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丑年腊月，魏侯，韩侯，楚王，墨家巨子会于逢池，齐、卫、宋、赵、秦或遣上卿或使大夫与会。

隐阳之战后，楚国没有继续进攻。

再继续进攻的话，很可能因为过于靠前被两翼的魏韩断了后路，是以在洧水沿岸扎营与魏韩对峙，而且必然会引发整个战线的对抗，这不是魏楚韩想要的。

墨家高喊口号，数次要求北伐，楚不许，郑地哗然。

既然打到了这种地步，三方都不想打，而喊得最凶势要北伐膺惩恢复郑国中立的墨家更不想打，一场似乎依靠谈判桌解决问题的会盟便不可避免。

会盟的地点，四方都想要在自己的地盘上举行。

墨家给出的会盟地点是商丘，认为宋国是中立国，而且之前两次成功的弭兵会都是在商丘举行的。加上之前依旧在修筑弭兵会盟台了，算是早有准备，最为合适。

魏韩给出的会盟地点是荥阳，认为这里距离洛阳更近一些，天子也可以派人参加，顺便会盟之后还可以去朝见一下天子。

楚国给出的会盟地点是陈，因为陈乃大都，再者当年武王曾会盟诸侯于陈，虽然此陈非彼陈，但陈承虞祀，迁到哪里哪里就是陈，此地正适合会盟。

魏楚韩再加墨家四方唱主角，其余诸侯只是配角，郑国已降，四方关于会盟地点的扯淡扯了半个月，最终选定在了大梁城外的逢池。

一则在大泽大池会盟是诸夏这几十年的传统，毕竟当年晋文公称霸时候会盟的口号是“邀请天子射猎”，大泽大池是最适合射猎的地方。

二则就是大梁城的归属楚国认为大梁还是楚国的，只不过被魏国强占了，所以可以同意在逢池会盟。

三则就是大梁城是四方军事力量都可以辐射到的最边缘地区，真要是出了什么事，谁也占不到便宜。

此时的逢池，还是归于公有，是为公田公泽的一部分，不允许民众随便开垦打渔，所得收获都是在此地的隶属于公中的隶民。

历史上一直到魏国迁都大梁之后，逢池才允许开垦打渔捕猎，史载“梁惠王发逢忌之薮以赐民。”

发者，废也；薮者，无数草也，喻指芦苇丛生的沼泽湖泊。

这时候山川大泽，还基本属于王公贵族所有，民众不能够随便去那里谋生，被抓到要被重罚。

这里垄断于王公贵族手中，可以利用奴隶农奴获取利益；二则也是这种地方一旦放开了，现在铁器已经开始普及，民众争相逃往，隐匿于大泽之中，便少了赋税人口兵员。

这时候正是寒冬，尚不至于千山鸟飞绝，倒是芦苇荡已经黄了，覆上了一层白雪。

无数的车辙、马蹄和人的脚印在雪地上留下了痕迹，一些鸟儿纷纷飞来围绕着那些落下的马粪寻找还未消化的玉米粒。

会盟还未开始，会场已在布置。

逢池不远的大梁城中。

此时按说正是最闲的时候，冬日无事，原本是祭祀的月份，之前偶尔也就是冬日演武狩猎，维持一下原本的分封体系的军制。

可现在街上的人却并不怎么多，战争的阴云还在笼罩，许多人被征召服役，不只是当兵作战，还要修缮城墙、运送粮草。

打仗苦的从来是天下百姓。

大梁城中的一家很简单的酒肆内，一些年纪稍微大一些的人早已经遗忘了自己是楚人的身份，因为这并不重要。往上再数几年，大梁便从来就是楚国的吗？

这时候还能够在酒肆中的人，自然不会是最苦最累的农夫，而是这些年城邑中新兴起来的市民阶层，或是从事手工业，或是从事商业，脱离了农夫的身份也脱离了原本国有手工业者的身份。

天气正冷，最适合喝上几口烈酒，也无需什么好的菜肴，这几年开始种植的花生蚕豆便可下酒。

酒肆有着浓浓的泗上韵味儿，卖的是烈酒，坐的是椅子，靠的是桌子，窗上贴着窗纸，门上挂着写着一些吉兆话的桃符，少了许多传统的味道，却在中原很快流行起来。

开酒肆的不一定是墨者，但大梁城这么多酒肆中肯定有老板是墨者，剩余的即便没有也和墨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或是因为没钱借贷过金行的钱以作股本；或是加入过工匠会之类的组织学过一些手艺；或是曾听过讲学学过几个横平竖直的隶书贱字。

这几年茶肆、酒肆逐渐取代了原本郑国“乡校”的作用，成为国人发牢骚和议政的地方。

一方小桌旁，一人问道：“你们听了吗？”

他没有说听什么，但这语气看起来好像是说不需要提主体众人都会知道一样。

果然，便有人回道：“自然听了。若是真要是如《报天下人书》中说的那样，弭兵和平，非攻兼爱，各有所得，天下大同，便可真的好了。”

看得出这个所谓的《报天下人书》很有蛊惑性，或者说很切合他们想要的，许多人纷纷点头，都围了过来。

不久前中原的大城巨邑中都流传出来了墨家所写的《报天下人书》的内容，用各种秘密或是公开的渠道，迅速流传。

对诸侯而言，或许民心无用；但对墨家而言，必要得民心，因为墨家不是诸侯，他们的法理源自民意而不是分封体系和延续千年的规矩。

里面的内容浅显易懂，当然大多都是一种站在某个角度上的强词夺理的合理。

比如各国放开人身束缚制度、各国允许民众自发迁徙开垦、各国承认民众私有制度和产权制度、各国的法律主体应该是人而不是家族、各国统一税率、各国放开关卡、各国允许商贾开办矿产作坊、各国统一文字、各国统一度量衡……种种种种。

站在魏韩等诸侯王公贵族的角度上看，这当然是不合理的，而且是断根挖坟那样的不合理。

这些东西于此时不是靠嘴皮子就能够得到的，世上没有互相妥协各退一步就能够完成的大变革。

但至少，这并非是不能实现的，而是一个明确的、民众都知晓认可的纲领。

如果各国做不到，那么墨家就只能用暴力解决：王公贵族既不肯放弃土地和人身依附封建权利，又不肯主动投降以统一，那就只好使用暴力，此为诛不义也，乃非攻的最高境界。

这也算是墨家第一次在天下人面前“图穷匕见”。

酒肆内的多数人并不知道后世的一句俗语，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

失望有时候是一种力量，一种反抗和暴虐的力量，这种力量伴随着失望的那一刻会迸发出来。

而现在，他们还在讨论着让他们沉醉的美好的未来。

但这种沉醉中也蕴含着一丝说不出的嘲弄。

“你们听说了新郑之事吗？新郑之民拿着当初郑国贵族签订的契约去找魏韩，却被视作反叛。”

新郑被攻破已经有段时间了，当初在守城时候签订的守城换取自由和土地的契约却换来了一个让新郑民众气愤但又觉得情理之中的结果。

韩国拒绝了新郑民众的“合理”要求，认为那契约是无效的，因为那是和郑国的驷氏贵族签订的。

而驷氏贵族已经被屠戮干净，郑君也已经投降魏韩，所以郑国的土地应该归属于胜利者。

这在最开始的时候，在新郑的墨者就已经预料到了这个结果。

但正如当日新郑的墨者和徐弱的那番对话，这个结果对墨家是有利的。

如果说，谁的拳头大那么土地就归谁，那岂不是就证明造反无罪、分地有理？

既然拳头大就是道理，那么既然贵族当年可以凭着拳头抢走“应属于天下人的天下土”，并且认为土地属于贵族就是道理，那么民众再用拳头抢回来岂不是依旧合理？

提及这件事，酒肆内的人难免心有戚戚，或有人道：“当时新郑的人就说，天下的乌鸦一般黑，换了姓氏，其实还是一样。我看这一次会盟，怕也难有结果。”

“墨家所想之事，皆我等之所愿。岂不闻墨家多言，天下的人被贵族们分为了阶层，每个阶层有每个阶层的利，没有普天之下都适用的德，也没有普天之下都适用的利。有人得利，便要有人失利。”

他们并不能够理解墨家的道义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却因为墨家和杨朱在反封建这件事上的和解，使得人文主义思潮泛滥。

过分的人文主义，必然会引起个人的私欲膨胀、泛滥和社会的动荡，这又是反对数百年宗法制的矫枉过正的可以接受的表现。

各国，尤其是中原各国的民众，开始考虑自己的私利，没有对“国家”的忠诚，没有对“国家”的奉献，而开始去想到底是谁的国谁的家。

春秋乱世数百年的战争，造就了民众厌战、反战、反礼法、反那些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束缚，甚至于有些病态地出现了“一毛不拔”的思想，并且成为了显学。

酒肆内的民众，或许不会因为新郑那里民众的诉求而挺身而出，用墨家的为利天下死不旋踵的道义去支持新郑民众的诉求，但却不代表他们就认为韩国对契约的反对和违背就是合理的。

他们暂时不会为了距离他们百里的郑人去反对魏韩，但却希望这一次四方会谈中墨家可以为他们争取来他们想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