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生机勃勃的大唐是一个耕耘的时代,也是一个撒下种子就能开花结果的时代。之前四百年的动乱,等于把中华大地深深地犁了一遍又一遍。底层的沃土翻了上来,外面的肥水流了进来,开放宽容的政策更是让阳光雨露得以充分降临,生命活力得以尽情挥洒。毫无疑问,这样的时代是需要发出自己声音的,无论是在哪个领域。
于是,禅宗便被挑选为宗教方面的发言人。
时代精神
选择是在门阀制度衰朽之后开始的。
事实上,中国虽然没有种姓制度,却有血统观念和门第观念。表现于历史,就是西周到春秋的贵族政治和魏晋南北朝的门阀政治。贵族政治时代,佛教尚未传入中国,华夏民族也没有产生自己的宗教,凝聚人心的是祖宗崇拜。而且直到明清两代,祖宗崇拜也仍是主流。
因此,当贵族政治在秦汉逐渐让位于官僚政治时,门阀制度便诞生了。门阀时代的统治阶级不是贵族领主,而是士族地主。他们虽然并不世袭领地,却垄断仕途;而“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靠的正是祖宗。门阀制度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就因为只有祖宗崇拜的中国才有这样的土壤。
当然,也因为官僚体制最早在中国成熟。
不过这样一来,矛盾就产生了。因为官僚政治绝不允许仕途被垄断,帝国制度也绝不允许国土被瓜分。要维护天下一统,就必须消灭贵族领主;要保证皇权至上,就必须消灭士族地主。汉唐两代,肩负的就是这种使命。
动摇了血统观念和贵族政治的是汉,挑战着门第观念和门阀政治的是唐。汉是平民王朝,唐是混血王朝。两个王朝的不同性质,造就了他们不同的气质。包括汉、唐之间的魏晋南北朝,也有着自己的风度和风采。
这是黄河九曲十八弯一样的历史长卷。
总体上说,汉是雄浑大气的。唯其雄浑,所以厚重;唯其大气,所以朴拙。那些碑刻、陶俑、画像石,以及霍去病墓前的雕塑,都表现出第一个农业大帝国初生牛犊般稚嫩而笨拙的生猛,以及新兴贵族地主小乔初嫁式的天真烂漫和满心欢喜。即便迂腐繁琐如经学,妖妄荒唐如谶纬,铺陈排比味同嚼蜡如汉赋,也未尝没有汉文明的自豪与自信。
自信的背后,是历史的逻辑。
实际上,作为秦始皇政治遗嘱的执行人,以及真正意义上的“中华第一帝国”,两汉奠定了帝制时代的基本原则和主旋律:重农抑商,中央集权,独尊儒术,孝治天下。如果真如黑格尔所说,历史与逻辑是一致的,那么,两汉就是历史逻辑“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是魏晋南北朝。
作为逻辑意义上的否定,魏晋南北朝与两汉,历时大约等长,风貌截然相反:华夷不辨,胡汉混杂,战乱频繁。天下一统变成了群雄割据,对外征服变成了民族混血,统治阶级变成了士族地主,意识形态变成了魏晋玄学,就连佛教也由巫术化的浮屠道变成了玄学化的般若学。
当然,风骨也变成了风度。
汉文化是有风骨的。它甚至延续到建安时期,因此而被称为“汉魏风骨”。这其实是一股心劲,一种可以“激扬文字”的精气神。建安诗人的“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是这个时代的终结篇,某种程度上也是最强音。[14]
之后就变成潇洒飘逸了。应该说,此前没有哪个时代像魏晋这样,把才情和气质看作审美对象,将游山玩水、饮酒服药、论道谈玄作为生活方式,让最放荡不羁和最严肃认真的统一起来,然后整体性地打包成一种风度——魏晋名士基本上是同一个调调,不像先秦诸子那样各说各的。
所以,魏晋风度其实是一种心态,而心态关乎思想。人们津津乐道的既然是道家的无、佛门的空,睿智的谈吐当然成为追求目标。就连钟爱漂亮的风貌也不奇怪。这不仅由于那风貌原本表现为脱俗的言行,体现着高超的睿智,也因为玄学本体和般若智慧,最终都要变成美。
实现这一转化是在唐。
否定之否定的大唐灿烂辉煌。玄学时代像玉山一样崩溃之后,留下了一片广阔天地和诸多文化遗产;混血的杨隋和李唐则不拘一格地兼收并蓄,气度恢宏地对外开放。新文明海纳百川厚积薄发,理所当然地多元多样,多彩多姿,其五光十色和绚丽斑斓已于《隋唐定局》尽述。那缤纷的色彩就像唐三彩上的铅釉,浓郁得化都化不开。
朴实无华的,似乎只有禅宗。
禅宗确实是最朴素的。没有吓人的高头讲章,没有华丽的铺陈排比,只有最普通的日常用语。一位高僧甚至在插秧时悟到了菩提智慧,写下了这样一则示法偈:
手捏青苗种福田,低头便见水中天。
六根清净方成稻,退步原来是向前。[15]
在实现农业机械化以前,插秧是基本农作之一。为了将集中培育的水稻秧苗分株定植在稻田中,农民必须低头弯腰一根根插秧。如果往前走,就会踩踏已经插好的秧苗,他们只能一步步往后退。然而这位僧人却在年复一年的简单重复劳动中看出了大道理,不但字字平实,而且句句双关,这显然是只有亲自参加生产的禅僧才能做到的。
没错,成稻就是成道,佛也正是水中之天。
如此朴实无华,虽然显得一枝独秀,却恰恰也是“否定之否定”,即心态如魏晋般玄远,形式像两汉般朴拙,这才从容不迫,心平气和,比玄言更上层楼。问题在于,为什么是这样一种境界的禅宗,成为了大唐的宗教发言人呢?
因为科举。
事实上,禅宗的兴起与科举的发展几乎同步——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极于德宗之世;而惠能成为六祖,南宗成为正统,怀海进行宗教改革,也正好在这三个时期。何况与百丈怀海同时期同辈分的,还有南泉普愿、兴善惟宽、药山惟俨、丹霞天然、天皇道悟等等,均为一时之选;而科举完全成熟,禅宗大行其道,则又都是在唐以后的宋代。请问这是巧合呢,还是天意?[16]
都不是,是理所当然。
前面说过,消灭士族地主是隋唐的历史使命,庶族地主也迟早要登上历史舞台。因此,当门阀政治穷途末路日薄西山时,科举制度就被发明出来。它不但为帝国的文官集团建立了人才库,实现了官僚的儒生化和儒生的官僚化,也相对公平地为天下读书人提供了进身之阶。贫寒之士不用考虑门第族姓,凭借自身努力就能一步登天,由布衣而卿相,岂非另一种意义上的立地成佛和普度众生?
的确,寒门也可以做官,文盲也可以成佛,这就是新时代,也就是大唐梦,而且是可实现的。难怪庶族与禅僧要惺惺相惜了,因为他们共同挑战着血统观念和门第观念;也难怪禅宗会成为时代发言人了,因为正如玄学化的般若学是门阀地主的意识形态,禅宗则属于勤劳耕耘的寒门庶族。战胜了关陇勋贵和山东豪门后,他们将成为时代主人。
何况禅宗还告诉大家,入世与出世,求官与求佛,并不矛盾,因为成佛只在一念之间。金榜题名固然好,科场失意或削职为民则无妨退而参禅。这就为那些苦读于寒窗,颠沛于仕途,沉浮于宦海,纠结于穷达的人,提供了得意时的憩息地,失意时的避难所。当然,是心理上的。
与此同时,士大夫和知识界的心境开始变得平和,思想和文化也开始倾向于内省。因为安身已由科举解决,立命则可以交给禅宗。科举保证了国家的稳定,禅宗保证了心态的平衡。从此,中国人的目光便不再停留在外部世界,而更多地投向了内在心灵。这是中唐到两宋的基本调性。
时势造英雄,也造观念。
当然,这同样有一个过程,而且也同样有趣。
通往自由之路
马祖道一刚开始学佛时,也是坐禅的。
于是,南岳怀让便去禅房看他。
怀让问:年轻人,你在这里坐禅,究竟图什么?
道一说:成佛。
南岳怀让便找了块砖头,在墙上磨。
道一问:和尚磨砖干什么?
怀让说:做镜子。
道一说:磨砖岂能成镜?
怀让说:磨砖不能成镜,坐禅岂能成佛?
道一问:那要怎么样?
怀让说:牛车不动,该打车,还是打牛?
道一答不上来。
怀让说:你自己好好想想,到底是要学坐禅,还是要学做佛?如果学禅,禅非坐卧;如果学佛,佛无定相。像你这样整天坐禅,这不是学佛,是杀佛。
马祖道一如醍醐灌顶,顿悟。[17]
现在看,怀让不愧为惠能的亲炙弟子,确实已得六祖的真传。实际上禅宗的宗旨,就是心性本净,佛性本有,无念为宗,见性成佛。这一点,惠能说得很清楚:
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
自若无佛心,何处求真佛?[18]
这就是怀让不主张坐禅的原因。禅是车,心是牛。牛不肯走,你打车干什么?佛就在你心中,怎么不去找?
当然,牛若肯走,车也可坐,否则仍是执迷。
因此禅宗的修行主张是:
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19]
这当然是革命,也是颠覆。因为佛教之教法和证法的核心就是佛、法、僧,号称三宝(梵文Triratna),皈依佛门就是皈依三宝。禅宗作为革命派,当然要颠覆。问题在于,心是看不见的,悟道却需要契机,传法也需要载体,牛和车都不可少。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向何处求?
生活,实践,大自然。
的确,禅宗跟庄子和魏晋名士一样极其热爱自然。因为自然在汉语中,原本就有“自然而然”的意思,与禅宗主张的“觉悟不假外求”高度一致。因此在禅宗这里,自然界最有佛性,也最接近无上正等正觉,正所谓“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20]
于是,修禅就变成了休闲: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21]
也是泛舟,是垂钓,是一无所获:
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
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22]
般若智慧,就这样变成了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