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手中的笔记本轻轻的放在石凳上，戈文的脸上流露出淡淡的幸福。
这种幸福感是来知道自己的工作有人认可、有人支持，是发自肺腑的满足和自豪。
只是笔记本里剪报上的笔战，让戈文无法再无动于衷。
不知道事情的原委也就罢了，既然知道了现在报纸上的大战，看到那么多人因自己而争吵不休、战斗不止，戈文就必须给让这件事画上一个休止符。
这场争论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不管怎么争论，都根本不会辩出个结果来。
无论是批评还是颂扬，只要《明朝的那些事儿》一面市必然会引起巨大的反响，这一点戈文早在创作之初就确信无疑。不过能引起史学界老先生的集体批评，这却是他不曾料到的。
不过既然能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播出，就已经证明《明朝的那些事儿》审查通过，不是什么反动出版物，这一点相信所有人都会明白。
至于被评为长篇历史相声又怎样？
这就是贬低吗？
一部优秀的长篇历史相声远远要好过十篇烂博士论文数百倍！
同理，老先生们所说的治史经典，就一定是褒奖吗？
束之高阁，无人问津，就算再怎么经典，有用吗？
所以还是将争论搁置，将结论留给人民和历史。
现在不是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
历史和人民终将会证明谁才是对的谁又是错的！
戈文再次返回了书房。
在摊开的稿纸上写下《我的告白书》这个标题，戈文便开始了对自己对《明朝的那些事儿》的剖析。
戈文回顾自己创作《明朝的那些事儿》的缘起，记录自己查阅过的明史典籍，写下自己对读者和听众们的期望……
他写到——
我一直认为历史可以更有趣，可以写的很好看。之所以写《明朝的那些事儿》就是希望普罗大众能够认识历史，喜欢历史，至于那种专业的历史书，本就不是我的目的。
读不懂的，未必就不是好书，读得懂的，也未必就是好书。
我有自知之明，从未觉得《明朝的那些事儿》会流芳百世，或许几年以后，这本书就会被人遗忘的东西，不过只要这几年里有人从这里了解到一些历史，知道明朝那煌煌三百年间曾有无数的人物，无数的事迹让我们感动甚至敬畏，那就足够了。
如果这本书真的能够带给读者带给听众对历史的了解和掌握，那就算《明朝的那些事儿》是一部历史相声，我也认了，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已经证明我成功了。
在读二十四史的时候，我从未被有气节的人打动过。史官们的刻板文字写不活那些人，那些气节也只是变成了符号。
而在写《明朝的那些事儿》的时候，从开始的文天祥到最后的卢象昇，每一个有气节的人，我都花费了全部的精力和心血，我就是想让这些人的故事打动大家，就是想让大家知道曾经有那么一种振兴华夏的传统，有那么一种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有那么一种纯粹的理想、忠诚、气节……
大汉曾有“犯我大汉者，虽远必诛”的呐喊，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在明朝，也有这么一句话——
“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
在四百多年前，有这么一群人为了摧垮贪欲和邪恶，远赴他乡，进行过一场伟大的战争，在这场惊心动魄的较量里，他们中的许多人，为此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我们应该知道这一切，知道有这样一场战争，有这样一群人，曾为了捍卫自由与正义，英勇奋战，毫无畏惧。
为了那些无比的智慧，无畏的勇气，以及无私的牺牲！
是的，四百多年前，就算那些倭寇再强又能如何？就算他们来自出产最凶残野兽的孤岛，就算他们负隅顽抗，进攻受挫仍然能狂叫着挥刀冲锋又能怎样？
没错，五十多年前，就算那些倭寇向中国不宣而战又能如何？就算当时他们比中国更有钱，士兵比中国更精锐，武器比更中国先进又能怎样？
四百多年前，他们贪图华夏的富裕，叫嚣着要攻占中国；五十多年前，他们要灭亡中国，他们告诉全世界，灭亡中国，三个月足矣。
可是等他们打进来，还不是输掉了整个战争？
当倭寇打进来之后就会惊讶地发现，仅仅一夜之间，所有的一切都变了，军阀可以团结一致，黑社会也能洁身自好，文盲不识字，却也不做汉奸，怕死的老百姓，有时候也可以不怕死。
倭寇不懂得，所以他们失败了。
他们根本就不懂得我们中国人！
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已经牢牢地刻入了我们的骨髓——
坚强、勇敢、无所畏惧！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为坚韧的民族！
四大文明古国，除了中国，所谓埃及，所谓两河流域，所谓印度，在历史长河里，被人灭掉了多少次，雅利安人，犹太人，阿拉伯人，莫卧尔人，你来我往，早就不是原来那套人马了，文化更是谈不上。
只有中国一直延续着自己的文明，虽然有变化，有冲突，但我们的文化和民族主体，一直延续了下来，几千年来，无论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绝境，什么样的强敌，从没有人能真正地征服我们，历时千年，从来如此！
这或许是一个有着无数缺点，无数劣根性的民族，却也却是一个有着无数优点，无数先进性的民族！中华名族的潜力，是统计学和经济学计算不出，也无法计算的。
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明白一点——
我们或许从来没有想起过，但也绝不应该忘记，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了不起的民族！
以前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依然如此！
……
戈文循着内心的真实想法，在纸上将自己的拳拳之心在自白中剖析的明明白白。
某一瞬间，他真的感受到了巴老这些年创作《随想录》的那种心境。
有一刹那，他真的了解到了自己从巴老身上学到了写什么东西。
巴老注意到多年来的运动逼着人开始讲假话说谎话的现象，认识到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所以他开始剖析自己，借自己的心路历程、借自己的忏悔来鼓舞和激励大众。
戈文同样的是注意到很多人内心潜藏着的自卑和迷茫，想让国人知道历史上中国的辉煌伟大印记，为了让大家能从历史中汲取自强自信的源泉，他开始创作《明朝的那些事儿》。
两人都不是为了自己，都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保持自身良知、责任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一种体现。
这是一种一脉相承的精神传统。
所谓衣钵弟子不外如是。
……
……
公元1985年1月25日下午3点钟。
伴随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女播音员播放《明朝的那些事儿》的轻松活波声音，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全套六卷《明朝的那些事儿》图书在全国各大新华书店统一开售，正式与广大读者见面，从此这套《明朝的那些事儿》在中国的史学界留下了深深地印记。
弗一发售，这套早已被人民群众盼望已久的图书便被哄抢而空。
据档案记载，在《明朝的那些事儿》发售当天，那些散布在北京各大新华书店前的购书者人山人海，可说是里三层外三层，几乎人人都想要在第一时间抢到这本书。很多囊中羞涩只能购买几册《明朝的那些事儿》的读者，在抢到书后，不愿意离开书店，而是捧着没买的某一册书迫不及待的在书店内阅读。很多人当读到动情时，竟然失态的潸然泪下或仰天长叹。
一篇应时应心的历史知识普及读本竟然有如此大的魔力把国人的心灵创伤安慰抚平，足以说明《明朝的那些事儿》的力量一点都不小！
与此同时，《明朝的那些事儿》不但在北京引起了轰动，也震动了全国。足足五十万套图书在不足一天时间内销售一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完《明朝的那些事儿》后，这套广播节目又被全国二十多家省、市广播电台先后播发。
当年为了能得到全套《明朝的那些事儿》，除了书店外，全国报亭、书摊的报贩子们都在赶热潮，以能摆上几套《明朝的那些事儿》而感到“自豪”。
《明朝的那些事儿》首印50万套，其后第二次加印为100万套，另有6家出版社以“租版型”的方式同时印刷，每家印数均逾10万套以上。据后世的学者估算，正式和半正式出版的《明朝的那些事儿》约有250多万套。其后数年时间内，该套书多次加印，至2000年左右，正版图书发行量达到了1200万套。再加上80年代后期中国的盗版泛滥，这套书的印数应该超过了4000万套，为历史题材图书之最。
而《明朝的那些事儿》之后，仿作层出不穷，引领了史学界学者们普及历史读本的潮流。可至2000年为止，无论是内容、语言，还是作者的用心、情怀上，能超过《明朝的那些事儿》的图书却不是很多。
当年报纸上关于《明朝的那些事儿》的争论早已尘埃落定，广大的人民群众接受了《明朝的那些事儿》。
戈文也被当做一个中国当代史学界的异类铭记在历史中。
在后世，《明朝的那些事儿》的读者群几乎涵盖各类职业，尤以受过高等教育的非历史专业者为主。
然而有趣的是，有人也不买戈文的账，甚至说他“是历史学界的金庸和琼瑶”。
后世著名学者耿波在《明朝的那些事研究资料目录》一文中，除了考据了当年戈文所引用和参考的一大批明史典籍外，还特意提到：戈文在史学界毁誉参半，褒贬互见，从未能获得一致的肯定。历史学者或汉学家常质疑其半路出家，学术著作不够严谨；骤然处理数百年、上千年的大历史架构，总让历史学者觉得过于冒险，将历史解释简单化……
后世不少学者也撰写书评评价说，当年《明朝的那些事儿》以致一时“戈书走红”，甚至有人开始筹办“戈学研究会”，并申请创办《戈学研究》学术丛刊，殊为可笑。
但就是这些对《明朝的那些事儿》不屑一顾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明朝的那些事儿》给中国史学界带来的变革。
得到公认的一点是——正是《明朝的那些事儿》的广播和出版，如同一匹黑马般闯入了当时教条色彩严重的文史界。无论是历史观，还是叙事技巧，都让当时的很多学者震惊，引起了史学界对于普罗大众的重视，革新了史学界的学术著作的种类。后世的历史读物之所以能非常多元化，戈文的这本《明朝的那些事儿》功不可没。
在两千年以后，给读者的感觉是《明朝的那些事儿》不那么突出了。但这可能是错觉，三十多年来，一直都有学者名流在各种报刊上推荐《明朝的那些事儿》的非常多。
而戈文作为史学家的另一个贡献，就在于他努力将历史研究从陈寅恪式的纯学术之高台楼阁中解放出来，以相对通俗易懂之方式进行普及，使大众能有兴趣去了解本国之史。
《明朝的那些事儿》在不失史家谨严的基本原则下，又能让大众愿意去接受，使得了解历史不再被识为畏途、不再是几个历史学家斋中之物。
按后世大史家钱理先生所言“不知一国之史则不配作一国之国民”观之，戈文对树立国民历史性格功不可没！
几十年来，戈文在中国青年一代中找到了越来越多的知音。
《明朝的那些事儿》一直都是书店里销售最畅的历史著作之一，他所倡导的那种历史叙事风格，他对历史人物的多面性的深刻解剖，已经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很多走进社会的年轻人都这样说过，戈文是使他真正发现了历史学的美感与魅力的学者。
而人们常常可以在史学新秀的作品中发现戈文的影响。
正如《明朝的那些事儿》的结尾所言“成功只有一个——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度过人生”。
年青一代在和戈文一起走过那三百年风雨后，感动他们的，除了那些历史的荣光和激烈外，还有正确的历史观和可贵的正能量。
现今中国的中年以下的文科教师与大学生，很少有人不知道戈文的名字的。
这使人们想起了当年库恩谈到科学范式的革命时所提出的那个著名观点，即新范式取代老范式，靠的不是范式之间的你死我活的论战，而是靠它对新一代人的吸引力。
法国年鉴派大师马克·布罗克有一句这样的名言：“一个历史学家最重要的才能，是对活生生的事物的理解能力。”
当你把对现实生活的感悟能力运用于考察历史中那些已经消逝的、你所不曾经历过的事物时，那些事物的意义就会在你的生活感悟力的观照下，呈现你的面前。
也难怪后人总会这样感叹——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名思想学者，一个文艺大家，一个非专业人士竟超越那么多史学大牛，成为史学界在中国大陆影响最大、名声最著的一人，真是一个“异数”！(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