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八十九章:最后的时刻(1/1)

第六百八十九章:最后的时刻(求订阅、求月票)

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参战的各国造成的印象太过于恐怖和惨烈了,以至于英法等国的老百姓在战后不断地在进行反思,“反战求和”愿望非常的强烈。

英国在一战中直接参战600万人,伤亡244万,战争双方开支达1800亿美元,无数城镇化为废墟,各国财政一片萧条。可怕的战争大屠杀几乎影响到全国所有家庭,它对英国人传统的心安理得、高枕无忧的社会心理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人们对战争表示出十分的反感和厌倦,并进而对战争带来的灾难表示恐惧,形成一股强大的反战求和的社会思潮。

据悉,战后英国出现了许多颇具影响的“不再战运动联合会”和最大的“和平誓约协会”等和平主义组织,和平主义运动风起云涌。

这些个人和组织公开宣称,一切战争都是错误的,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诉诸武力都违背人类精神上的和谐与理智。呼吁拒绝支持或效力于任何付诸武力的政府所从事的战争。之后英国和平主义组织进行了民意测验,90%的人拒绝参战,反战求和思想深入人心。

然而,和平主义者鼓吹和议、呼吁太平的同时,却消极地宣扬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诅咒战争,诋毁军备,不仅模糊了人们对国际形势的认识,而且使人们混淆了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解除了人们对战争的警觉。一味反战的社会情绪,很大程度上为政府参战制造了舆论压力,制约了政府的决策。

面对“社会太平”的反战求和思潮,英国政府不得不进行对外策略的调整。他们认为战争是毫无意义的事情。

对于二战前爆发的诸如慕尼黑悲剧之类的事情,英国首相张伯伦甚至相信,让德国恢复国土就可以保持英德两国长期友好和平稳定的关系,导致达成广泛的协定,抚慰不满意的国家,从而取得长治久安的和平,并且宣称“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

这不仅反映了英国民众狭隘朴素的“避战求和”心理,也掩盖了张伯伦害怕战争的心态,迎合绥靖需求。可以说,“反战求和”的社会思潮正是英国统治阶级推行绥靖主义的温床,更是英国推行绥靖政策的幌子。

反战怕战是一回事儿,但这并不能当做借口,事实上英国当局的政治安排也别有用心。因为在英国的那些政治家眼中,扶德抑法,保持欧洲均势是他们既定的国策。

“欧洲均势”政策是英国传统外交的核心之一,通过欧洲大陆德、法、俄的互相牵制,达到“实力均衡”。然而,一战的爆发极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局面。

战后,《凡尔赛和约》确定了法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法国拥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建立起了包围德国的小协约国体制。因而,法国成了英国最危险的竞争者。甚至于连劳合·乔治都强调说“法国是唯一可能给英国造成麻烦的国家”。

因此,英国这时的均势政策是要加强德国的实力与国际地位,从而在德法之间建立一种相互冲突又互制的关系,用以维护及加强英国在欧洲政局上的地位。

为此,英国一方面积极支持德国扩军、毁约,以振兴德国,恢复其大国地位;另一方面又迫使法国接受有利于德国的道威斯计划、杨格计划,从而防止出现一个支配欧洲而同时支配海峡沿岸和低地国家的偌大军事强国。

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势力均衡”的旧传统和“光荣孤立”的影子使英国始终定位在充当欧洲的制衡者和仲裁人,扶德抑法成了英国当时对外政策的主题。

就连丘吉尔也毫不避讳地说过:“英国的政策并不考虑企图称霸欧洲的国家究竟是哪个,它唯一关心的是,谁是最强大的,或是有支配力量的暴君。因此,我们不怕别人说我们亲德反法,如果情况改变,我们同样会以亲法反德”。

可以看出,扶德抑法只是英国保持欧洲均势的一种手段,通过均势,它将更大程度上实现并保持欧洲霸权。

还有就是,英法等国还非常乐意以德反苏,实现“祸水东引”。

面对战后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的崛起,引起了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英国的深度恐惧:无产阶级运动一旦席卷英国,资产阶级必将面临灭亡的境地。因此,积极反苏反共也是英国当局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鉴于德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日益反苏的趋向,德国成为东方反苏的第一防线,尤其是1939年德国积极东进的攻势,令英国暗自庆幸:作为防止共产主义的屏障,纳粹帮了欧洲一个大忙。

他们相信,“祸水东引”是摧垮无产阶级的捷径,如果把法西斯这股祸水引向社会主义苏联,使苏德之间发生冲突,彼此在战争中两败俱伤,那么英国的霸权和利益就能安然无恙,欧洲均势将得到更大程度的巩固。

英国首相张伯伦自鸣得意,把《慕尼黑协定》吹嘘为“辉煌的胜利”,以为“祸水东引”已告成功,从此“希特勒的行动将指向东方,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可能完全不卷入了”。

正因为如此,1938年9月29日,英法两国为避免与纳粹德国之间的战争,签订了《慕尼黑协定》,牺牲了捷克斯洛伐克利益,将苏台德区割让给纳粹德国。

而英法之间的这种举动却让苏联方面非常的警惕,随后斯大林为了保护苏联的安全及利益,决定放弃与英法共同对抗纳粹德国的政策,反而与之保持表面上的友好关系,希望纳粹德国先和英法打起来。

为了能和德国人处好关系,苏联人还为德军封禁了自己的艺术家。众所周知在一战的时候,德国人曾经逼迫列宁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割走了大片土地不说,还拿走了大量赔款,事后更是悍然毁约入侵。

因此戏曲家普罗科菲耶夫在1939年他将著名作家卡达耶夫的小说《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改编成歌剧《谢苗·科特科》,作品描写1918年德军占领乌克兰时青年英雄谢苗·科特科的战斗事迹,剧中的德国侵略军全都是令人发指的屠夫。

结果闯了大祸,莫斯科方面得知这出剧的内容后,认为如此描绘德国人是“不能容忍的”。每次排演都派官员来“指导”,官员逼着艺术家们修改。总检察长维辛斯基指示,只要把德国人改成白匪军不就可以了吗?最后将剧中德军通通改成国籍不明的入侵者。

除了《谢苗·科特科》之外,还有当时赫赫有名的电影《女武神》,讲述打击德国侵略者而被打入冷宫,甚至是作者兼记者的爱伦堡描述法国人在德国铁骑下受苦的《巴黎的沦陷》都没有通过,因为编辑认为书稿中凡出现“法西斯主义”的字眼得删去,凡遇到“打倒法西斯分子”的口号要改成“打倒反动分子”等等。

同时,纳粹德国为避免过早地与苏联发生冲突,陷入像一战一样两线作战的困难境地,所以也愿意与苏联签订非战条约。

于是乎此时的德国可以说有了英法的纵容,还有了苏联抛过来的橄榄枝,天时地利与人和都占据了优势,希特勒的野心不可避免的膨胀了。

而这一次,德国人将魔爪伸向了东部邻国波兰!

德国和波兰是欧洲中部两个面积较大的国家,是邻国,也是一对宿敌。

德国人和波兰人的仇怨由来已久,德意志属于日耳曼人,而波兰属于斯拉夫人,双方不管从民族还是宗教上都格格不入。

中世纪时期,波兰人强盛一时,一直欺负四分五裂的德国人,双方势如水火。13世纪,波兰的康拉德公爵由于不堪东普鲁士原住民骚扰,因此请条顿骑士团对付这些桀骜不驯的原住民。

正在到处寻找领地的条顿骑士团接到邀请后,立刻扑向波兰,三下五除二就把原住民打跑了,霸占了但泽地区,从此在东普鲁士扎下了根。

由于条顿骑士团太具有威胁性和侵略性,波兰人开始后悔引狼入室,因此反过来对付条顿,双方打了上百年,最后波兰人联合立陶宛人终于干掉了条顿,把骑士团逼的山穷水尽,被迫俯首称臣,成为了波兰的附属国。

虽然骑士团暂时服了,但骑士团可不好惹,经常闹事,往往和波兰人一言不合就开打,波兰人自然毫不心慈手软,坚决镇压,导致双方仇恨不断加剧。

之后,条顿骑士团投向了正在进行宗教改革的新教,在新教的支持下改组为世俗的普鲁士公国。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普鲁士崛起,经过长期的战争统一了德意志,建立了强大的德国。

德国强大后自然不会放过波兰人,因此向波兰人进行复仇。1772-1795年普鲁士联合奥地利和沙俄三次瓜分波兰,让波兰从地图上消失了120多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波兰人在英法的帮助下复国。复国后的波兰仍然不知收敛,为获得出海口霸占了原属于德国的但泽走廊,将东西普鲁士隔开。此外,波兰人还紧抱法国的大粗腿,跟随法国对德国实行封锁和遏制,进一步激化了德国人的仇恨。

希特勒上台后,德国在希特勒的带领下再次崛起。德国人在吞并奥地利和捷克后,国力倍增,成为欧洲最危险和最强大的国家。

但波兰人不仅没有危机感反而不断挑衅德国人,波兰人宣称他们能在三天内占领德国,同时在1939年初在但泽地区屠杀了数万德裔居民,引发了德国人的怒火和报复。

所以小胡子希特勒决定出兵占领波兰,给这个宿敌一个永世难忘的教训,也试探一下英法等国的底线,而眼下已经到了最后的准备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