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临来月光县之前，专门拜访过第二任县委书记。他对我说，合资公司选的项目好，既能依托月光县的资源，又对环境也没有什么污染，加上克思曼先生财大气粗，很有经济头脑和战略眼光，一定会生意兴隆，财源滚滚……。”

“二任县委书记说得对，这个项目的确不错啊。”市委书记翁敏杰说。

我说：“第二任县委书记还动情地对我说，月光县积贫积弱，到处都是‘哇哇待哺的孩子’，有了钱，就可以力所能及地为老百姓办一些实事了。”

“说的好啊，省里下来的干部，素质就是不一样啊。”翁书记说。

“可他还不是站不住脚，被人‘撵走’了。省里下来的干部，一个个被‘撵走’，连我这么阳光、乐观的人，都有点心里阴影了。”我说。

“我们不说‘撵走’不‘撵走’的事吧，省里下来的干部一个个离开，原因很多，很复杂，一时半刻还说不清楚。有些事情，我也弄不清楚，想不明白。”翁书记说。

我说：“我只是随便说一下，也没有请您细说月光县前几任县委书记的事，您也别放在心上。”

“还是说说泉水系列开发项目的事吧，德国客商的事后来没有什么消息了，是不是这件事搞砸了啊？我怎么就没有一点印象呢？”翁书记说。

我说：“您分析的对，是搞砸了。”

“怎么搞砸的？”翁书记问。

我说：“第二天早晨，二任县委书记去请克思曼先生，打算跟他一起去市里签协议的时候，他找不到克思曼先生。”

“克思曼先生怎么了？”翁书记问。

我说：“克思曼先生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翁书记问。

我说：“克思曼先生因为**被抓了。”

“还有这样的事啊，你详细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说：“克思曼先生晚餐后，就回房间休息了。到了深夜，一阵电话铃声惊醒了他。电话是小姐打来的。问他要不要‘服务’，克思曼先生毕竟在中国呆过一段时间，简单的中国话还是能听懂一点的。”

“是不是克思曼先生犯‘生活作风’错误了？”翁书记问。

我说：“是，是犯‘迷糊’了。或许是趁着酒兴，或许是离家太久，或许是没把这当回事，或许是有这方面的‘爱好’。总之，克思曼先生同意接受‘服务’，与小姐‘缠绵’了一阵，就抱着小姐睡着了。”

“哪接下来怎么样？”翁书记问。

我说：“宾馆服务员私下里与派出所有个‘君子协定’，谁提供线索抓获嫖客，罚了款后，派出所就给服务员‘信息费’。当班服务员看见小姐进去后，半天不出来，就想外国人有钱，可以罚更多的钱，得到更多的‘信息费’。”

“月光县也有这种事情啊？”翁书记问。

我说：“当然有。于是，宾馆服务员把宾馆经理反复交待的事当成了耳边风，偷偷摸摸地给派出所打了电话。也许派出所也认为外国人有钱，得手容易，不敲白不敲。”

“派出所办事‘效率’是不是很高啊？”翁书记问。

我说：“的确很高，一个姓严的副所长接到电话后，马上带了几名干警到了宾馆，当班服务员悄悄打开房间，干警轻轻掀开被子，对着赤条条的两人拍照摄像后，就带走了克思曼先生和隔壁房间的翻译。”

“派出所是不是要克思曼先生交罚款啊？”翁书记问。

我说：“翁书记猜测的很对，克思曼先生带到派出所后，派出所告诉他违反了中国法律，让他交5万元罚款走人。他嗷嗷叫着，就是不交。”

“派出所怎么办？”翁书记问。

我说：“派出所很有‘办法’，一个干警用板凳打了克思曼先生，打得他直告饶，他还是不交。后来降到2万元，他依然不交。气极了的干警用皮带猛抽他，他还是不交。最后降到5000元，他就是不交，不交又挨打。”

“派出所怎么能这样办事啊？”翁书记有些气愤地说。

我说：“不管派出所怎么弄，克思曼先生总是一副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样子。折腾了后半夜，派出所一分钱也没有弄到，倒是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正不知道该怎么收场，县公安局文局长怒气冲冲地赶来了。”

“这个文局长是不是现在你们县公安局的那个文局长啊？”翁书记问。

我说：“是的，是公安局局长文胜天同志。文局长向二任县委书记报告说，人在城关镇派出所，请二任县委书记去接人。”

我说：“接到文局长的电话后，二任县委书记想，这么一闹，克思曼先生肯定对我们不满。如果不亲自去接，做好解释工作，恐怕协议要泡汤。若协议泡汤，不仅我们所做的工作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而且市里方方面面肯定会来责怪我们，新闻媒体也会刨根问底，我们就会更被动，县委振兴经济的努力就会受到重挫，月光县脱贫致富就更难……。”

“二任县委书记是怎么处理这件事呢？”翁书记问。

我说：“二任县委书记赶到城关镇派出所时，克思曼先生已经坐在了会议室里，周围的人对他‘谄媚’地笑。一夜之间，克思曼先生由原来的座上宾变成了阶下囚，又由阶下囚变成了座上宾。”

“这算不算‘黑色幽默’啊？”翁书记问。

我说：“我不知道算不算‘黑色幽默’？但派出所的确很不像话。当时的情况是，克思曼先生哇哇叫着，他气愤地掀开衣服，露出上身，皮带抽打的痕迹清晰可见，板凳打的地方是青一块紫一块。说良心话，干警下手实在狠了点。”

“后来的情况怎么样？”翁书记问。

我说：“二任县委书记认为，自己的当务之急就是安抚好克思曼先生，完成签字‘大业’。他们一行将克思曼先生接到宾馆，不停地陪着小心，说这绝对是误会，说一定严肃处理打人的事。”

我说：“二任县委书记很细心，还打电话让卫生局长带医务人员给克思曼先生检查身体，上药敷药。但克思曼先生不为所动，说马上要离开月光县，离开中国，他们苦苦挽留未果。”

“这么说，这件事就这么黄了？”翁书记问。

我说：“是的，是黄了。强扭的瓜不甜啊，他们只好请克思曼先生做两件事。一是相信我们一定会处理好这件事，回国后一定不要将此事讲出来，特别是不能对新闻媒体讲，否则，就会在西方掀起大波，酿成中德之间严重的外交事件，给我国带来极为严重的政治影响。”

我说：“二是中国人历来好讲面子，讲形象，讲虚荣心。今天的签字仪式已经安排好，无故取消就会带来极为恶劣的影响，请他务必坚持出席一下，签下协议，为了不使协议生效，产生法律后果，可将原来的正式协议改为意向性协议。”

“克思曼先生按照你们的意思办了？”翁书记问。

我说：“是。毕竟克思曼先生也有难以启齿的地方，毕竟他们朝夕相处了这么长时间，还有些情面。克思曼先生勉强同意了，意向性协议签定后，他们立即把克思曼先生一行送到了机场。”

我说：“带着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满腔热情，执着来华投资的克思曼先生，就这样带着满身的伤痕，带着遗憾，带着抹不掉的记忆，伤感地离开了月光县，离开了中国。”

我说：“二任县委书记说，他相信，克思曼先生身体痛，心里更痛。飞机从二任县委书记的头上呼啸而过，他眼望长空，极度失望，极度伤痛，极度愤怒。”

“二任县委书记做了善后工作没有？譬如说，怎么处理城关镇派出所的那些人？”翁书记问。

我说：“做了。二任县委书记主持召开了常委会，要求立即撤销城关派出所正副所长的职务，将姓严的副所长和殴打克思曼先生的干警一同清除公安队伍，由县纪委、政法委、监察局和审计局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对城关派出所乱罚款和私设小金库一事进行调查，如违法就移交司法机关依法严惩。”

我说：“对负有领导责任的县公安局长文胜天同志给予警告处分，对分管副局长给予严重警告处分；要求撤销宾馆经理、当班经理的职务，辞退当班服务员，对负有领导责任的县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给严重警告处分，并通报全县……。”

“这样处理很很好，就是要这样毫不留情地处理。”翁书记说。

我说：“在开常委会时，大家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二任书记在常委会上说，假若我们不先处理，掌握主动权，即使克思曼先生不说，万一他妻子或朋友将他被殴打的事传出去，经无孔不入的西方新闻媒体一渲染，我们就更被动了。”

我说：“二任书记说，那时，如果上面追问下来，不仅县委、县政府招架不住，恐怕市委、市政府，甚至省委、省政府也要受牵连。”

我说：“二任书记说，我们先处理就先掌握主动，万一上面问起来，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已经深刻认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已经严肃处理了当事人……。”

我说：“这次招商引资失败，是对踌躇满志的二任书记的一次重大打击，是对他努力重振月光县经济的一次重大打击。他眼望苍天，欲哭无泪。他切身感受到，贫穷的月光县经不起这种折腾！”

我说：“二任书记跟我说起这件事的时候，眼睛湿润，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流，一直不停往下流……。”

我说：“我这次到德国去，就是找到克思曼先生，请他重新回来，把前任县委书记没有完成完的事，继续完成下去。”

“你有这个把握吗？克思曼先生能够回来吗？”翁书记问。

“我没有把握，但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我想努力说服他。”

“你说说看，你打算怎么说服他？你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我说：“第一，我想告诉克思曼先生，我们月光县县城的面貌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随着新凌河大桥的竣工通车，随着市民休闲广场的落成，随着海水花园公寓的完工，那个贫穷落后的县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说得好，那第二呢？”翁书记问。

我说：“第二，月光县的各个项目相继启动，未来月光县的经济蓬勃发展。以矿业公司恢复生产为代表，红庙联合体、道教六峰山、柳树湖度假村等一系列项目纷纷启动，月光县会开启经济繁荣发展的新篇章。”

“有第三吗？”翁书记问。

我说：“有。第三，文化、教育、卫生等工作有新的起色。我们投入3000多万元，启动各个文化项目，向文化强县稳步前行。我们的新峡光中学全省一流。我们市县的优质教育、卫生资源正在向乡镇倾斜。”

“还有吗？”翁书记问。

我说：“有。第四，我们国家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县不可能掉队。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各种功能饮品的需求会呈现暴发似的增长，克思曼先生的公司将会欣欣向荣，不断发展壮大。”

“说的好啊，小刚,你有什么具体的办法吗？”翁书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