防、撤军等，必须急时告知上级，否则就算作临阵脱逃，或者意图不轨，此举不可饶恕。”

“还有其他作战期间违反军纪的行为，经过军法司裁决，该杀就杀，该坐牢就坐牢，该夺爵罢官，就夺爵罢官。”

“哪怕，他是宗室、勋贵，也不能例外！”

这就是李笠提出的解决办法，他认为滥用监军，或者给监军以过大的权力，只会影响军队的作战表现。

使得军事以外的因素（个人恩怨、政治因素），干扰军事决策。

监军误事的典型例子，就是一些朝代用不知兵的太监监军，结果太监干扰决策，导致军队打败仗。

权衡利弊，李笠认为，设立军法司（军事法庭）来威慑将领会比较合适，哪怕这种方式类似于秋后算账。

直属于军法司的各级军司，在“行军”编制时，就要作为军中佐官，随军出征，见证行军的作战过程。

一名将领在作战期间到底有没有消极避战、见死不救、图谋不轨，先由其同僚（譬如长史、司马）或者上级（行军总督）提出控告。

军法司根据各方证词，包括军司的报告，来做出判断，并下结论：有罪还是无罪。

若有罪，该怎么处罚。

以这种方式来震慑将领，能让带兵将领临机决断时，想清楚后果，再付诸实施。

行军总督，战时可以撤换行军都督职务，但除非特别情况（譬如对方涉嫌叛变、叛逃或者临阵倒戈），否则不允许行使“使持节”杀行军都督的权力。

即便杀了人，事后也得接受军法司调查。

一旦判定是滥杀，行军总督也得负责。

所以，战时军法审判机构——军法司，以及军司随军制度，是要跟着行军制度一起实施的。

而军法司做出的判决，由此引发的行刑（譬如死刑），除非皇帝特赦，必须严格执行，哪怕对方是宗室或者勋贵，否则就是笑话。

萧询听大将军说了一番，觉得很有道理，既然这制度先在两淮试行，那就先试试再说。

反正军法司由大将军主管，想来，必然能够有效震慑、约束将领们战时的行为。

。。。。。。

淮阴行在，行宫边上军营官署，都督宫城诸军事的大将军李笠，忙着签发军令，调动禁军进行各类布防。

与此同时，还要向周边驻军发布命令，做出各种布置，确保行在安全。

因为涉及中外诸军事，所以命令很多，李笠不敢大意，幕僚拟定的每一份命令，都仔细看过。

中外诸军事，指的是中军、外军诸军事，这里的中、外之分，分辨标准是京城（中枢所在）。

常年驻扎在京城内外的军队，是中军，这就包括了禁卫诸军；

外军，泛指各地都督区所统辖之军队，还包括各州郡所统辖的州郡兵。

中军镇守京城，外军镇守地方，两者相互掣肘，若有人“都督中外诸军事”，意味着此人距离皇位已经很近了。

想到这里，李笠放下笔。

如今，权臣的“标签头衔”有两个：

一个是“录尚书事”，指的是掌握行政、人事权；

一个是“都督中外诸军事“，指的是掌握军权。

如果要二选一，必然选后者，因为抓住了军权，才是真正的掌权。

但军权在手，未必能打胜仗，因为军队必须能打，掌握在手里才有意义。

皇帝到了淮阴，李笠酝酿已久的整军（抓军权）计划，终于可以实施。

他整军的目标，是中军。

中军经过整顿，战斗力增强，才能跟着皇帝御驾亲征，保皇帝平安。

所以有这各冠冕堂皇的理由在，没人能正面反对李笠的整军计划。

而中军一旦增强，意味着中枢和地方的力量对比，中枢渐渐有优势。

使得外军作乱、进攻中枢的可能性降低。

至于整顿后的中军听谁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中外军制度，是这个时代的主流，但结合政治局势，有一个缺陷：一旦中军势弱就会出现外重内轻的局面。

那些本该镇守地方、拱卫京师的外军，因为失去了牵制作用，其本身，也会成为祸乱的根源。

野心家靠着强大的外军，可以入主中枢夺取皇权。

而之前其所属势力，则会取代原有的中军成为新的中军系统。

宋、齐、梁的朝代更替，就很说明问题：

前朝皇室内讧，同室操戈不停重演，从而导致政治混乱，而中军的控制权一直是争夺的焦点。

连年战乱，中军需要经常外出征讨，可是兵力却又不能及时得到补充，导致实力急速下降。

这两点是导致中军势力变弱的原因，一旦中军出现疲软状态，那么野心家则会依靠外军强势崛起。

使得本该为稳定朝纲而设的外军，成为野心家的工具。

宋末的萧道成、齐末的萧衍，都是靠着强大的外军（萧道成靠青、徐武装，萧衍靠雍州势力）夺取了前朝的江山。

然后兵员本地化（建康化），中军战斗力下降，沦为仪仗队。

军中充斥着大量关系户、喝兵血的蛀虫，寻常兵卒没有良好的训练，甚至身兼数职，变成雇工。

外重内轻，是如今梁国中、外军的现状，中军基本没有像样的野战能力。

当年侯景做乱，中军的表现极其不堪，如同草包，也亏得有台城作为防御设施，勉强挡住叛军的围攻。

当年羸弱的中军，直到现在，战斗力都不怎么样。

无论谁当皇帝，都没有足够的信心以中军震慑外军。

也亏得实力最强得外军——徐州军是李笠嫡系，不然，他这个大将军也当不安稳。

之前，李笠就想整顿中军，但投鼠忌器，担心整军导致将士心怀不满，以至于为人所趁，发动宫变。

现在好了，皇帝来到淮阴，而淮阴，在徐州军的“一日突击”范围内。

李笠提笔，继续签发军令。

他现在开始整顿中军，谁敢不听话、闹事，他就让对方“删号重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