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午后，他们辞行，没走多远，背后追来满脸通红的老妪。

她孩子一样嗫嚅半晌，一句话方问出口：你们这些唱歌的人，都是靠什么活着的？

这个一生无缘踏出茫茫荒野的老人，鼓起全部的勇气发问。

她替已然年迈的自己问，替曾经年轻的自己问。

紧张的，疑惑的，胆怯的，仿佛问了一句多么大逆不道的话。

三五个汉子立在毒辣的日头底下，沉默不语，涕泪横流。

老人慌了，摆着手说：不哭不哭，好孩子……我不问了，不问了。

你我都明白，这从来就不是个公平的世界。

人们起点不同，路径不同，乃至遭遇不同，命运不同。

有人认命，有人顺命，有人抗命，有人玩命，希望和失望交错而生，倏尔一生。

是啊，不是所有的忍耐都会苦尽甘来，不是所有的努力都会换来成功。

他人随随便便就能获得的，于你而言或许只是个梦。

可是，谁说你无权做梦？

很多年前，我有几个音乐人朋友曾背着吉他、手鼓、冬不拉，一路唱游，深入西北腹地采风，路遇一老妪，歌喉吓人地漂亮。

做个不恰当的比喻：秒杀后来的各种中国好声音。

他们贪恋天籁，在土砖房子里借宿一晚，老妪烧土豆给他们吃，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连电灯也没有，大家围着柴火一首接一首地欢歌。老妪寡言，除了烧土豆就是唱歌给他们听，间隙，抚摸着他们的乐器不语，手是抖的。

老人独居，荒野上唱了一辈子的歌，第一次拥有这么多的听众，一整个晚上，激动得无所适从。

次日午后，他们辞行，没走多远，背后追来满脸通红的老妪。

她孩子一样嗫嚅半晌，一句话方问出口：你们这些唱歌的人，都是靠什么活着的？

这个一生无缘踏出茫茫荒野的老人，鼓起全部的勇气发问。

她替已然年迈的自己问，替曾经年轻的自己问。

紧张的，疑惑的，胆怯的，仿佛问了一句多么大逆不道的话。

三五个汉子立在毒辣的日头底下，沉默不语，涕泪横流。

老人慌了，摆着手说：不哭不哭，好孩子……我不问了，不问了。

走出很远，几次回头，老妪树一样立在原地，越来越小的一个黑点，倏尔不见。

他们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我又把这个故事讲给了许多歌手朋友听。

我问他们同一个问题：若当时在场的是你，你会如何去回答老人的那个问题。

“你们这些唱歌的人，都是靠什么活着的？”

一百个人有一百种回答。

个中有些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开过个唱、拥有百万歌迷，有些登上过音乐节主舞台、办过全国巡演，有些驻唱在夜场酒吧，有些打拼在小乐队中，还有一些卖唱在地下通道里。

我最后一次问这个问题时，得到的回答最特殊。

（一）

临沧，滇西南的小城，位于北回归线上，此地亚热带气候，盛产茶叶、橡胶、甘蔗。

最后一个回答我那个问题的兄弟出生在那里。

他的父母文化程度不高，给他取名时并未引经据典，只是随口起了一个最常见的名字：

阿明。

短暂的童年里，阿明是个不怎么被父母疼爱的小孩儿。

没办法，世道艰辛，家境困难到对阿明无力抚养，一岁时他刚断奶，便被寄养到了外婆家。

外公外婆对阿明疼爱有加，某种意义上，几乎代替了爸爸妈妈。

阿明在外婆家长到七岁，才回到自家村寨上小学。

刚念了一个学期的书，家破了。

父亲嗜赌成性，输光了微薄的家产，母亲以死相挟，父亲死不悔改，家就这么散了。

阿明只上了半年小学便辍学了，他甚至没来得及背熟拼音字母表，便被母亲再次送回了外婆家。

外公外婆已年迈，多恙，繁重的体力活儿干不了，仰仗着两个舅舅在田间地头操持，一家人勉强谋一个温饱。屋漏偏遭连夜雨，两个无知的舅舅穷极生胆铤而走险，犯了抢劫罪，锒铛入狱。

照料外公外婆的义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阿明身上，他当时刚刚高过桌子。

家里最重要的财产是一头牛、一头猪和十来只鸡鸭。

每天早上七八点钟阿明起床，早饭后他会把牛赶到很远的山坡上去放，牛在山坡上四处觅草吃的时候，阿明钻到潮湿的山坳里寻找喂猪的野草。

家里养的鸡鸭不能吃，蛋也不能吃，要用来换油盐钱，阿明心疼外公外婆没肉吃，常常在打完猪草后跑到梯田里套水鸟。

套水鸟不麻烦，将马尾拴在木棍上制成一个小陷阱，放在水鸟经常出没的地方，待君入套即可。麻烦的是设置机关和寻找水鸟经常出没的路线，这常会耗去大半天的时间，阿明往往直到天黑后才返家，常被外婆责骂，骂完了，外婆抱着他，一动不动的。

水鸟肉少，煺毛开膛后，能吃的不过是两根翅膀两只鸟腿，筷子夹来夹去，从外公外婆的碗里夹到阿明的碗里，又被夹回去。

昏黄的灯光下，三口人推来让去，不怎么说话。

家境很多年里都没有得到改善，阿明也再没回到学校，放牛、喂猪、打水鸟，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他一年一年长高，憨憨的，懵懵懂懂的。

山谷寂静，虫鸣鸟鸣，阿明没有玩伴，早早学会了自己和自己说话。

他自己给自己唱歌听。瞎哼哼，很多民间小调无师自通，越唱越大声。

野地无人，牛静静地吃草，是唯一的听众，阿明七唱八唱，唱出了一副好嗓子。

15岁时，阿明基本有了一米七的身高，他和外公外婆去帮寨子里一户农家插秧。傍晚收工时，第一次拿到了五元的工钱，旁人发给他的是成年人的工钱，不再把他当个孩子了。

他高兴之余，猛然意识到：终于长大了。

意识到这一点的还有赌鬼父亲，他来探望阿明，嘴里喊“儿子”，眼里看的是一个结结实实的劳动力。一番软磨硬泡后，阿明从外公外婆家被拽回了父亲的家。

他身量虽高，心智却小，进门后看着凋敝的四壁，破旧不堪的家具，心中一片迷茫，不知是该悲还是该喜。趴在地上写作业的弟弟抬起头来，陌生的兄弟俩盯着对方，沉默无语。

弟弟走过来，手伸进他衣服口袋里掏吃的东西，阿明傻站着，任凭他掏。

傍晚，一个灰头土脸的青年走进家里，是刚刚从工地下班回来的哥哥。

哥哥不用正眼看他，喊了一声他的名字，就再没什么话了，阿明使劲回忆，他吓了一跳，哥哥的名字为何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和外公外婆家不同，没人往他碗里夹菜，筷子伸得稍慢一点儿，菜盘子就见了底。阿明想到自己离开后外公外婆再没水鸟肉吃，心里狠狠被揉搓了一下。

席间，父亲一直和哥哥探讨着阿明工作的问题，他们不避讳，也不在乎阿明是否有选择的权利，理念朴素得很：你是这家的人，你既已长大，挣钱养家就是天经地义。

几天后，父亲和哥哥开始带着阿明到建筑工地干零活儿。搬砖筛沙不需要什么技术，只需要体力，阿明小，还没学会如何偷工省力，他肯下力气，工资从一天5元涨到了15元，一干就是半年，手上一层茧。

2000年元旦的夜里，建筑工地赶工，加班加点，阿明站在脚手架间迎来了新千年。

哥哥和一群工友走过来，把嘴上叼着的烟摘下来递给他，说：过节了，新世纪了呢……

阿明只上过半年小学，并不明白什么叫作新世纪。

远处有礼花，有炸开的鞭炮在一明一暗，建筑工地上噪音大，远处的声音听不见。阿明忽然兴奋了起来，他说：过节了，我给你们唱个歌吧。

工友们奇怪地看着他，没人搭腔，哥哥哂笑了一下，越过他，走开了。

阿明看着他们的背影，张嘴唱了一句，水泥车轰隆隆地响，迅速把他的声音吞没了。

他抬手，吞下一口烟，然后呛得扶不住手推车。

阿明15岁，第一次抽烟。

（二）

15岁到17岁，阿明在建筑工地里从零工干到泥水匠。

一天，父亲说远处有一个工程给的工价很高，每天可以拿25～30元的工钱。父亲说阿明你去吧，好好干。他帮阿明打包了行李，把他托付给工友，送他坐上汽车。

车开了整整两天后，停在了一个酷热无比的地方。

缅甸。

阿明他们所在的工地位于缅甸东北部的一个地区，此地闻名于世。

人们叫它“金三角”。

这片地区属于佤邦，毗邻的还有掸邦和果敢。

阿明第一次出远门，去的不是繁华的都市，而是比家乡还要贫穷落后的地方。

那里的城镇不大，每过几个路口就会有一家小赌场，不管白天黑夜，赌场周围都会有一些站街的缅甸妇女，吆喝着过往的男人，她们喊：10元一次。

其中有人拽住阿明的胳膊喊：5元也行……

刚到缅甸的时候，工头便告诫：佤邦的法律和中国的不一样，千万不能偷盗，此地约定俗成的规矩是小偷要么被囚禁一辈子，要么被就地击毙！

阿明一直以为这是危言耸听，直到后来，一个工友因为欠了小卖部两条烟的钱没能偿还，被当地武装分子荷枪实弹地抓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工头说，这次的工程是给佤邦政府修建一座军校，配套建筑包括宿舍、球场、食堂、教室、浴室、枪械库以及地牢。

军校的修建地址远在离小镇十多公里的深山，在小镇里停留了三天后，阿明挤在拖拉机上去往那个人迹罕至的地方。

时逢春季，路途中不时会看到一些鲜艳的花朵，红色、紫色、白色的花朵成群成片地镶嵌在深山之中，阿明忍不住伸手去摸，同车的人说，漂亮吧……罂粟花。

一阵风吹过，花香瞬间弥漫了整个山谷，阿明缩回手，屏着呼吸，心里打鼓一样地怦怦跳，他在家乡见过很多吸食毒品的人，没一个人有好下场。

同车的人都笑他，他们都以为这个年轻人已经20多岁了，没人知道他还未满18岁。

搭完简易工棚后，紧锣密鼓的工程开始了。

缅甸酷热，下同样的力，比在国内时出的汗要多得多，人容易口渴，也容易饿，每天收工前的一两个小时是最难熬的，胃空的时候会自己消化自己，抽搐着痛。

一天收工吃晚饭时，阿明发现桌子上多了一道野菜，好多工友都没见过这道野菜，不愿意下筷子。其中一个年长的工友带头夹了一筷子放到嘴里说：这不就是罂粟苗嘛！

看他吃得满不在乎，阿明也试探性地夹了一点儿放到嘴里轻轻咀嚼，发现味道还不错。

年长的工友说：吃吧，没事。他比画着说：等长到这么高的时候，就不能吃了，有毒性了，会上瘾的。

阿明嚼着罂粟苗，心里不解，明明幼苗时是没毒的，为什么长大后却会那么害人呢？

佤邦的夏天是最难熬的，强烈的紫外线夹杂着原始森林的水蒸气笼罩着谷地，闷热得想让人撕下一层皮。

汗水浸透的衣服磨得身上煞痛，众人都脱光了衣服干活儿，到晚上冲凉时，个个后背刺痛难耐，这才发现背上的皮肤已被大块晒伤，这真是件怪事，阳光明明是从树叶间隙投射下来的，居然还这么毒辣。

睡觉前，大家互相咒骂着帮对方撕去烧伤的皮肤，接下来的好多个晚上，每个人都只能趴着或侧着睡觉，半夜忽然听到一声怪叫，指定是某人睡梦中翻身，碰着背部了。

刚修建完军校的地基，著名的缅甸雨季便像个喷嚏一样不期而至。

这里的雨风格诡异，一会儿一场暴雨，一会儿又艳阳高照，颠三倒四，变脸一样。

在阿明的记忆里，雨季无比漫长，因为没有事情做。

下雨时无法施工，工友们都聚在工棚里喝酒打扑克或赌博，阿明没钱赌博，更不喜欢在汗臭味里听那些黄色笑话，于是戴上斗笠，穿上蓑衣，独自到附近的森林里采摘一些山毛野菜。边采边和着雨声大声唱歌。

这里除了雨水、树木就是菌子，鬼影都没一个，没人笑话他的歌声。

雨季是野生菌生长的季节，佤邦的野生菌品种足有四五十种之多，但能食用的不过十多种，幸好放牛时的旷野生活教会了阿明识别各种野生菌，能食用的、可以入药的、含有剧毒的，他总能一眼辨出。

雨季的缅甸，让阿明莫名其妙地找回了童年时牧牛放歌的生活，他乐此不疲，渐渐养成了习惯，只要一下雨，立马迫不及待地出门。

他经常能采到足够整个工地的人吃一顿的野生菌，运气好的时候还能采到鸡枞。

鸡枞是野生菌中味道最鲜美的，贵得很，一斤鸡枞的价格等于三斤猪肉。

鸡枞的生长也是所有菌类中最具传奇色彩的，这一点，阿明从小就有体会。

七八月份，每个雷雨交加的夜晚都会让年幼时的阿明兴奋异常，次日天明，外公总会带着他上山找鸡枞。祖祖辈辈的传说里，鸡枞是依附雷电而生的精灵，只有在雷雨过后，鸡枞才会从土里钻出来。

这真是一种浪漫的说法，天赐神授的一样。

但事实或许没有这么浪漫，确切地说，鸡枞是由白蚁种植出来的。

在每一片鸡枞下面的土层里都会有一个蚁巢，有经验的挖菌人在挖鸡枞时都会很小心地尽量不去伤到蚁巢，因为在下一场雷雨来临时，相同的地点上，鸡枞还会准时长出来。

外公和阿明总会记录下每一片鸡枞的生长日期和地点，慢慢积累得多了，他们每年都会因此而得到不少的收入。

外公常说：多挖点儿，换成钱攒起来，将来给咱们阿明娶媳妇啊。

缅甸的鸡枞和云南的没有什么区别。

雨林里，阿明挖着鸡枞，唱着歌，想念着外公外婆，身上和心里都是湿漉漉的。

有时候他会停下来哭一会儿。

然后接着挖。

（三）

有时雨一下就是数天，天气怎么也没有要放晴的迹象，阿明便会步行十多公里去小镇上。

沿途的罂粟花有的还在盛开，有的已经结果，有的被风雨吹得东倒西歪，很长一段时间里，阿明搞不懂它们到底有多长的花期。

在连续大雨的浸泡下，简易公路早已泥泞不堪，时而山体滑坡，时而泥石流，除了坦克，没有其他交通工具能在这里行驶。帆布鞋已糊上了厚厚的黄泥，每迈出一步都无比吃力，阿明把鞋脱了提在手上，光着脚走到小镇。

镇上有两千多户人家，有佤族人、傣族人、缅族人和一些到此谋生的华人。

佤族人和傣族人阿明不陌生，中国也有，缅族人则比较陌生，他们的肤色比佤族人还黑，说的语言阿明完全搞不懂。

好玩的是，这里明明是外国，当地人却大多会用云南方言交流，汉语是官话，手机也能收到中国移动的信号，能拨打也能接通。

镇上有一所小学，汉语老师是从云南聘请过来的，据说小学文化的人就可以在这里当老师了，且颇受尊重。阿明遗憾地琢磨：可惜，我只念了半年小学。

小镇上还有几家诊所，也都是华人开的，都没什么医疗资质，主要医治伤风感冒之类的小毛病，但是他们必会的技能是医治一种当地叫“发摆”的常见病，热带雨林瘴气重，发病迅猛，分分钟要人命。阿明陪着工友来医治过一回，亲历过一遭人在鬼门关打转的情形。

镇上还有几家三五层楼的旅馆，主要接待过往的商人、赌客和嫖客。

长期住旅馆的妓女是极少的，她们大多住在赌场后面用石棉瓦搭建的简易房里，也在那里接客。个中不乏容颜姣好的华人女子，据说有些是被拐卖来的，也有些是因种种缘故欠赌场的赌资，被扣禁在此卖肉还债，不论哪种情况，她们的命运都已注定：接客接到死。

镇上还有三四家录像室，这是阿明徒步十公里的动力。

录像室主要播放港台枪战片和古装武侠连续剧，可容纳二三十个观众，门票两元。只要买了门票待在里面不出来，就可以从下午一直看到凌晨。

阿明光顾录像室，主要是为了听每部影片的插曲、片头曲和片尾曲，偶尔片子中间有大段的歌词配乐，他总是竖起耳朵睁大眼睛，聚精会神地听，一字一句地用心记下歌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