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问题让你不断取得进展，质疑答案让你获取新的发现。

——伯纳德·海希

我们创建谎言甄别方法论绝不是个偶然。如果说这其中有一些运气的成分，那就要从1978年菲利普加入中情局安全署说起。和你想的一样，这个部门的职责是保证中情局全球的设施、人员和信息的安全。在兰利的安全责任部值了六个月夜班，又在华盛顿办事处工作了一年后，菲利普听说局里的安全署开发出了一个全新的部门——测谎部——需要人手加入。为了拓展自己的经历，菲利普决定一试。

不幸的是，他落选了。测谎部的主管认为菲利普太年轻了，他的经验不足以让他成为一名高效的测谎专家。如果不是有些事横空出世，那么到这里故事可能就结束了。不久之后，那位主管退休了。由于仍然急需新的测谎专家，该部门的副主管乔治·迈斯林斯基再次想到了菲利普，问他是否还对此有兴趣。

而那时，菲利普对测谎工作已经有所迟疑，他觉得可能当初没被选中对他来说更好。那时，他还并不知道他生来就是做这行的。从他自己在局里的几次被测谎的经历，以及许多曾经任过该职位的同事所述的经历来看，菲利普觉得，似乎测谎人员的本性中应该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冷漠无情。毕竟，这些测谎专家训练本领的领域风险极高——事关人命和国家安全——因此局里的测谎检查是十分严肃的事。除此之外，任何测谎活动还都是十分具有攻击性的行为，测谎人必须能够控制当时的情况，而这总是让人在情感上觉得非常不自在。

菲利普根本就不是一个冷漠无情的人。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刚做了爸爸，看上去非常友善，性格非常随和，他觉得自己怎么看怎么是个好相处的人。所以当乔治找到他时，菲利普将自己的顾虑告诉了他。而乔治没花多少时间就打消了他的顾虑。

“我们就是要你这样的人。”乔治说。他解释说菲利普的性格在获取客观、均衡的信息时是最有效的。乔治还说，能够证明一个人没有说谎和证明一个人在说谎同样重要。“好相处的人”给人一种公平感，能够控制他们的偏见。菲利普要的就是这句话，很快，他就到芝加哥去接受由专家指导的六个月的测谎培训，专家组的成员包括迈克尔·弗洛伊德。在此后的十四年中，菲利普在中情局的工作就是测谎员。

现在我们来说说谎言甄别。就像没有人体测谎仪一样，也不存在什么测谎机器。我们所说的测谎仪并不是真的能检测到谎话，而是能检测到一个人在受到刺激后，身体中出现的生理变化，而这个刺激就是测谎员提出的问题。伴随着这些变化而来的焦虑是否意味着谎言，这是一个开放式问题，必须通过测谎员的分析能力和人际互动技巧才能找到答案。测谎仪的列表会记录下对刺激的四种生理反应。其中，两个是呼吸系统追踪，一个是心血管活动追踪，还有一个是皮肤电反应追踪，即皮肤湿度变化记录。测谎员会在列表上做精确的注释，写上他是什么时候问的问题，什么时候问完问题，以及什么时候受检测者做出“是”或“否”的回答。测谎结束后，测谎员会重新查看表格，并分析受监测人员对每个问题的生理反应程度。根据明确的列表分析规则，如果对某一问题的生理反应达到了“说谎信号”这一级别，那么测谎员会对此问题进行标记，作为需要进一步调查的有问题的部分。

就是在一次常规分析中，菲利普有了一个念头（如果不是他那次灵光一现，可能就没有现在的方法论）。他分析这些表格，在表格上，他用准确的注释记录下了他何时开始提问，何时结束问题，以及被检测人员何时做出的回答，以确定所提问题与随后生理反应之间的关系。菲利普问自己，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提问的时候不能遵守这种规矩呢？如果我们像这样分析我们的对话会得出什么结果？

答案就是我们的谎言甄别方法论，简称为“模型”。模型的美妙之一，就在于它的简洁性。它有一个战略方针和两个简单的准则。战略方针即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人是否在说谎，你必须忽略那些真实的行为，对其不予处理。我们会在下一章中深入解释这个看似矛盾的方针。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菲利普在分析表格时灵光一现，想出的两个原则。这两个原则就是时机原则和集群原则。虽然在行为评估领域内，时机和集群的概念并不陌生，但还从未有人将这两个概念与基于测谎仪列表分析的科学编码行为评估模型相结合。

还记不记得我们说过，总体性行为评估的问题在于我们必须猜测一个人为什么会做出一种行为。为了从猜测上升到实际的分析，我们需要对那些我们能够找到合理原因的行为上多加注意，那个原因就是我们所提的问题。分析就是找出原因，找出原因的各个分支，并探索原因和行为之间的关系。说到时机，我们得先从刺激潜在欺骗行为的问题或陈述入手。为了确定一个人是否在说谎，我们需要在传递刺激后前五秒内观察或是倾听欺骗行为。为什么我们将时间范围设定为五秒，而不是三十秒或是六十秒呢？因为速记员的数据告诉我们，我们每分钟平均会说一百二十五到一百五十个单词。与此同时，认知研究表明，我们思考的速度是我们讲话速度的十倍。也就是说，距离刺激发生的时间越长，我们越容易去想一些其他事。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在前五秒钟内识别首次欺骗性行为，我们就有理由说这种行为直接与刺激有关。

让我们仔细考虑一下欺骗性行为。不管什么时候，我们人类总是有视觉主导或是听觉主导的趋势——我们要么就更注意处理我们看到的一切，要么更注意处理我们听到的一切。问题还是出在我们曾经提到过的事上，交流不仅是言语性过程，也是非言语性过程，也就是说欺骗性行为可能是其中的任何一种形式，或是以两种形式同时出现。你如何同时抓住这两种行为呢？秘诀就是训练我们的大脑，让它进入我们所说的“视听模式”——我们必须告诉大脑同时去“看”、去“听”。我们要告诉大脑：“脑袋，在接下来的几秒钟内，你必须同时接收交流中视觉和听觉频道的信息并进行处理。”你的大脑并不喜欢这样做。事实上，在这场争论中，大脑会取得胜利。一段时间后，大脑就会说：“我受够了。”然后就又会倒向一边。但是经过不断的练习，你就能够让大脑在刺激过后的一段时间内进入“视听模式”。你能够可靠地收集并处理甄别谎言的重要信息，信息量远高于一般人能够收集和处理的水平。

另外一个准则与欺骗行为集群有关。集群即出现两个或多个欺骗线索，你知道这种线索可能是言语性的也可能是非言语性的。所以一个集群可能是一个言语性行为和一个非言语性行为、两个非言语性行为、两个言语性行为和一个非言语性行为等各种组合。如果刺激只产生一个欺骗性行为反应，你会怎么做？你应该将其忽略不计。关于这点有很多种原因。首先，我们每个人做事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我们有自己的讲话习惯和模式，也有自己的行为习惯和模式。这些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只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使用集群规则能够将这些无意义的习惯和模式过滤掉。其次，这点你可能也知道，我们发现，一个人展现的欺骗性行为的数量越多，他撒谎的概率就越高。如上文所说，我们并不是人体谎言识别仪。事实上我们对自己的信心与我们观察到的欺骗性行为数量成正比。

现在，让我们将这两项准则结合在一起来看。你提出问题，然后马上进入“视听模式”，查看和倾听由两个或多个欺骗性行为构成的集群。记住，首次欺骗性行为一定出现在刺激出现后的前五秒内。集群由言语性或是非言语性的首次欺骗性行为，以及所有在意识流被另外一个刺激或是明确的干扰中断前的言语性和非言语性行为组成。这种意识流会持续多长时间？在这里我们并不是想批评某些政客，但是我们可能都看过他们冗长的回应，这告诉我们上述问题的答案：很长。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些图解，来说明集群规则。你可以把这看成是我们稍后会在本书中说明的言语性和非言语性行为的一个预览。现在还没有必要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一特定的行为上——只要知道有些是言语性行为，有些是非言语性行为就可以了。在图1中，一位母亲问她的女儿作业做好了没有。我们知道女儿的回应可以被认定为集群，因为它符合集群的要求：包含两个或者更多的欺骗性行为，首次行为在提问后五秒钟内产生。事实上，在此案例中我们发现，女儿甚至在母亲问完问题前就展现了一个言语性行为。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由于女儿以前也被问到过此问题，所以她的思考速度比母亲讲话还要快。她在问题问完前就已经知道了问题是什么，并用一个言语性行为进行回应。我们将此作为集群的一个部分。

图2描述了一个更加严肃的场景。我们能不能将这个案例中的回应看作是一个集群呢？的确可以——首次行为出现在问题提出后的五秒内，且行为在两种或两种以上。在此案例中，我们的信心没有图1中所示案例高——行为数量越多我们的信心也就越大。但是，正如你看见的，集群中的行为数量并不能反映欺骗的严重程度。因此我们可以说，上述案例达到了所有要求。你问了一个问题，在回应中你得到了欺骗性行为集群，第一个行为开始在提问后五秒钟之内。那么你能通过这些信息百分之百确定那个人在对你说谎吗？当然不是。记住，你不是人体测谎仪。所以你从中只能确定该问题仍然有疑点，你需要进一步探究。我们说这些行为是说谎的“标志”而不是“确凿的证据”不无原因。

但你也不要曲解我们的意思。这些线索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通过将这种刺激—回应模型应用于分析中，你会发现自己正经历着拆穿谎言的过程，而且能非常高效地辨别出谎言。原因之一就是该模型的应用和外科手术有异曲同工之妙。外科医生移除恶性肿瘤时，他们不会在肿瘤周围标记一块很大的区域，然后把身体的那一部分都切除掉，以保证肿瘤被完全移除，而是会在几个不同的区域进行精确的切除，因为他们知道，身体的其他地方很健康并不表示那里没有需要被切除的肿瘤。如果你将谎言看做一个恶性肿瘤，那么你需要一个外科手术工具来识别肿瘤，这样才能避免影响其他区域。你得把肿瘤隔离出来，这样才能进行处理。在这里通过一个有恋足癖的求职人员的案例好好思考一下。

苏珊曾经对一位申请政府一个敏感部门职位的人做筛选型面试。她最后一个问题是一个总揽性问题，该问题是为了进入尚未浮出水面的潜在问题区域。我们会在第10章中详细探讨总揽性问题。“除了我问的问题之外，还有什么是你觉得应该交代给我的？”苏珊问。求职人不自在地动了动：“你说应该交代的是什么意思？”无法理解一个简单的问题本身就是一种欺骗性行为，我们将在第5章中进一步讨论。现在我们应该重点考虑的是，这位求职人员应该交代的事并不在苏珊已经提出的问题范围之内。苏珊从总揽性问题的回应中听出，她还需要继续做工作。很快，苏珊就找出了是什么让这位求职人员感到不自在。他承认他曾经多次在妻子的饮料中放安眠药，让她昏过去，以满足自己的恋足癖。有一次他甚至想用氯仿来麻醉她，但是当他正将沾有氯仿的碎屑放到她脸上时，她突然醒了。

1996年11月16日，当联邦调查局探员在杜勒斯国际机场接近中情局技工时，一场间谍电影上演了。但是那里没有导演，没有音效师或是灯光师，没有摄影师，也没有演员。对美国来说，一场不幸上演了，因为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哈罗德·詹姆斯·尼科尔森，中情局同事口中的“吉姆”被捕，并被控告是俄罗斯联邦的间谍。一旦事情属实，“吉姆”认罪，他会被判二十三年零七个月有期徒刑，成为有史以来从事间谍活动的中情局官员中级别最高的一位。

其中一位认识并称尼科尔森为“吉姆”的同事就是菲利普。早在20世纪80年代，两个人就见过面，当时尼科尔森作为一名年轻的情报机构官员来到此地，菲利普那时也是一位新来的中情局官员，与他有过一些工作上的接触。在90年代中期，两人命运再次出现交集，那时菲利普是中情局主要训练基地“农场”的安全主管，尼科尔森被任命为那里的指导员。有两年的时间，两个人住得很近，在同样的活动中进行社交，并参加一些相同的娱乐活动。他们的孩子在同一所学校上学，菲利普的儿子小菲利普和尼科尔森的儿子纳撒尼尔有一段时间一起拼车去练习足球。菲利普记得尼科尔森非常友好也非常外向，但是他也记得当联邦调查局的人找到他，告诉他联邦调查局对尼科尔森的怀疑时，他一点都不觉得奇怪。这位离了婚带着三个孩子的父亲好像就应该有些与众不同，而这是菲利普无法染指的。纳撒尼尔和他的父亲不同，总是冷淡而内向，菲利普觉得他是个好孩子。因此在2009年，传出尼科尔森从监狱中操控儿子，为俄罗斯筹集资金的消息时，菲利普着实吃了一惊。这一背叛行为让尼科尔森要多忍受八年的牢狱之灾。纳撒尼尔积极与当局合作，帮助处理他父亲的案子，这使他幸免于牢狱之灾。尼科尔森被俄罗斯招募的时候正是逮捕奥尔德里奇·艾姆斯并对其定罪之时，此人是一位中情局官员，也是一位俄罗斯间谍，他连累的中情局官员人数史无前例。对局里来说，艾姆斯的案子是一个大大的警钟，因此局里开始着手安全和反间谍培训项目——各种各样的补习课程——所有的中情局员工都要接受此项培训。菲利普被选为进行该培训的导师，他和另外一位二把手负责所有基地人员的讲习。接受培训的人员中就包括尼科尔森，从在基地开始，他就一直是俄罗斯的间谍。菲利普回忆说，每次培训课程结束时，他都会对大家说：“如果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恰好是为敌方服务的，敬请放心，你一定会露出马脚的。”至今，菲利普仍然很想知道，当时尼科尔森听到这番话时作何感想。

通过这个例子我想告诉大家，欺骗随时都可能发生，拆穿谎言需要你积极应用我们的模型。模型不是消极的，也不可能自动得以应用。有了模型的指导也并不代表你有拆穿任何谎言的超能力。菲利普从来没有和尼科尔森直接就关于为敌方服务的话题进行交流。由于没有这样的谈话，也没有任何理由去询问他是否为他人工作，菲利普并未发现这个谎言，虽然他经常与尼科尔森接触。所以，除非你处在行为评估模式下，否则你根本不可能轻易看穿谎言。换句话说，只有在你有意应用模型时，它才能起到作用。

关于如何将该模型应用于实践，我最后再说明一下。当该模型的高效性在中情局内疯传时，一位局里的高级警官找到菲利普，要求亲眼见证模型是如何起作用的。高级警官选择旁听一场筛选型面试，在面试中，菲利普面对的是一个申请承包人一职的小伙子。随着菲利普按部就班地提问，他发现了有深入了解某些问题的必要。很快，这位申请人承认他吸食消遣性药物，还说自己经常服用大麻和可卡因。随着面试的进行，他又承认他有时还会贩卖毒品。事实上，他说自己仅仅在过去的几周内就通过贩卖可卡因获取了1500美元的利润。他继续承认他从当地的零售商那里偷了一套价值500美元的立体音响系统，而且在六个月前与女友的一次争吵中弄断了她的锁骨。当三十分钟的面试结束后，求职人起身离开之时，他转向菲利普，问他：“我什么时候能知道我是否获得了这份工作呢？”菲利普扫了一眼高级警官，他一脸不敢相信的表情。他压住自己的笑意：“不会超过几个星期的，我们会与您保持联系。”高级警官所观察到的并不仅仅是该模型在获取真实信息时的有效性，还看到了它完全无对抗性的一面。参与者中的任何人都不会感觉受到轻视，它不会让面试者或其组织受到伤害。核心和关键就是，当面试者走出这个房间之前，他已经给了你你想要的信息，而他本人也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非常满意，因为他并没有将你看作敌人。你只是帮他做了他想做的事，同时他也维护了自己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