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经与净土
李世民被尊为天可汗的第二年,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历尽千辛万苦抵达印度,入住摩揭陀王国(Magadha)的那烂陀寺(Nālandā,梵语,以下无另注者皆同)。这座恒河以南的寺庙是佛教的最高学府,高僧云集,学科齐全,师生人数常达万众。年轻的玄奘以此为据点访师参学,誉满印度僧俗两界以后,才带着一腔热血和满腹经纶回到祖国。
开明的太宗皇帝隆重地接待了他,尽管玄奘出国违反了他的禁令。帝国政府还为法师的译经活动提供了种种方便和大力支持。作为在印度被尊为“大乘天”和“解脱天”的得道高僧,玄奘译出的当然都是真经。他和弟子窥基共同创立的法相宗唯识论,在他看来当然也是真理。
然而怎么样呢?
没过多久就被忘得一干二净。
被遗忘几乎是必然的,因为他们那一套理论实在太专业也太难懂。仅仅阿赖耶识(Alayavijnāna)这样一个根本无法意译的名词,便足以吓退许多人。就连“外境非有,内识非无”这样最浅显的道理,对芸芸众生也是丈二和尚,更不用说高等数学般的论证过程。何况就算弄懂“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道理又能如何?能立地成佛么?不能。
那就不学也罢。
中国人从来就是讲实用的,包括太宗皇帝。他首先想到的是劝玄奘还俗为官,然后才考虑到支持翻译佛经也许有利于树立帝国的正面形象。不过他更赞成法师将自己西行的所见所闻口述记录下来。那样一部《大唐西域记》在未来可能的战争中,说不定会起到军事地图的作用。[1]
民众则是另一种心态。他们万人空巷地欢迎玄奘法师回到长安,无非是要亲眼目睹这位传奇人物的风采,就像争先恐后去听爱因斯坦演讲的贵妇人,关心的只是能否收集到讲课时扔下的粉笔头。相对论也好,唯识论也罢,其实并没有多少人真正感兴趣,也没有多少人能够听得懂。
没奈何,不被理解的玄奘只好主要靠《西游记》,次要地靠《大唐西域记》活在历史上和人们心中。他视为生命的唯识论被旧话重提,要到辛亥革命之后。[2]
兴旺起来的,是净土宗和禅。
净土宗和禅宗都是中国佛教的宗派,也都是中国人最喜欢的宗派。不同的是,知识界对禅情有独钟,一般民众则多修净土。净土宗的最受欢迎之处,是道理通俗易懂,方法简单易行。即便目不识丁,也能借此脱离苦海。
那么,净土宗的道理又是什么呢?
求来世,求往生。
净土宗告诉信众,我们的人生是很苦的。那幼小的生命刚刚形成时,被安置在一个名叫子宫的空间里,浸泡在名叫羊水的液体中,真可谓水深火热,暗无天日。有苦难言的我们只能备受煎熬,直至忍无可忍破门而出。然而出生的道路是那样狭窄,落到产褥上时又那样疼痛,结果所有的婴儿无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诸位说,是也不是?
所有信众都点头。
当然是。想想看,有谁落地笑呵呵?
接下来的道路也不平坦,忧虑和恐惧则伴随终身。皇帝怕篡位,官员怕免职,商人怕赔本,盗贼怕杀头,谁家没有难念的经?爱人生离死别,冤家狭路相逢,好事求不来,坏事躲不掉,简直苦不堪言。诸位说,是也不是?[3]
信众又都点头。
确实,做得人上人,滋味又如何?
因此佛教四圣谛(Catursatya)第一条,就是苦谛。而且佛祖当年身为王子却毅然出家,就因为在王城的四个门看见了生老病死四种痛苦,由此得出“人生是苦”的结论。这个结论在佛教看来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所以叫“谛”。
问题是为什么。
这就要查找原因。如果原因找对了,就叫集谛。净土宗认为,原因在于我们生错了地方,生在了东方秽土。因此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那就是争取下辈子往生西方净土。净土是佛住的地方。佛有无数,净土也无数。只要从东方秽土转移到西方净土,就会在佛光普照之下幸福无比。
人生是苦,回答了是什么的问题;生错地方,回答了为什么的问题;往生净土,回答了怎么办的问题。而且这些道理简单明了一听就懂,那又何必去学什么唯识论?
剩下的是如何操作。
那就更简单了,只要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就行。南无(Namas)读如拿摩,意为致敬。阿弥陀佛(Amitābha)则是极乐世界(Sukhāvatī)的教主,也是接引佛。只要信仰阿弥陀佛并向他致敬,他就能把你接到西方净土去。[4]
如此当然甚好,可惜得等到来世。来日方长,我们可是眼前这道坎就过不去,请问又能如之何?
念诵“南无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是中国的圣母,不但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还有千手千眼和万千化身。因此,只要念诵菩萨圣号,一切难题都会迎刃而解,菩萨心肠的观音是有求必应的。
这就有点像伊斯兰教的念功。不过,念诵清真言是为了坚定信仰,念诵佛号则是为了解决问题。观音菩萨解决现实问题,阿弥陀佛解决归宿问题,今生来世都有保障。而且修行的方式简单到只要念诵,再没文化的愚夫愚妇也都学得会做得到,可谓无障碍通道,当然大行其时。
可惜,净土宗仍有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不能解决佛教与中华传统,尤其是与儒家伦理的冲突。不要忘记,在他们宣扬鼓吹的西方净土和极乐世界中,并没有给皇帝安排特殊的地位。那个地方可是人人平等的,这让至尊天子情何以堪?因此,帝国的统治者便难免怀疑这很可能是一个阴谋,目的是要用谁都无法证明的所谓来世,颠覆君君臣臣的现存秩序,甚至政权。
净土宗则偏偏为这种怀疑提供了证据。从佛教传入中国那一天起,僧侣就坚持不向皇帝行跪拜之礼,只是双手合十表示敬意。理由是他们已经出家,是佛弟子而非臣民。这对于“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的观念当然是严重的挑战,净土宗的始祖、东晋高僧慧远却还要撰写《沙门不敬王者论》据理力争。这不能不让佛教与皇权结下梁子。
他们的另一做派也让儒家不满,那就是单身和姓释。要知道,过不过性生活,是你自己的事;生不生孩子,却是全社会的事。如果所有人都不生孩子,请问我们的民族将何以延续,劳动力又从哪里来?长此以往,岂非亡国亡种?
何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毕竟,中华文明是以家族为本位的,人心的凝聚靠的是祖宗崇拜。既不生孩子,又不随父姓,西周奠定的文明基础岂不会被彻底颠覆?那可比改穿夷狄的服装,甚至比让胡人当皇帝,都严重多了。
不敬王者是无君,不随父姓是无父。无君无父那就是禽兽,更不用说还要断子绝孙。因此,尽管慧远一再申明,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皇权政治,在家修行的居士也仍然应该尽忠尽孝,但疑虑依然无法打消。[5]
事实上,如果佛教的教义也是忠孝,则他们多余;如果反对忠孝,则他们危险。显然,仅仅只有净土宗,是无法让佛教在中国站稳脚跟的。必须有一种与儒家伦理全无冲突又能自成体系的宗派,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禅宗应运而生。
禅宗故事
佛祖在灵山说法那天,不知道有没有花。[6]
照理说是有的,而且应该从天上掉下来。南梁高僧云光为梁武帝说法时,就曾感动得花儿在空中缤纷而降,叫“天花乱坠”;东晋高僧道生在虎丘山讲经时,山上的石头都连连称是,叫“顽石点头”。释迦牟尼,当不亚于此吧?[7]
不管怎么说,佛祖“拈花示众”了。
他拿起一朵花给大家看。
没有人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只有弟子摩诃迦叶(叶读如社)破颜微笑。于是佛祖说,从今天起,我另外开辟一条传法的途径,什么话都不说,只靠相互之间的心心相印。这个新的法门和宗派,现在交给摩诃迦叶。[8]
禅宗,就这样在会心一笑中诞生。
它的宗旨,则是“不立文字,见性成佛”。
但这故事靠不住。因为释迦牟尼创教,跟耶稣基督和穆罕默德一样,从来就靠言说。佛经也像《古兰经》,是弟子们记录整理出来的,所以往往开头就说“如是我闻”,意为“我是这样听佛祖说的”。摩诃迦叶也不是什么“道体心传”的开创者,反倒是将佛经编纂成书的发起人。[9]
实际上,禅宗是中国佛教的宗派,印度佛教并没有类似的主张。禅(Dhyana)的本义是静虑,与定(Samadhi,专注)合为禅定,跟鲜花和微笑八竿子打不着,也没有什么“教外别传”的意思。因此,不但摩诃迦叶的故事是编出来的,就连将菩提达摩尊为中国禅宗初祖也颇有可疑。
外来和尚菩提达摩(Bodhidharma,又译菩提达磨)倒是确有其人,而且见过中华皇帝,时间是在梁武帝第一次舍身同泰寺的公元527年(南梁普通八年)。当时这位最大的佛教赞助商正志得意满,因此开口便问自己有何功德。
菩提达摩说:并无功德。
没人想到会有这样的回答,菩提达摩却理直气壮。因为学佛原本为求解脱,梁武帝却要求福报,岂非南辕北辙?如果捐了钱就要得好处,跟做生意又有什么两样?
梁武帝却死不开窍。他问:如何是真功德?
菩提达摩说:这个世上求不来。
梁武帝又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
菩提达摩说:空寂孤独没有圣。
梁武帝再问:回答朕的是什么人?
菩提达摩说:我不认识。[10]
这就无异于鸡同鸭讲,两个人只好分道扬镳。梁武帝继续去种他的福田,菩提达摩则去嵩山少林寺面壁。据说,他是站在一根芦苇上渡过长江的,叫“一苇渡江”;在那个山洞里一动不动坐了很久,叫“面壁九年”,直到一位僧人为了拜他为师在大雪中站了一夜,还砍断了自己的左臂。
那个僧人就是慧可。
达摩问:你如此这般,要求什么?
慧可说:我心不安。
达摩说:把心给我,我帮你安。
慧可说:我的心拿不出来。
达摩说:我已经给你安好了。
于是慧可豁然开朗。
得到真传的慧可成为菩提达摩的衣钵传人——达摩在临终前把一件袈裟和一个钵盂传给了他。袈裟是木绵的,所以叫木绵袈裟。木绵不是木棉(英雄树),而是棉花。那时棉花还没有传入中国,中国只有丝绵。于是,印度才有的棉花便被称为“木绵”,意思是从植物那里得到的“丝绵”。
慧可得到的衣钵非同小可,据说是释迦牟尼佛祖交给摩诃迦叶,又经过二十八代传到菩提达摩手里的。这当然是故事传说,却并非没有意义。因为禅宗是宗派不是学派。学派只需要思想观点一致,宗派却还要有组织关系。它需要一代又一代名正言顺地传下去,也需要类似于传国玉玺那样的东西。衣钵,就起到这样的作用。[11]
何况禅宗不立文字,代代相传靠的是心心相印,这就难免会有问题。是啊,难道历代掌门交班,都靠拈花一笑?口说尚且无凭,微笑岂能算数?因此,主张“心传”的禅宗反倒更需要物证,达摩传授衣钵时也说了这样十六个字:内传法印,以契证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12]
衣钵传人,即典出于此。
不过谁都没想到,那衣钵会惹出大麻烦。
菩提达摩将衣钵传给慧可,慧可就成为他的法嗣(禅宗佛法继承人),中土禅宗的二祖。此后,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是为禅宗五祖。
弘忍是被道信一眼看中的。当时,弘忍还只是一个随母乞讨的私生子,人称“无姓儿”。道信却看出他有慧根(领悟佛教般若智慧的天赋),应该收为徒弟。
于是道信问:小朋友,你贵姓啊?
弘忍说:姓倒是有,但不一般。
道信问:那是什么?
弘忍答:佛性。
佛性的性,当然不是姓氏的姓,不过谐音而已。然而小小年纪便能如此对答,道信不能不另眼相看。
于是又问:难道你自己就没有姓吗?
弘忍说:性空,故无。
这就是“未入佛门,已然成佛”了。因此,当弘忍为自己选择法嗣时,门槛便不可能低,甚至还只会更高。何况到此时,禅宗的江湖地位早就今非昔比,衣钵也成了暗中争夺的对象。选非其人或处理不当,后果都很严重。
弘忍的办法是竞争上岗。
按照当时的规矩,传法要作偈(Gāthā,读如记)。禅师以此指点迷津,学徒以此汇报心得,叫“示法偈”。于是弘忍对弟子们宣布:你们都各自依照本性作一偈来。谁的偈最有觉悟,我就把衣钵和佛法传给谁。
结果,很快就有人交了作业——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弘忍深感失望。[13]
没错,又是菩提树,又是明镜台,还要时时防止“精神污染”,请问这是“四大皆空”,还是“到处都有”?说得难听一点,此偈几乎要算尚未入门。
作偈的是神秀,神秀非同一般。从小饱读诗书的他,入寺以后从砍柴挑水做起,这时已位居上座(Sthavira,得道高僧),担任可以为受戒者传授礼仪的教授师。弘忍圆寂后,他继承遗志大开禅风,成为禅宗北宗的开山祖师,九十多岁时还被武则天请到洛阳,史称“两京法主,三帝门师”(两京即长安、洛阳,三帝即中宗、睿宗和武则天)。
弘忍却没有把衣钵传给神秀。除了失望以外,他也在等另外一个人,看看这个人能否交出更漂亮的作业来。因为弘忍对他已有感觉,甚至这次考试就是为他而设。尽管那人此刻还是没有剃度的行者,正在厨房里服役打杂;也尽管弘忍很清楚,他的决定可能会使佛教的江湖不再平静。[14]
那么,弘忍看中并且等待着的人是谁呢?
惠能。[15]
六祖惠能
六祖惠能目不识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