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琮并不关心诸如整军、非攻、国联之类的内容。

因为宋国的命运不由宋国的本土贵族做主，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戴琮更关心的，是墨家准备出多少钱帮助搭建盟台之类，这对他而言很关键也很重要，也算是他主政宋国以来第一件能够获得民心的大事。

很多失地的农夫逗留在商丘，这里面就包括许多用各种非法或者合法手段兼并土地而失去土地的。

这些人是商丘的不稳定因素，戴琮想要解决他们，至少这样能够得到一部分民众的支持。

但是他没钱，也没能力组织开垦垦荒。

戴琮读过一些管子学派的书，管子学派对于经济的见解，是在经济道法自然无为的前提下政府干涉，譬如在荒年的时候要鼓励富户消费、开展基建。

管子学派认为社会财富总和是足够的，重要的问题是分配，如果荒年的时候富户可以大兴土木、修建房屋、甚至于做饭的柴禾上面都雕花，这样才能促进财富反向流通。

然而商丘的富户并没有这么大的力量消耗这么多的劳动力，而大量的无地无业人员聚集都城的后果，戴琮心中很明白。

现在谁是富户？戴琮认为泗上是富户。

修建盟台，需要钱，需要人。人可以拿钱买吃的、穿的，可以暂缓那种暴怒的心情，可以保持都城的安定。

虽然修建盟台花费的钱财不算多，所能以工代赈的人口也不算多，但至少……这是戴琮成为询政院大尹以来的第一件“利民之事”，开了一个好头。

后续的常备军征召、修建水渠、修筑宋国东部商品化农业连接泗上水运网的道路种种这些，这都是墨家已经和他提前商量过的，也都是可以快速缓解矛盾的。

譬如常备军征召，和后世宋代把灾民编入军队差不多，只要训练得当，一样可以拥有足够的战斗力，若后世欧罗巴的火枪兵，半数是人渣，半数是人贩子从各地运来的，战斗力倒不是问题。

至于说修建水渠、修筑宋国东部的道路这些，墨家也乐于出这个钱。

一则墨家的志向是天下，而不是非攻立国，早晚得修，如今修了将来也是天下的一部分。

二则是经济利益。

三则就是墨家现在不缺货币；宋国现在也不缺粮食布匹；之所以矛盾加剧源于财富的分配不公和生产资料私有导致的贫富加剧，以及反向流通问题。

顺带着也可以迅速让泗上的货币成为宋国的法定货币，收拢更多的黄金和铜等贵金属，依靠粮、铁、贵金属和手工业品作为本位基金也足以保证货币的信誉。

说是会盟台，但修筑的时候其实可以作为一个将来防御用的卫城堡垒使用。

再加上后续的移民和吸引移民到洪泽湖区的政策，宋国东部在无为而治的整体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之下产生的诸多矛盾，其实都是可以用苏北平原这个广袤的缓冲区缓解解决的。

只不过泗上要先紧着泗上工商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来，大肆缓解一下工商业的用人荒和市场扩大下工商业作坊扩大产能的需求，等到稳定之后才能将剩余的人口送去做自耕农。

耕战政策固然可以快速地取得天下，但带来的后果也是严峻的。

耕战授田在别处贵族分封建制下是进步的，但在泗上工商业萌芽已经产生的地区是反动的。

泗上又没有足够的干部和足够多有能力的人才在苏北搞没有庄园主的庄园制合作社土地集中人口集中的农场，这便不可同一而论。

整体来看，此时自耕农的生活水平还是远高于在城邑做流佣的雇工的，可至少让他们有口饭吃。

有个活路，对于戴琮而言这就算是一个极大的作为，虽说民众也知道这是墨家在背后的运作，但至少他这个询政院大尹还不至于重走都城国人暴动的命运。

现如今国野之别被打破，但国人的含义最开始还是居住在都城的人，在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城邑和城邑周边的时候，控制了城邑就等同于控制了一国的根基，而政变频发的乱世，控制了国都也基本等同于政变成功了一半。

这个道理戴琮还是明白的，所以对于墨家的政策他是由衷感谢的，最起码墨家似乎并没有要兔死狗烹的意思，他这个询政院大尹还能继续做一段时间。

…………

宋地西南，陈国旧地，十余年前反叛楚国复国的王子定都城，如今楚国的陈县，后世的周口淮阳，楚国衰落时候的郢陈，大泽乡揭竿而起后陈胜王的都城。

楚王熊疑巡幸于此，跟随的除了绝对忠于楚王的车广精锐新军外，几个在朝中势力强大的屈、景、昭等氏的贵族也一并跟随。

这一次巡幸正是因为宋国政变导致的，楚王必须要亲自处理一些事情，而陈蔡地作为楚国中原王权统治的支柱，也正是楚王巡幸至此指导这一次大事的最佳地点。

王子良夫代王出巡于洞庭苍梧、太子臧在郢都监国。

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视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古之制也。

除了在郢都留守的太子臧，还有几名因为军功而升上来的上柱国在都城，一部分陈蔡地的分到了土地的新军也在郢都附近，倒是一些家族势力庞大的贵族随行，楚王并不放心把他们留在都城。

陈地繁华，即便五年前才经历过战火，但借着一部分旧贵族忠于王子定的由头，楚王在陈地实行了土改，反正改的也不是楚王的土地而是贵族的，当真是大刀阔斧，这使得陈地很快地恢复了原来的繁华，更胜一筹。

或曰，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楚与夏因为当年问鼎和自称蛮夷的事，使得楚和中原诸国的交往多用楚夏而分。

中原最早发达的几个地区诸如郑、宋等，都在陈地附近，又因为鸿沟的缘故，使得陈地成为楚国中原地区重要的通路。

再加上泗上的发展，陈蔡土改的进行，陈地的繁华让楚王很是高兴。

只是这种高兴是长期的，而现在楚王正在行宫中大骂一些贵族的愚蠢。

南方传来消息，安陆发生了一场民变，按照泗上的说法叫起义。

民众因为反抗安陆地的贵族选择了暴动，夺取了大量的武器，以至于攻占了整个安陆城，并且号称要建立“真正的平等”，要均分贵族的土地、遏制那些依附于贵族的商贾。

很显然，这一次起义受到了墨家和农家学说的影响，但若说是墨家主导操控的却又不是，怕是一些当地的人受到了一些宣传之后自发暴起的。

这种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起义暴动这种事常有，可这一次却让楚王破口大骂愚蠢的原因，又和原来不同。

安陆地处在云梦泽边缘，此时巨大的云梦泽尚未开发，当年晋国攻破了陆浑，大量陆浑的贵族逃亡，连同贵族一起逃亡的还有许多民众，这些民众便被楚国安置在了此地，便称之为安陆。

安陆背靠长江支流，下临云梦泽，水运发达，也使得大量的奇奇怪怪的商品不断运来，这就包括一些火枪。

安陆当地的贵族和封君们组建了一支不用弓弩而用火绳枪的私卒，按说这也正常，可坏就坏在是个人就能拿火绳枪，以至于大量封地上的农夫不再是作为消耗品的徒卒而是成为了投射兵种。

这一次暴动发生后，民众喊得口号除了真正平等之外，还有反贵族不反君王，请求君王施以善政、处置那些祸害民众征收重税以至于民不聊生的大夫和贵族。

原本楚国的投射兵种是村社体系之下的“乡射”培养的，村社体系之下，延续了重新分配土地的传统之外，民众也就需要服一下兵役和劳役，在没有加大盘剥的基础下倒也活的下去。

旧制度氏族公社残余之下，土地是需要在村社内部重新分配的，只是逐渐解体，但在旧制度和车战时代的低烈度战争之下，却可以保证参与“乡射”的人口，可以遴选出足够的投射兵种。

乡射是民间的习俗也是一种挑选投射兵种的、符合分封建制和村社体系氏族时代的军制。

这是一个圈。

如果穷困的饭都吃不起，就没有机会练习乡射，所以射手部队大部分都是过得还可以的、至少饿不死的、优于徒卒的那部分人。这部分人对于“造反”没有兴趣，而且往往是镇压反叛的支柱力量。

但随着村社氏族等等制度的逐渐瓦解、泗上大量的手工业皮和奢侈品倾销、武器军火的走私贩卖等等，原本符合村社制度和贵族制度的乡射体系也逐渐瓦解。

土地制度的瓦解、私有制的深入人心，盘剥的加重，有几个人会去有余力去“乡射”？

弩和弓不一样，弓就算可以批量培养，成本也远高于弩，更别提火枪。

贵族们需要更多的军队来维护自己对抗中央政府的力量，因为楚王已经编练了火器新军。

这都需要钱。

手工业又不发达，只能从封地上的农民身上下手。

粮食这几年又不值钱，手工业品墨家又不要，贵族们既想要更多的奢侈品又想要组织私卒，收钱就越多，矛盾就越发激化。

矛盾激化，就需要更多的私卒以维持，更多的私卒又花更多的钱。

乡射体系崩解，选不出来几个精通射术的农夫，那就需要依靠火枪，使得原本只能做被一个脱产的士可以以一敌百的徒卒们，成为了贵族私卒手中的火枪兵。

一场暴乱，使得当地贵族束手无策，只能仓皇逃亡。

原来的宗法制之下，士人脱产作为武士，一个打十个；一部分吃得饱的庶民以乡射被选为投射兵种，杀徒卒就像射靶子。农夫想要反抗，着实难。

之前的许多次国人暴动国人政变都是国都本地人发起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国最重要的军事力量。

安陆不是国都，可偏偏火药出现后拉近了贵族和庶民之间的差距，民众暴动之后夺取了武备库，赶走了贵族，甚至有了虽然不切实际、空想、局限，但之前从未有过的“纲领”——贤者与民并耕、市贾不二价、人皆有私地。

这当真是前所未有的情况。

引导民众起义的，还是贵族，算得上是有良心的贵族、受到了墨家农家等想法宣传后的贵族，因为民众不识字也不太可能知道这些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