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穆罕默德是封印先知。以后的哈里发都只能继承遗志,再也不能接受天启。这就从理论上永久性地排除了任何人充当“人神中介”而被神化的可能。所有的穆斯林都只听命于安拉,只顺从安拉的旨意。如果说有什么人能够指导他们的思想的行为,那也是已经归真的最后先知。
这就导致了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又一重要区别:没有教士阶层,没有教义机构,没有教会组织。当然,伊斯兰教也有乌里玛(阿拉伯语'Ulamā),即教法学家和神学家。但他们只是正统观念和社会准则的监护人,没有直接干涉穆民生活的权力和手段,何况他们的机构还是国家控制的。[26]
因此阿拉伯帝国不存在颠覆上层建筑的基层力量,这在其创始之初就已经确定下来。伊斯兰教则在麦地那乌玛建立后就自上而下地传播,并非基督教那样先在基层发酵,然后才自下而上地夺权,又岂会出现二元结构?
这可与中华有得一比。
跟阿拉伯帝国一样,中华帝国从来就没有过教权和王权的同时并存,平分秋色。不同的是,后者从东汉末年起就有以宗教为名义和号召的反政府武装斗争。只不过,从黄巾起义到太平天国,争取的都不是教权,而是政权。
事实上,中国人从来就不知教权为何物,也不知教会为何物。即便有组织,也是帮派,不是教派;有领袖,也是帮主,不是教主;有规矩,也是帮规,不是教规,尽管打着宗教的旗号。同样,中华皇帝也会皈依某教,但如果某个和尚或道士胆敢自称教皇,他的脑袋就会立即搬家。
更何况,中华皇帝即便自称弟子,那也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弟子,甚至被认定为佛陀转世或天尊下凡。得道高僧和成仙道士也只有礼拜赞颂的份,哪里还能平起平坐?何况更多的时候皇帝还是孔夫子的好学生,佛教和道教能够敲敲边鼓分一杯羹,就已经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了。
难怪儒释道三家混战多年,合流或并存以后仍然要以儒家为首,以儒家为主。说白了,就因为儒学不是宗教,儒生不是教士阶层,儒家也没有教义机构和教会组织,而且永远都不会有。当然,他们更不会变成敌对势力,或者让统治者感到头皮发麻,就像打着净土宗旗号的白莲教。
这倒是有点像伊斯兰。
伊斯兰教与儒家思想不乏相似之处:都可能是国家意识形态,都是族民或臣民从小就要接受的教育,都注重道德修养和道德情操,也都从头到脚影响和规范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举止,还都主张与人为善和孝敬父母。先知甚至这样传达他得到的天启:我(安拉)曾命人孝敬父母——他母亲弱上加弱地怀着他……你应当感谢我和你的父母。[27]
孝敬父母,已是仅次于信仰真主。
先知也非常务实。他没有提出玄奥莫测的教义、难以完成的目标,所有的训示教诲都通俗易懂,所有的宗教义务也都简单易行。这就不但像儒家,也像禅宗。换言之,伊斯兰教和儒家思想都是实践理性的,是世俗和人间的。
唯其如此,伊斯兰教才不仅是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也是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也因此,它的维持和发展仅靠自身机制就能实现,可以完全不受王朝兴替的影响。[28]
这才真叫“长治久安”。
那么,如果伊斯兰教抢先一步传入中国,会不会也像佛教那样中国化,改变中华文明的走向?不会的,因为跟儒学太像。太像就没有互补性,也就没有必要重复。何况伊斯兰教是信仰极为坚定的宗教,他们在全盛时期的宽容也只是允许其他民族自行其是,并不等于放弃自己的原则迁就和融入其他文明。这也是所有一神教的共同特点。[29]
能够中国化的,只有佛教。
佛教却是奇葩。作为三大世界宗教中最早的一种,佛教诞生在原本不该它诞生的地方——印度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种姓观念,而佛教主张众生平等。因此,当世俗的权力(比如孔雀王朝)支持它时,也能兴旺发达盛极一时。一旦社会政治发生巨变,新宗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强势兴起,佛教在本土就没有了容身之地,只能墙内开花墙外香。[30]
离家出走的佛教选择了与犹太教不同的道路,这也并不奇怪。因为犹太教不仅是民族宗教,而且是犹太民族唯一的宗教。教在,则族存,保教就是保族。因此,尽管犹太人分散在世界各地,却必须顽强地保持犹太教的纯洁性,才能保证犹太人的独立性,从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佛教却没有保族的使命,因此完全不必考虑与印度文明保持一致。何况印度也不存在统一的民族,它的文明是多元多样多种族的。所以,佛教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同时,也会设法适应当地的土壤。这其实是明智的选择。因为尽管结出的果子会发生基因变异,却也毕竟是丰硕成果。
比如禅宗。
错失良机
禅宗诞生在中国,原本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无论人们怎样强调禅宗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货,却无法否认它是佛教的一个宗派。既然还是佛教,那就跟印度文明脱不了干系;而印度文明与中华文明,又实在是相去甚远。
不妨看看印度。
历史上所谓印度文明,是在公元前1400年以后由雅利安人(Aryans)创造的。这些移民来自突厥斯坦(Turkestan,在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奇姆肯特州),文明成果被称为吠陀(Vedic),意思是“神圣的知识”。既然如此,他们实行种姓制度,掌握神圣知识的祭司婆罗门位居第一等级,提出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三大纲领,就都不奇怪了。[31]
然而印度也没有教皇。
这里面的原因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首先,印度的婆罗门就像中国东晋的士族,社会地位虽然高,却没有组织,不是集团,当然也没有领袖。其次,宗教在印度是轮流坐庄的,婆罗门教、佛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都曾经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耆那教和锡克教也势力不小。第三,古代印度屡遭外敌入侵,侵略者有的掠夺而去,有的入乡随俗,有的还带来了自己的宗教。如果要教皇,请问选谁?
实际上印度半岛是一块动荡的土地。英国人实行殖民统治之前,它几乎没有被真正统一过,分裂和断裂倒是家常便饭屡见不鲜,可谓铁打的印度,流水的王朝。事实上,它的面积过于广袤,人口过于密集,文化过于多元,力量又过于分散,实在无法形成中华或罗马那样的大帝国。[32]
没有统一的帝国,就不需要统一的思想,也不需要统一的宗教,当然更不需要教皇。于是,从未有过安宁的印度便只好变成“宗教博物馆”,还是没有馆长的。
这倒不难理解。奇怪的是,虽然印度盛产宗教,印度人也充满宗教情感,却只有佛教走向了世界,印度教、耆那教和锡克教都不迈出国门一步,这又是为什么呢?
也只能说佛教是异类。
佛教很早就走出了国门,而且还是公派出国。在中国的韩非子竭力宣扬法家学说时,梵文名叫无忧(Asoka)的阿育王派出高僧到各地弘扬佛法,足迹所至东到缅甸,南到斯里兰卡,西边甚至到了叙利亚、埃及和希腊。[33]
不能确切地知道阿育王的想法。也许在他看来,好东西就该与人分享。让更多的人在佛光普照之下得到解脱,则无疑是功德无量的事情,也体现了菩萨心肠。
后来兴起的印度教却显然没有这个兴趣。他们跟犹太教一样,更愿意坚持自己的民族性,甚至阶级性。这个新的综合体虽然吸收了佛教和耆那教部分教义,本质上却仍属婆罗门。三位伟大的神——梵天(Brahmā,梵文,下同)、毗湿奴(Visnu)和湿婆(Siva)分别作为世界的创造者、保护者和破坏者共存于顶级,然后繁衍出众多的神。
这是符合印度国情的。等级森严符合种姓制度,多神崇拜符合多元文化,因此很快就占了上风。无法回到祖国的佛教只好继续远行,到异国他乡去寻找出路。
幸运的是,他们来到了中国。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不但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还是宗教的真空地带。何况佛教来得正是时候。没过多久,中国就像印度一样陷入长时间的动乱和分裂,此为天时;传播路线主要经由少数民族居住的西域,此为地利;北方胡人视其为同类,南方士族视其为知音,此为人和。
这就不但能落地生根,还能做转口贸易。
当然,这里面其实存在问题:中华和印度两大文明毕竟异质,就像希腊和希伯来。好在文明史上并不乏此类奇怪的组合,比如罗马教皇与法兰克人的联盟。可见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政治如此,文化亦然。
何况佛教与中华文明并非没有相通之处。实际上从宗教的角度看,文明无非四种:一神、多神、泛神、无神。多神教很难有世界性,最典型的就是印度教。一神教虽然有可能走向世界,但前提条件是:新皈依者表面上多神崇拜,实质上是泛神论者,原本并没有坚定的信仰,比如埃及人、突厥人和蒙古人。当然,如果他们之前已有一神倾向,也不妨顺水推舟地改宗更为纯粹的一神教,比如波斯人。
佛教和华人的态度却是模棱两可含糊其词的。你可以说他们无神,因为佛陀和祖宗都是人,不是神。同样,也不妨称其为多神和泛神,因为这些崇拜对象具有神性,能够赐福于子孙后代和芸芸众生。正是这种不确定,使双方都有了各自表述的空间和余地,难怪能够共建文明。
文明的混血势必产生巨大的能量,大唐也因此具有了毋庸置疑的世界性。事实上,从中国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的佛教,是作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跟儒家学说等等一起漂洋过海的,这里面当然也有禅宗一份功劳。
但,禅宗也让我们错失良机。
机会是佛教带来的,玄奘法师取回的真经其实包含着中华文明稀缺的资源,这就是作为印度哲学“五明”之一的因明(Hetuvidyā)。明(Vidyā)就是知识、智慧、学问,比如声明就是音韵学和语言学。因(Hetu)则是推理依据,所以因明就是逻辑学和认识论。认识论又叫量论,研究对象则是现量和比量,也就是直觉知识和推理知识。[34]
可惜最后被欣然接受的却主要是声明。它被运用到文学创作中,由此产生了格律诗。因明却很少有人知道,因为禅宗的主张是顿悟成佛,那又何必要什么逻辑推理?[35]
于是连同因明背后的科学精神也被拒之门外。事实上遍检禅宗的公案和机锋,你会发现那更多的是抖机灵,而非爱智慧。要知道,智慧和爱智慧可是两回事。没有希腊人那样对智慧的爱,最后就只会剩下文字游戏和耍嘴皮子。
包容精神属于地中海,科学精神属于雅利安,因明在本质上是西方的。所以这一次的擦肩而过,就给我们民族留下了永久的遗憾。因为技术进步可以依靠劳动人民,科学研究和国民教育却只能依靠知识阶层。如果知识阶层集体地对逻辑推理不感兴趣,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就实在堪忧。甚至就连阿Q精神也多少要由禅宗负责。试想,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游街示众等等,不也颇有禅意吗?
看来,反思是必须的,却又只能留待将来。
现在可以做总结了。似乎可以这么说:自从隋炀帝打通南北大运河,穆罕默德在麦加得到天启,世界就进入了洗牌的时代。洗牌风起云涌地延续了好几个世纪,从阿拉伯人建立世界大帝国,日耳曼蛮族成为欧洲新主人,直到成吉思汗的蒙古旋风横扫欧亚大陆,奥斯曼土耳其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主宰,拜占庭作为千年帝国落下帷幕。
这就是文明的走向。
在这浪潮激荡的岁月,中华文明一方面与世界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联系,另方面则按照自身的趋势走向巅峰。灿烂辉煌的唐宋,是世界文明圈的时代。之后,是盛极而衰,是起伏跌宕、日薄西山和浴火重生。中华帝国由扩张而收缩的转折点,则正是看似与禅宗无关的怛罗斯战役和安史之乱。
于是就有了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西方人眼中黑暗的中世纪,却反倒是伊斯兰和中华文明的黄金时期?为什么这两大文明,后来会有不同的道路?为什么禅宗的兴起,也会成为历史的分水岭?其中奥秘,究竟何在?
要回答这些问题,又必须先看武则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