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重

前些日子，我、付辛博、井柏然、乔任梁（Kimi）四人当年的合影被大家翻了出来，许多人感慨时光荏苒，物是人非。以前也有长辈离世，他们遵循自然的规则，走到了人生必经的关口；但Kimi和我的年龄那么近，我没有想到同辈中会有人那么早离开，而且那么突然。他的去世对我的触动很大，那到底是诧异还是难过，我都无法去细想。

他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我在美国洛杉矶，刚开始我只觉得不可置信，一搜微博，才大吃一惊。消息确凿无疑，一切都已经真实发生了，那一刻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又可以说些什么。团队的工作人员和我说：“你应该发一条微博表示悼念。”大家一起商量措词，但这样简单的形式又怎能表达我心里所有的感觉？我知道随之而来的就是追悼会，但脑海中第一个念头就是不想去——不是不想去送他最后一程，我只是觉得自己无法面对那个场面，无法亲眼见证这件事的真实感。

但我还是去了。站在仪式现场，听到哀乐声和哭声交织起伏，我整个人都是蒙的，不知道怎么去接受这一切。有人过来问我要不要去和Kimi的父母打个招呼，我婉言推辞了。

痛失爱子，白发人送黑发人，他们的心里已经裂了条深不见底的口子，我们这些和Kimi年龄相仿的人站在他们面前，就好像是在往伤口上撒盐。我又该说什么呢？“节哀顺变”？还是“别难过”？……这些话，我怎么说出口？告别仪式结束后，我就默默离开了。

有时候只能感叹一句，很多事情大概只能说是命数，是老天一早安排好的，无法用我们渺小的力量去改变。

起点

已经很久没有提起“好男儿”比赛的时光了。现在回头看看，那些幼稚的、冲动的、真诚的、不自知的过往，都是让人感慨的回忆。

在地方赛区的时候，我的嗓子严重发炎，打了封闭针后还是开不了嗓。正式比赛前，所有选手会一起去KTV练习，然后告诉负责人自己的备选参赛歌曲。那天负责人告诉我，他觉得我选的那首不够出彩，也不够稳妥，希望我在比赛时换一首歌。到了比赛当天，考虑到嗓子的实际情况，我还是选择唱了那首自认为比较安全的歌，这让主办方有些不快——这个选手怎么那么不听话呢？我自己也觉得晋级无望，果然，那一场就被淘汰了。

当时比赛采用的是观众投票的方式来决定选手的去留。好几个人走到我面前说“对不起”，然后把票投给了其他选手。我一边向他们道谢，一边说不必抱歉。就算这个比赛真的只能止步于此，得到了那么多人的关注，我也没有任何的沮丧和失望。更何况之后还有复活赛，我还有机会回到舞台上，还有可能走到最后。我心里有一种奇妙的笃定感，可能自小打下的自信基础太过牢固，让我不会轻易怀疑自己。

我始终相信，所有的事情都应该是顺理成章的，有句老话不是说嘛，“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我进入了全国总决赛。出发去上海前全家人都很兴奋，爸爸还不忘给我提个醒：“去外面看看也好，不要以为在一个地方取得一点儿成绩就有什么了不起。”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激动的心情超越了一切，一心只想立刻上路。

这也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父母当然不放心，但我还是说服了他们让我一个人上路。我想要独自去面对这个全新而未知的世界。在都江堰赛区的比赛现场，我在加油呐喊的人群中看到了伯伯、姑姑等一众亲友，感动之余竟然还有些尴尬。走出去，我就不再是那个被全家捧在手心里的小孩子了，这个机会能让我变成另外一个人，也能让我看到自己都不知道的另一面。

坐在飞机上的时候，我有点儿忐忑。在成都大家都认识我，这也没什么稀奇，在另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城市，我还能得到陌生人的认可吗？降落在上海机场后，居然有三四个粉丝在等我，我很好奇他们居然知道四川有个李易峰，心里暗暗高兴，这是个好的开始。去酒店的路上我从车窗望出去，呀，好大一朵白云，之前都没见过那么大朵的！——再稀松平常的景色，那一刻在我眼里都多了份特别，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已经身在上海，空气里仿佛有一股轻快的力量，一切都寓意着希望，一切都指向明媚的未来。

如今各种综艺真人秀大行其道，其实回想起来，当时《加油！好男儿》的决赛已经采用了“真人秀”的拍摄形式。全国十强赛时，所有选手都被安排住进了东方明珠最大的圆球里，主办方在那里搭建了一个装满摄像头的房间，所有人的一举一动都有记录，手机也都按要求上交了。我起初不知道洗手间的摄像头是关闭的，还担心过洗澡时如何面对摄像头的问题，但转念一想，所有人都一视同仁，管它呢！于是该吃吃，该睡睡，起床时头发比鸡窝还乱，“偶像包袱”早已经扔到九霄云外去了。

有一回节目组的工作人员问我们想吃什么，他们可以叫外卖，我毫不犹豫点了小龙虾和味千拉面，根本不知道那也是节目录制的一部分，还因此被贴上了“李易峰爱吃小龙虾”的标签。在上海我才第一次吃到这两种食物，第一口下去，心里冒出一万个感叹号：怎么能那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们抚慰了我的“四川胃”——上海菜偏甜，主办方安排的菜里时不时会冒出狮子头或者糖醋小排，我实在没法儿吃个痛快。味千拉面有汤还管饱，完美地满足了我的一切要求。

不变的表达

我的生物钟很奇怪：只要前一天晚上没喝酒或过度疲劳，我都会在闹钟响铃前的五分钟自动醒来。

上学的时候，我有一套严格的时间表，起床后的每一个环节都安排得很精确，一切都严格按照时间表进行。我从来不用父母叫我起床，相反，还要和他们约法三章：“你们睡你们的觉，千万、千万不要起来和我说话！不然我一回答，时间表就乱了。”任何计划外的事情插入都有可能导致我迟到。迟到是我最讨厌的状况之一，所有人都坐好了，眼睁睁地看着你慌慌张张进来——不行，这太没面子了。

这个生物钟在总决赛期间无法发挥作用，要过集体生活，时间安排自然无法自己做主。比赛之外，主办方还为我们安排了杂志拍摄的工作，所有选手都要参加，人多，难免要等上些时间。当时我对“宣传”这回事毫无概念，心里还有些不痛快：我明明是来参加比赛的，为什么还要拍照做采访呢？

那时我不明白“应对媒体”的必要性，更不理解那些“采访指导”——我觉得那些套路太扯淡了，是费力包装出来的东西，是假的。

“你一个人在北漂，想家吗？辛苦吗？”

“对，我特别想买张机票回去看他们。对，特别辛苦。”

这样的回答也太脱离实际了。如果我真的想念家人，又抽不出时间回家，他们也可以来看我；何况电话、网络都那么方便，“分隔两地苦苦思念”这种苦情戏码根本没法儿上演。这个问题太假了，这样的回答也太假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总被记者抱怨说“采访没有点”。可是渐渐地，又有人说我特别能整段子，“脑回路清奇”。其实一直以来我回答问题的风格没有变过，只是以前大家可能更习惯“走心”的正经回答，不习惯我抛“小包袱”“小段子”的方式，所以总觉得我答非所问。现在大风潮不同了，大家都更放松，记者觉得“被怼”也别有趣味，接不上话也可以起到一种特别的效果。这是我的运气，环境在改变，所有人的接受尺度在改变，我的不变恰好顺应了潮流。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大家还没有注意到我是谁的时候，没人会觉得我的话重要。这很现实：站在别人目光焦点里的人，说什么都是对的；无名小卒就算有高论，也很少有机会被听见。很多人说娱乐圈势利，其实哪里又可以杜绝势利呢？爸爸以前做生意，小时候我就听他说过不少相关的故事。我自己也遇到过势利的人，但说不上被他们“伤到”。这是客观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事实，我也无力改变，但至少可以包容它们的存在，也坚持自己的方式。

我不喜欢按套路出牌，有趣一些不好吗？我常常看到体育比赛结束后的即兴访问，记者往往会问刚摘得奖牌或者打破世界纪录的运动员“开不开心”。这种例行问题的答案不用猜都知道，但如果这个运动员若有所思地咬一下奖牌，回答说，“挺硬的”，我会觉得，哎，有意思。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我一直都挺喜欢接受采访的，这是件好玩的事情，还可以在谈话中重新了解自己。很多问题我平时不一定会细想，采访中有人提到了，我才发现，哦，原来我会这样回答，原来我会这样想，原来我是这样的人。当然，采访中有些禁忌我不会碰，比如政治这类原则性的问题，我也不会胡乱开别人的玩笑。有一回和成龙大哥聊天时，他有点感叹地说，以前做采访，艺人和记者就那么简简单单地坐着，没有手机，也没有摄像机，可以随便聊，气氛很轻松。如今即时传播的渠道越来越发达，艺人的形象更生动，不再神秘或遥不可及，但一切都有视频录音“作证”，传播时如果被断章取义或者被刻意编辑，就会带来想不到的麻烦。

微博是一个我能自主和大家交流的窗口。我更新的速度不快，往往是因为还没有想到特别好玩的内容。我喜欢和大家开一些彼此间有默契的玩笑，一不小心还能玩出个系列。比如我的“浴袍歌手”形象，就是在每年出席跨年晚会前的准备过程中诞生的，现在已经更新到了3.0的版本。我常常会冒出些搞怪的念头，比如之前在横店拍片，早上从阳台上望出去时，突然发现，去掉小卖部招牌上的那几个中文字，外面完全是一派欧洲的景色。我立刻戴上围巾和帽子，找人给我拍“欧洲留影”，当然，我还拍了露出下半身拖鞋和睡裤的“花絮现场照”，留着第二天揭秘。

不管我用怎样的方式去面对公众，总有人喜欢我，也总有人不喜欢我。没有什么万全之策，但尽可能地保持真实，一定比费心打造某种“人设”更简单也更舒服。至今我还没有上过真人秀类的节目，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想在这个阶段集中精力拍戏。我自问没有那种能力让几件事同步进行，万一把拍戏过程中的角色情绪带去真人秀的现场，那就更容易引起误会了。所有人都在做的事情，不如先保持距离，等一等。精力有限，就先投入最重要的事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