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说过吗？省里那么多领导为我送行，让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我不敢敷衍塞责，只能谨慎小心，如履薄冰，一步一步了解情况，一步一步往前走啊。”我说。

“你再说第二个问题，贱卖国有资产的问题吧。”县长马志说。

我说：“矿业公司就像一头正至盛年的猪，膘肥体壮，被人卖了三次，一次比一次贵。第一次，由月光县政府卖给了能利投资公司，评估价25.88亿元，实际成交价18.88亿元。我说的没错吧？”

“没错，你脑瓜比我好使，数字记得准。”马县长说。

“县长办公会，县委常委会都是你主持的，你应该记得为什么少卖7亿元吧？”

“当然记得，我还记得在民主生活会上，我还专门谈过呢。”马县长说。

马县长说：“当初收购方，能利投资公司承诺追加投资，扩大再生产，我主持县长办公会和县委常委会决定，在评估价的基础上，少收了7亿元。因为能利投资公司说，扩大再生产增加的税收远远多于7个亿，他们要用钱扩大再生产，可以用增加的税收来弥补少收的7亿元。”

马县长说：“后来的实际情况是，我们上当受骗了，能利投资公司没有继续投钱，而是把矿业公司卖了。关于这件事，我当时是代理县委书记、县长，我是应该负主要责任的。”

“说实在话，让一个更有实力的公司来接手，投入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发展壮大矿业公司，增加职工就业，增加税收，这没有什么不对的。你拍板少卖了7亿元，也不是不妥，也可以放到桌面上光明正大来说。”我说。

“可是，可是，接手的能利投资公司根本不是想发展壮大矿业公司，而是只想着怎么坑国家，最终祸害百姓，从中转手获利，获暴利啊。”我说。

“其实，我在第一个问题里，已经说到了。假若当初我们把工作做细些，做扎实些，做谨慎些，做把握些，多找一些评估公司，多对能利投资公司进行尽职调查，我们就不会这么被动了，不会这么‘受伤’了，不会上当受骗了。”我说。

“是啊，是啊，这是给我的一个教训啊。教训极其深刻，沉痛，让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啊。”马县长说。

我说：“以后的事，就脱离了我们的掌控了。第二次，能利投资公司把矿业公司卖给了云彩运集团公司，评估价51.55亿元，成交价51亿元。对比第一次，你有什么想法？”

“悔不当初，五味杂陈啊。”马县长说。

我说：“更让人一言难尽的是第三次，云彩运集团公司把矿业公司卖给了央企纵捭集团，评估价126.66亿元，成交价126亿元。对比我们第一次卖的18.88亿元，我们连人家的零头都算不上啊。”

我说：“也就是说，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经过三家国家认可的资产评估公司评估，矿业公司的资产价格一次比一次高，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央企成了最后的‘接盘侠’。”

我说：“因为纵捭集团是上市公司，收购矿业公司需要公告，需要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幕后操作难度加大，反对声一直不断。纵捭集团毕竟是大股东，虽然收购被通过，但也成为纵捭集团老总被‘双规’的导火索。”

我说：“纵捭集团老总被‘双规’后，矿业公司就无人管理，就成了一个乱摊子，导致公司停工，矿工下岗。用省委书记上官云飞同志的话说，‘职工无事干，工资无着落，职工情绪正处于爆发的前夜，情况十分不妙，也可以说是十分危险。’”

“上官书记也知道这件啊？”马县长问。

“现在资讯这么发达，稍有风吹草动，就可以传遍四方。何况这么大的事，上官书记怎么会不知道呢？”

“那上官书记是什么想法呢？”马县长问。

“上官书记的意思是，从最开始查起，从第一次买卖开始查起，第一次交易毕竟是从月光县开始的，县里毕竟是研究同意并签字的。”我说。

“上官书记说，要具体查，比如说怎么评估？怎么定价？怎么决策？怎么交易？县里查不了的，交市里，市里查不了的，交省里。省里查不了的，报中央。这件事不能就这么不了了之。”我说。

我看见马县长直愣愣望着我，脸上掠过一丝惊恐的神色，随后很快恢复了平静。

“上官书记说的好，决心很大。是应该好好查查，决不能不了了之。”马县长说。

我说：“这就说到第三个问题了，对石远方过不去的问题。我首先要跟你说明我的一个观点，不管你认同不认同我的观点，我都要跟你说出来。那就是，不是我们跟石远方过不去，而是石远方跟我们过不去。”

我说：“矿业公司这么卖来卖去，十分诡谲，十分邪乎，十分玄乎，让人疑窦丛生，百思不得其解。”

我说：“不瞒你说，我很希望能把里面的事情弄清楚，我很希望把那些贪赃枉法之徒绳之以法，我很希望能把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我说：“我很希望弄清真相后，把这一切坦诚地告诉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是人民的党，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们应该伸张正义，为人民、为国家赢得尊严。”

我说：“我说的这些，你可能听不进去。但找到石远方，设法弄清最初的源头，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我说：“种种迹象表明，矿业公司是石远方力主要卖的。找到石远方，就是要弄清楚，他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者说，他这么做的初衷究竟是什么？”

我说：“现在谈跟石远方过不去，还为时尚早。因为，石远方还不是罪犯，也不是犯罪嫌疑人。我们找他，只是想了解一下情况。他跑什么啊，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我说：“让我不明白的是，他跑的很‘潇洒’，直到现在，都无影无踪。马县长，你说，他究竟能跑到哪里去呢？”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还是让文局长继续辛苦一下，抓紧时间找吧。”马县长说。

“如果焦作斌、黎西煌两个矿老板也像石远方一样，跑的无影无踪，那就糟了。”我说。

“那也说不定啊。”马县长说。

“你还想问什么吗？”

“我想问一下古汉科，你对古汉科是什么看法？”马县长问。

“如果不算刚跑的焦作斌、黎西煌两个矿老板，石远方和古汉科就是我们县的两个传奇人物，都跑的无影无踪。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技术这么先进，怎么就是找不到呢？”我说。

“这谁知道啊，你对古汉科是什么看法呢？”

“我不想隐瞒你，在我眼里，在我们县至少三大事件中，古汉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说。

“你说说，那三大事件？”

我说：“第一大事件，度假村不度假，古汉科就是始作俑者，圈那么多的地方，就把一个乱摊子丢在那里，导致农民群体性上访，让我们替他收拾乱摊子。”

我说：“不仅如此，他还害了柳顺平和三个村的支部书记。我们还不能确定他罪大恶极，但至少可以算得上是害群之马。”

“那第二大事件呢？”

我说：“第二大事件，就是奋进集团不奋进。我们有理由怀疑，古汉科跟周怀南一起，干了见不得人的勾当。换句话说，古汉科有可能是奋进集团走向衰落的助推剂。曾经好端端的奋进集团走进死胡同，你以为就你心疼啊？”

“你怎么会怀疑古汉科跟周怀南有勾结呢？有确切的证据吗？”马县长问。

“你不是说了吗？在我们月光县，一切皆有可能。古汉科那种人，与周怀南相互勾结毫不奇怪，也用不着大惊小怪。”我说。

“那第三大事件呢？”马县长问。

“第三大事件，就是凌河大桥垮塌，七十多名师生丧生。在这件事情上，古汉科负有主要的责任。你没看见新凌河大桥重建仪式时，市长卢向阳同志伏地痛哭，向全市人民群众谢罪的情况吗？”我说。

“你知道，国务院调查组还专门问过你我，古汉科是什么回事，他到哪里去了？我估计，古汉科没有什么好果子吃。无论生死，他的命运已经注定。”我说。

“你不是一直让公安局抓紧寻找古汉科吗？可怎么就找不到人呢？”马县长说。

“一个大活人，怎么会说消失就消失？即便他能飞上天，也有降落的时候啊。你也知道，国家、省市县都在找他，我就不相信，我们找不到他。我就不相信，古汉科能凭空消失。”我说。

“你总是比我乐观啊。”马县长说。

我说：“我们县还有一件大事，就是矿业公司被贱卖。不瞒你说，我甚至怀疑贱卖矿业公司与古汉科有关，我非常渴望能找到古汉科，找到这位我们月光县的活宝，跟他好好聊一聊。”

“你能确定贱卖矿业公司与古汉科有关吗？”马县长问。

“不能确定，我不怀疑人生，但我可以怀疑古汉科啊。”我说。

“怀疑归怀疑，总归要讲证据的啊。”马县长说。

“那是必然的啊，跟你聊天这么说。如果要处理他，那肯定要有确切的证据啊。不是有一句口头禅吗？”我说。

“什么口头禅啊？”马县长问。

“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啊。”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