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虽是这样说，让众人安心，实际上适心中自己都有些紧张。

如今泗上天下派是主流，他借用天下派压制了非攻立国派，煽动起来了利天下的狂热。

这件事长远看是好的，但是短期看必然是有反噬的，那就是事到如今不管怎么样都必须要动手了。

不然民意沸腾，再行压制，那又是思潮混乱，之前数年的舆论转向毫无意义；将来的统一战争也要受到影响。

就算是为了彻底压制非攻立国派，这一仗也必须要打。

宋国的局面对于泗上是个很尴尬的存在，如果宋国这的能够保证完全中立不受其余诸侯控制，那其实是对泗上最为有利的局面。

那样的话，名义上宋国是独立的，但实际上就是泗上的市场、原材料基地以及后备人口补充地，以及做一个非常完美的缓冲国。

五年前适放弃了齐西南地区，力排众议归还了齐国所有被占据的土地和富庶的汶水平原区，为了就是不希望墨家过早地卷入中原乱局。

宋国的地势比之齐西南更为敏感。

二十年前宋国政变之后的种种政策和盟约，其实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让宋国各自为政，做一个名义上的国家，但实际上却是一块又一块独立的封地和城邑。

本来可以利用皇父一族和其余贵族关于集权还是分权的矛盾，可现在双方摒弃前嫌，至少在大敌面前通力合作，这就让墨家很难做。

宋国距离泗上太近了，既苦于工商业不足够发达、又苦于工商业已经发展。

旧时代的痛楚还未抹去、新时代的痛楚也已降临，在平等这件事上，农家比墨家要激进的多，他们自称真正平等派，既反旧贵族，也反那些转型为经营性土地主的新贵族。

宋国大量的失地农民，使得更为激进的农家在宋国这几年的影响力大涨。

墨家一直在控制泗上的局面，可那些贵族的所作所为，让墨家已经控制不住。

怒火滔天之下，要是农家起事，那可比墨家要激进的多，贵族们依旧在作死，到现在这种局面，如果再不出兵迅速平定宋国的局面，那就这的要天下震动了。

仇恨是可以积累的，也是双向的，贵族可以杀庶民，庶民一样可以反过来杀贵族。

杀自然是可以的，但现在若是杀的太过分宋国太乱也不太好，至少对泗上不好。

在说完那些让众人安心的话后，适道：“如果我们能够在一个月之内控制宋国的局面，那局势可以说是完全对我们有利。”

“当年公子鲍取宋之后，各国也想要出兵干涉，但宋国政局一安稳，各国都不得不犹豫放弃。”

“现在我们还站在宋国的后面，一个月的时间，魏楚韩各国都不可能做好战争的准备。”

“皇父钺翎敢喊反墨，我们就让他刚喊完就死。控制住了宋国的局面后，再靠使节去解决后续的问题。”

垂垂老矣已然年迈的公造冶道：“皇父一族加上宋国的其余贵族，合兵一起的话约有五万，不可能再多了。”

“但是他们分散各地，我们可以各个击破，实际上我们要面对的，也就是皇父一族的私兵以及他封地宋国西部的部分贵族，三万最多。”

“六指一直在宋境等待，三个步卒师外加一个骑兵师，应该足以迅速击溃他们。”

“不过总动员还是必要的。”

“我们现在的常备义师应付宋、齐、越当无问题，但并不足以让迅速让各国放弃对我们开战的心思。”

“打与不打，不在于我们，我们只能按照说知之术推理魏楚韩未必出兵，但人心难测，也要做好他们万一出兵的准备。”

对此看法，众人也都认可，做好准备胜于没有准备。

市贾豚苦笑道：“这等于是花钱买弭兵啊。一次总动员，耗费无数，就算不打，动员也至少要维持到宋国局面稳定、各国确定都不能出兵、外交斡旋结束之后。”

“少说，也要三个月。粮食、军需品、马匹、夏收……种种这些都要被影响。”

“不过这要是打起来再动员，我们便可能损失更大，我是同意总动员以吓唬一下魏楚韩的。”

适又看了看别人，别人也都点头同意，众人便表决了一下，全数通过了立刻出兵宋国、泗上总动员的意见。

在场的诸人都明白，战争是为政治服务的。

打还是不打，必须要在开始之前就想清楚怎么结束。

如果各国不管不顾地出兵，那就无需考虑，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可能要一直持续到要么各国打累了、要么天下归一。

但如果各国不出兵，宋国今后的局势就是众人要考虑清楚的。

周礼之下的诸侯国，是以宗法制、礼法、血缘、分封建制为基础的统治手段。

但旧的统治手段已经失效，新的统治手段还并不成熟。

如后世的汉承秦制，实际上还是有极多区别的，西汉算是平民皇帝，依靠自耕农维系统治，对于豪侠、富户、大族始终都在压制，黄帝借助平民的力量压制豪强，直到汉末豪强彻底压制不住。

这算是大部分君主制国家在宗法制分封建制覆灭之后的第一选择，非如此无以彻底压制贵族大族，批量的自耕农是帝制的扎实基础，也算是一种涂脂抹粉的手段。

随着泗上崛起、新技术的传播，各国的变革大部分都有这种倾向，做国民的君主，而不是天子的诸侯、大夫的君王。

这种变革，正是适所一直警惕的。

因为这样一来很容易出现齐族赵族这样的思潮。

至于宋国，那更是不可能允许他们集权成功，只能想办法继续掺沙子，搅浑水。

泗上需要一个强大的宋国作为邻居，也不要一个集权的宋国作为邻居，只需要一个松散、混乱、各自为政、只能自保不能进攻的宋国作为邻居。

皇父钺翎有野心，但过于警惕民众的暴动和泗上的力量，所以他只能选择和贵族媾和。

戴琮有野心，他本来就不是最大的贵族，不如放弃自己的那些东西，转而涂脂抹粉做“平民的代言人”，从而攫取权力。

这一点泗上早有共识，适早就骂过戴琮是照着泗上喜欢的样子打扮自己的营妓，今日可以讨好泗上，明日也一样可以讨好魏楚韩。

但墨家本事又是作为平民代言人的身份起家的，所以又不能明着反对戴琮的变革，还必须要支持。

一旦出兵的话，那就肯定是扫清宋国的旧贵族。

要么选择放弃封地、用几乎抢劫的方式赎买过来，以旧时代的小亩的亩产二十年赎买新的大亩，这和抢其实也差不多，但是说起来好听一点；要么逃亡他国，没收封地再分。

戴琮因为在贵族内部规则下并不可能攫取权力，所以他既然得不到，便要毁掉别人可能得到的。

因而他借用墨家的平等之义，在宋国鼓吹民众选贤人为询政院大尹，也就是跳开当年君子院的牵制，借用平民的力量上台。

他也是看准了墨家暂时并没有吞并宋国的心思，所以他可以借助自耕农的力量成为询政院大尹，改组原来的君子院和庶民院，然后慢慢再收拢权力。

墨家需要一个戴琮稳定宋国的局面、和让宋国这件事变为一场贵族政变，至少是掩耳盗铃的贵族政变：连耳朵都不掩的话，楚魏就算不想管，也不好找理由；戴琮也知道墨家需要他，所以竭尽所能宣扬自己心在庶民的义。

事情一旦成功，大量的贵族要么完蛋要么逃亡，大批的土地空余出来，宋国的内部矛盾立刻就能解决，戴琮成为宋国的第一任真正的民选大尹也是板上钉钉的事。

二十年前宋国政变之后的古怪制度，可谓是水到渠成。

礼崩乐坏，宗法制瓦解，一个分封的诸侯国需要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弥合整合一个国家。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子封诸侯以守其土，故诸侯有国、大夫有家。现在宗法制崩解、礼崩乐坏，国存在的法理又是什么呢？

在礼崩乐坏之前，贵族的是贵族的、君主的是君主的，除了贡赋和封建军事义务之外，君主没权利管贵族的封地、也没权利在贵族的土地上征税。

就像是鲁国的那几次政变，以及隳三都事件中各个贵族和贵族家臣的反应：贵族的家臣不是国君的封臣。

然而漫随着礼崩乐坏，宗法制解体，诸侯国都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

王权尚未集中、贵族权力依旧大，说这是一个国家，实际上四分五裂；说不是一个国家，可又在外部被看做一个国家。

原本礼法在，宗法制下，层层制约，君主只需要管辖直属贵族，贵族管辖家臣，国家就能够有效的作为一个整体存在。

宗法制的解体，造就的就是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七穆乱郑、宋三姓共政的局面。

尤其是宋国，由原本的宗法分封建制，转为一种君主和大姓贵族共和的局面，互相制约，各自分权。

君主说话不好使，贵族内部也有矛盾，又需要维系一个君主的存在。

春秋之前的氏族制度、国野之别、国人干政的传统，又使得国都民众在政事上有发言权。

譬如二十年前的郑楚战争，郑国民众反对对楚开战，临阵逃走全部被俘；比如当年因为外交政策被国人反对驱逐国君的行为种种。

于是二十年前，依照“小司徒有问万民迁都、立君、会盟之责”为基础，以宋国原本就有的三姓共政的贵族寡头共和的基础，弄出了君子院和庶民院。

当时搞的时候，就是为了君子院和庶民院将来有一天打起来，因为当时贵族的势力还很强大、民众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有什么样的权力，一手操控的适弄出了将来必然要出现堂下何人状告本官的局面。

现在使命已经结束，可适也绝对不允许宋国出现一个凝聚的政治体系，得换个办法、符合现状地继续维系宋国只能自守不能集权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