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仲为母复仇之事是来自史书记载的一个故事：东汉时安丘男子毋丘长“与（母亲）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毋丘长遂杀之为母报仇，然后逃往胶东。不过后继的故事和书中不同：安丘县吏追踪到胶东抓住了毋丘长，时为胶东侯相的吴祐对他说：“你的母亲见辱，这是人情所耻，但是真正的孝子忿必虑难，动不累亲。你现在背亲逞怒，白日杀人，赦若非义，刑若不忍，将如之何？”毋丘长以械自系，说：“国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虽加哀矜，恩无所施。”祐问长：“有妻、子乎？”对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长妻，妻到，解到桎梏，使同宿狱中，妻遂怀孕。至冬尽行刑，长泣谓母曰：“负母应死，当何以报吴君乎？”乃啮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吴生’，言我临死吞指为誓，属儿以报吴君。”因投缳而死。这个故事在《后汉书·吴祐传》里有记载。
吴祐之所以会这么做，与当时的风尚有关：“《春秋》之义，子不报仇，非子也”。
《春秋》讲了很多复仇的故事。董仲舒说：“《春秋》之义，臣不讨贼非臣，子不复仇非子也。”最有名的苏不韦，复仇的对象是国家的财政部长，因此人防范森严，难以下手，就挖了此人父亲的坟，断其父之头，却得到了郭林宗的赞誉：“力唯匹夫，功隆千乘”。
因为母亲受到侮辱而杀人的还有一个：阳球。“阳球，字方正，渔阳泉州人也。家世大姓冠盖。球能击剑，习弓马。性严厉，好申、韩之学。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结少年数十人，杀吏，灭其家，由是知名”。阳球是灵帝年间的名臣，当过司隶校尉，大杀宦官。
因这种风气，社会上广泛存在对复仇者的同情和支持，当时的官吏如果给复仇者减刑或者放走他们，会得到民间的称赞。
如郅恽为友人董子张复仇。
董子张的父亲被乡人所害，后来董子张生病，快死了，郅恽去看他，董子张歔欷不能言，郅恽对他说：“我知道你这不是在哀伤你要死了，而是因为你的父亲仇还没报，你活的时候我不能帮你，你快死了，我帮你复仇。”说完就带宾客去杀了董子张的仇人，取其头来见董子张，董子张见而气绝。郅恽时为县门下掾，是个县吏，去县中自首。县令有点迟疑，恽曰：“为友报仇，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义也。亏君以生，非臣节也。”趋出就狱。县令跣足追恽，没追上，遂也去到狱中，拔出剑横在脖上要挟郅恽说：“你不跟我出来，我就自杀。”恽得此乃出，因病去。
郅恽是东汉初年的名臣，曾因按照规定挡过因为出去射猎而晚归的光武皇帝入城门，给皇太子教过书。
光武、明帝时的名臣钟离意也对复仇的人开过恩，他在任瑕丘县令时，县人防广为父报仇，系狱，其母病死，广哭泣不食。钟离意怜伤他，就叫他归家，使得殡敛。丞掾皆争，钟离意曰：“罪自我归，义不累下。”遂遣之。防广敛母讫，果还入狱。钟离意密以状闻，广竟得以减死论。
汉末名臣胡广也放过复仇之人。汝南郡兵曹掾王子祐杀了陈公思的叔父，陈公思就杀了他，为叔父报仇，然后“还府归死”，“时太守太傅胡广以为公思追念叔父，仁勇奋发，手刃仇敌，自归司败，便原遣之”。
灵帝时的酒泉郡女子赵娥为父报仇，在光和二年於县都亭前杀了仇人，然后去自首，当时满城百姓去看，“倾城奔往，观者如堵焉，莫不为之悲喜慷慨嗟叹也”，最后被县尉“强载回家”，无罪释放。不止如此，当时的凉州刺史、酒泉太守还“并共表上，称其烈义，刊石立碑，显其门闾”，给她刻石立碑，以显其家门户。
当过平皋县长的张歆也放过为父母复仇的人。“有报父仇贼自出，歆召，因诣阁曰：‘欲自受其辞。’既入，解械，饮食，使发遣，遂弃官亡命”，后来“逢赦出”，“由是乡里服其高义”。
桓、灵时的名士申屠蟠少年家贫，当过漆工，他郡中有一“缑氏女玉为父报仇，杀夫氏之党”。“杀夫氏之党”，不止杀了一个人。外黄县令梁配打算杀了她。申屠蟠时年十五，进谏曰：“玉之节义，足以感无耻之孙，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时，尚当表旌庐墓，况在清听，而不加哀矜！”没碰上好官儿还该给她“表旌庐墓”，何况碰上您这个好官儿呢？梁配觉得他说得对，就没杀缑玉，“减死”。“乡人称美之”。
放走复仇者的不止有官吏，还有皇帝。“宁叔，字茂泰，广汉人，与友人张昌共受业太学。昌为河南大豪吕条所杀，叔杀条，自拘河南狱。顺帝义而赦之”。
最年轻的复仇者大概是绵竹少年左乔云，年十三杀了打伤他养父腿部的县吏，“以锐刀杀吏”，接着大概是夏侯惇，年十四杀了侮辱他老师的人，“人有辱其师者，惇杀人，由是以烈气闻”。
《后汉书·逸人传》里记载了一个人，名叫周党，此人曾受乡佐侮辱，后去京师求学，读《春秋》，读到齐襄公九世不忘复仇，知道了复仇之义，“闻复仇之义”，便“辍讲而还”，回乡去找那个乡佐，约期决斗。兵刃相交，他却打不过对方，反又被打伤。这个乡佐被他的“义”感动，“服其义”，就用车拉着他，拉到自己家里给他养伤。周党伤好后，“敕身修志，州里称其高”。这就是“九世复仇，《春秋》之义”。
书中许仲见仇家有病而不杀之，也是化自汉书记载的一个故事：“赵憙字伯阳，南阳宛人也。少有节操。从兄为人所杀，无子，憙年十五，常思报之。乃挟兵结客，后遂往复仇。而仇家皆疾病，无相拒者。憙以因疾报杀，非仁者心，且释之而去。顾谓仇曰：‘尔曹若健，远相避也。’”他的仇人们后来病愈，“悉自缚诣憙，憙不与相见，后竟杀之。”赵憙是东汉名臣，后来当过平原太守，当过太尉，被封节乡侯，章帝的时候又当过太傅，“建初五年，憙疾病，帝亲幸视。及薨，车驾往临吊。时年八十四。谥曰正侯”。
再说一下两汉时复仇风气最烈的地方：
西汉时是一在关中，二在颍川、南阳、河内、洛阳，三在太原、上党等地。
颍川等地在先秦时是韩、魏故地，战国时这里的复仇风习就十分盛行，孟子还专门讲过。西汉时不少为人复仇的侠者都是这里的人，如郭解、韩孺、剧孟、薛况。时人对这个地区重於报仇的民风是感受一致的，西汉中期的邹阳说：“韩魏时奇节”，奇节就是指为人报仇之风。两汉之际，寇恂也对刘秀说：“颍川剽轻”，复仇风盛，建议以精兵驻守。
东汉时，复仇风气的地域有所变化，太原、上党地区的复仇风习有所减弱，关中依旧保留了浓郁的复仇习俗，不过从文献来看，是时内地复仇最烈的是颍川、南阳及邻近一带，见之於史的东汉复仇事例大都发生在这里。
越是战乱，复仇越烈。曹植《精徵篇》：“壮年报父仇，身末垂功名”，《结客篇》：“结客少年扬，抱怨洛北芒”。结客，就是结交宾客。
最后说一下两汉法律对复仇的定义和惩罚。
秦汉之际，复仇是被视为正义的。
西汉建立后，复仇是非法的。
新莽末至东汉建立，复仇是失控的。
光武帝到和帝九年，大约七十年间，对复仇的控制是松弛的。桓谭曾上书朝廷，力主严惩复仇者，但受到了光武帝的冷落，可能是光武帝受公羊学所倡导的复仇思想之影响。章帝建初五年制订了《轻侮法》，明确规定从宽处置为父母报仇之人。这条法律一直延续了十七年，到永元九年。
和帝永元九年到东汉末，处於对复仇的严格控制期，废除了《轻侮法》，为父母报仇也要受到严惩了。放走复仇之人的官吏也要受到惩罚，如前边提到的张歆就弃官亡命了。在这个时期，虽对复仇的行为严格控制，但权势之家在杀人后却可避免法律的制裁，如夏侯惇、如阳球。
对两汉的复仇之风，荀悦曾经做过一番论述：“或问复仇古义也。曰：‘仇，复仇可乎’？曰：‘不可’。曰：‘然则如之何’？曰：‘有纵有禁，有生有杀，断之以法，是谓义法并立’。”荀悦认为既要靠法律来约束，也要通过避仇来防止复仇行为的滋长。
汉以后，有关复仇的法与伦理的关系仍有学者如韩愈进行探讨，但他们都受到荀悦的启发。
以上内容多引自《汉代社会风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