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厚禄，严刑峻法，

说一不二并且令行禁止，

这就是韩非的“法治三原则”。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高压之下必有良民，

则是他的基本观念。

人是靠不住的

韩非是被同学害死的。

他的同学叫李斯。

李斯和韩非都是荀子的学生，正如庞涓和孙膑都拜在鬼谷先生门下。而且，就像后来李斯嫉妒韩非，庞涓也嫉妒孙膑。其结果，是庞涓设计陷害这位同学，让他受了膑刑（砍断双脚），从此失去本名，叫作孙膑。

大难不死的孙膑秘密地逃到了齐国，成为齐将田忌的幕僚。公元前341年，孙膑用计大败魏将庞涓于马陵，魏太子被俘，庞涓自尽。商鞅见魏国遭此重创，也趁火打劫，在第二年大败魏公子卬，逼得魏国迁都大梁。[1]

这时的魏君，便正是梁惠王。梁惠王一败于孙膑，二败于商鞅。孟子跟他讲仁义，他当然听不进去。

韩非却比孙膑惨。

与孙膑不同，韩非出身韩国王族。可惜当时的韩国已奄奄一息。他的主张，韩王不能用。他的著作，秦王嬴政读了后却爱不释手。于是嬴政发兵猛攻韩国，非得一见韩非不可。韩王恐惧，赶紧派韩非使秦。

李斯就紧张了。

这时的李斯，已是嬴政的客卿。他知道自己的才干比不上韩非，便对嬴政说：此人是韩国公子，会死心塌地帮助秦国吗？弄不好是韩国的卧底吧？

嬴政跋扈惯了，不假思索便将韩非下狱。

其实嬴政并无杀意，李斯却心狠手辣。他立即派人给韩非送去了毒药。韩非想对秦王解释，也不得批准，只能饮药而死，终年四十七岁。

对此，司马迁很是感慨。司马迁说，韩非怎么就不能自救呢？他可是写过《说难》（说读如税）的呀！[2]

的确，韩非应该知道人不可靠。

比如弥子瑕和卫灵公。

弥子瑕是卫灵公的男宠。两人好的时候，曾经分吃同一只桃子，当时那昏君还说：弥子瑕爱我，好东西自己舍不得吃。等到弥子瑕年老色衰，卫灵公的说法却是：弥子瑕简直混蛋，把吃剩下的给寡人。

人，怎么靠得住？

还有一个故事，也是《说难》中讲的。

这故事说，有一次郑武公问群臣：寡人要用兵，哪个邦国可以讨伐？某大夫说：胡国。郑武公勃然大怒：胡说！胡国是兄弟，你说可以讨伐，什么意思？

于是，郑武公把那大夫杀了。

胡国很高兴，觉得郑武公够哥们。谁知道胡国刚一放松警惕，郑武公就动手了，而且一举拿下。原来他的愤怒和杀人，都是烟幕弹。[3]

这就是所谓兄弟。

看来，同学是靠不住的，兄弟是靠不住的，君臣也是靠不住的，哪怕那君臣是情人。

那么夫妻呢？

也靠不住。韩非说，卫国有一对夫妻做祷告。老婆对神说，但愿我们平安无事，有一百布币。老公说，你这人也真是老实，怎么才要这么一点？老婆说，一百布币就够我们花的了。钱赚得多，你还不拿去讨小老婆？[4]

夫妻靠不住，父母呢？

同样靠不住。韩非说，老百姓生了男孩就庆贺，生了女孩就弄死，因为男孩是劳动力，女孩是赔钱货。父母对子女，岂非也是“计算之心以相待”？[5]

所以韩非说，千万别相信人。

韩非甚至还说：人主之患，在于信人。尤其是那些“万乘之主，千乘之君”，绝不可以相信自己的王后和太子，因为他们都是盼望你早点死掉的。

是这样吗？

是。道理很简单：男人“五十而好色未解”，女人“三十而美色衰矣”。所以王后过了三十，就会失宠。母后失宠，则太子难保。储君之位，很可能归于新宠。

显然，只有君王驾崩，母为太后，子为新君，才能高枕无忧。如果老天爷不长眼，就只好自己动手。王后和太子近在君侧，要做点手脚，是很便当的。

于是韩非感叹说——

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6]

好一个韩非！君臣、父子、兄弟、夫妻，这些儒家最为看重的人际关系，在他的眼里和笔下，都变成了赤裸裸、血淋淋的利害和算计，没有半点美丽和温馨。温情脉脉的面纱被无情地撕开了，露出来的，是尔虞我诈，是巧取豪夺，是刀光剑影，是你死我活。

这可真是直面惨淡的人生！

历史上，似乎没人这样直白地说出了人性的恶，还说得那么不动声色，那么理所当然，丝毫都不顾及听到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心理反应。

这是一种来自真实的冷峻。

真实是最有力量的。于是，在韩非这份沉甸甸的冷峻面前，孔子的厚道，墨子的执着，庄子的浪漫，都一下子失去了分量。事实上，在读过《韩非子》以后，你不觉得克己复礼有点迂腐吗？不觉得兼爱天下有点矫情吗？不觉得自在逍遥有点轻飘飘吗？

也许，只有老子那句话还有点意思：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7]

刍狗的哲学，该是什么？

人性的善恶，何以知之？

孟子：人性向善

人性问题，是告子提出来的。[8]

告子的态度很明朗，观点也很鲜明：一、人性是存在的，也是天生的，它就是人的天性；二、人的天性就是饮食男女，即自然属性，叫“食、色，性也”；三、作为自然属性或人的天性，人性无善恶。[9]

对此，孟子不能同意。

于是，辩论在告子和孟子之间展开。

告子说：天生的就叫作性。

孟子反问：天生就叫性，好比白就叫白，是吗？

告子说：正是。

孟子又问：因此，白羽的白就是白雪的白，白雪的白就是白玉的白，是吗？

告子又说：正是。

孟子再问：那么，狗性就是牛性，牛性就是人性吗？

告子怎么回答？

不知道。

从《墨子》开始，诸子讲述的辩论案，都是以对方无话可说告终。像《论语》那样如实记录的，罕见。

不过，孟子的意思却很清楚。

第一，不要抽象地谈性质。抽象地谈，羽毛、雪花和玉石，没有区别，都是白的。由此及彼，则白羽、白雪、白玉，跟白马、白羊、白狗，也没什么区别，也都是白的。那么请问，这样的性质，有意义吗？

第二，也不要谈什么“人的天性”。论天性，人与动物根本就没有区别。比如吃东西和生孩子，动物也会，也想，也能做，还不差。如果把这看作“人性”，岂非“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

所以，要么别谈人之性，要谈就谈社会性。

那么，人的社会性，有善恶吗？

孟子认为有，告子认为没有。

告子说，天生的人性就像水，东边开了口子就往东流，西边开了口子就往西流，哪有什么善恶之分？

听起来，这很有道理。

于是孟子接过了话头。

孟子说，没错，水的流动，确实无所谓是向东还是向西。但，难道也不分上下？要分的吧！水尚且要分上下，人难道就不分善恶？也要分吧！

怎么分？

水性向下，人性向善。

这同样听起来很有道理。的确，所有的水，都是往低处流的。因此，所有的人，也就都要往高处走。水，有往高处流的吗？没有。那么，人也没有不向善的。

呵呵，有问题吗？

有。

先请问：照此说来，人性本善吗？

不，向善。正如水性，就并不是“本下”，而是“向下”。人性亦然。水的特性，是趋向于低处；人的特性，是趋向于善良。这就叫“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

人性向善，才是孟子的观点。本善不是。

那么，所有人都向善吗？

是。这就叫“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有人作恶？

环境和条件使然。这就好比水，如果把它堵起来，也会上山。但，你能说这就是水的本性吗？

当然不能，只能叫“其势则然也”。

同样，人性向善，只是一种可能性，并不等于一定就善。你创造和提供善的环境和条件，他就善。反之，则可能恶。也就是说，性善，只是“可以为善”。

这就要问：为什么可以为善？

因为人性当中，原本就存在着善的可能性，这就是同情心、羞耻心、恭敬心和是非心。这四样东西，是每个人都有的。孟子说——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孟子认为，这就是共同人性。由此产生的，是共同价值，即仁义礼智。其中，恻隐之心就是仁，羞恶之心就是义，恭敬之心就是礼，是非之心就是智。

所以，仁义礼智，并不是外部世界强加的，而是每个人都固有的，只不过大家没怎么注意而已。其实，只要认真想想，努力追求，则“人皆可以为尧舜”。[10]

相反，舍弃向善可能性的，就成为恶人，这就叫“求则得之，舍则失之”。[11]

这就是世人有善有恶的原因。

仁义道德的人性依据，也就在这里。

这当然是对儒学的重大贡献，也是对中华文明的重大贡献，因为把核心价值观提出来了。

现在，还有问题吗？

有。

我们要问：按照孟子的说法，人类不是没有什么天性吗？人的社会性，不是并非天生吗？那么，他为什么无须教育，就会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这些人性中向善的可能性，怎么就“我固有之”而“非由外铄”？

这，岂非漏洞？

当然是。如果不堵住，儒家还是站不住脚。

那么，谁来填补漏洞？

荀子。

荀子：善能胜恶

荀子的主张，是把人性分成两半。

哪两半？

一半叫性，一半叫伪。

什么叫性？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12]

什么叫伪？可学而能，可事而成，谓之伪。[13]

也就是说，天生如此的就叫性，事在人为的就叫伪。

很清楚，性，就是人的自然属性；伪，就是人的社会属性。性和伪加起来，才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人性。这在荀子那里，就叫“性伪之分”。

这样区分，有什么意义？

解决善恶问题。

怎样解决？

恶来自性，善来自伪；性是恶的，伪是善的。

性则恶，伪则善，这确实高明。

于是我们终于知道，儒家主张的仁义道德，包括孟子主张的向善之心，是从哪里来的了。按照荀子的说法，是教育出来，熏陶出来，改造出来的。所以，善，是社会性。教育、熏陶、改造之前的性，是恶的。

这就是荀子的“性恶论”。

也就是说，荀子主张性恶，不是说人性恶，更不是说人性本恶，而是说人的自然属性恶。至于社会属性，则仍是善，也必须是善，只能是善。

所以，孟子的人性论，是“人性向善”，不是“人性本善”。荀子的人性论，也是“人性有恶”，而不是“人性本恶”。本恶，是韩非的主张，不是荀子的。

本恶与有恶，有什么区别？

不把人性看作本恶，就还有希望。因为人性之中除了性，还有伪。性战胜了伪，就是恶人；伪战胜了性，就是好人。一个人是善是恶，就看你选择的是性，还是伪。

那么，伪能战胜性吗？

能。因为性属于自然，伪属于人类。人定胜天，就包括战胜恶的天性和天性的恶。

这，就叫“化性而起伪”。

化性起伪，是什么意思？

化，就是改造。起，就是兴起。化性，就是改造天性（自然属性）。起伪，就是兴起善心（社会属性）。换句话说，就是以人的社会性去改造人的动物性和自然性。这跟荀子的世界观是完全一致的，他的天论和人论也高度统一。

荀子的乐观，并非没有道理。

所以，荀子主张人类自为，君子自强。他也得出了与孟子异曲同工的结论，叫“涂之人可以为禹”。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普通人，只要“化性而起伪”，就能成为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这跟孟子，岂非殊途同归？

事实上，孟子和荀子都同意人性是道德的基础，都认为人的社会性是善，也都承认人类社会有善和恶两种可能。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孟子更看重善的倾向，并把它看作水，主张积极引导；荀子更注意恶的可能，并把它看作火，主张严加防范。结果是什么呢？是孟子侧重讲仁义，荀子侧重讲礼乐，他们从不同的方向继承了孔子。

然而分歧也正在于此。

按照孟子的观点和逻辑，一个人的内心世界，虽然没有天生的善，却是趋向于善的，只要引导和养护就好。因此，思想教育是管用的，以德治国也是可行的。

所以，孟子往往被看作儒家正宗。

他不厌其烦地讲爱心，讲仁政，讲王道，办国王培训班，希望通过正君王而正天下，原因也在这里。

荀子却不认为事情有这么简单。在他那里，人性中的恶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这就不能靠引导，只能靠防范，靠改造，靠镇压，简直就是一场战斗。

这是只有圣人才能完成的任务。

荀子就是这么说的。他告诉我们，圣人知道人的天性是恶的，这才设立君权来进行统治，明确礼义来进行教化，制定法度来进行治理，加重刑罚来禁止犯罪，以求普天之下都“出于治，合于善”。君权、礼义、法度、刑罚，就是化性起伪的手段，天下大治的途径。

在这里，我们分明看见了法家的影子，专制集权的主张更是呼之欲出。因此，先秦最后一位儒学大师的学生竟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也不意外。

众所周知，这位学生就是韩非。

韩非：人性本恶

韩非只不过比荀子多走了一步。

前面说过，孔子是不谈人性的。也许他知道，那里面有一个深不可测的陷阱。孟子被动谈人性，却有保留地说善不说恶，结果留下一个漏洞。荀子为了填补漏洞，不得不把人性一分为二，分成了先天的性和后天的伪，前者恶，后者善。这一步非常关键。因为无论荀子如何坚守最后的防线和底线，都在实际上承认了人性中有恶。

这是一个临界点。

此时，只要有人再走一步，就会质变。

结果，韩非还真的这样做了。而且，他只是讲了几个故事，儒家伦理就全线崩溃，满盘皆输。

那就来看韩非的故事。

韩非说，军事家吴起，据说是爱兵如子的。他作为魏国将军攻打中山国时，有一个士兵身上长了毒疮。吴起就跪下来，亲自为这个士兵吮吸毒疮的脓血。

士兵的母亲见了，在一旁哭天抢地。

有人问：将军爱兵如此，你为什么还要哭呢？

母亲说：当年吴将军就是这样对待我丈夫的，结果他战死了。我的儿子，恐怕也得战死吧？

讲完这故事，韩非没有发表评论。但他在同一篇文章讲了另一段话。韩非说，雇工给地主种地，地主又是送饭又是给钱，是因为爱雇工吗？不是，是希望雇工能够多卖力气。雇工全力以赴，精心耕耘，挥汗如雨，是因为爱地主吗？也不是，是为了多吃好饭，多拿工钱。[14]

由此可以推论，吴起为士兵吮吸毒疮的脓血，也不是爱士兵，而是要让他去当炮灰。是啊，想想看吧！晋人王良号称爱马，越王勾践号称爱民。结果怎么样呢？马和人都被他们送上了战场。[15]

于是韩非接着说：开马车铺的都希望人富贵，开棺材铺的都希望人早死。难道因为前者仁慈后者残忍吗？当然不是。真实原因是：没人富贵，马车就卖不掉；没人死亡，棺材就卖不出。马车铺老板也好，棺材铺老板也好，都不过是为自己打算，没什么仁义不仁义，道德不道德。

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实际上，人性是善还是恶，不用讲那么多道理，看人际关系就行。如果人与人之间相爱或互义，那么，人性就是本善的，或向善的，或有善的。反之则不是。

那么请问，在韩非讲的这些故事中，人与人的关系是爱，是义，还是利？

利。

韩非说，人，不管是愚蠢的，还是聪明的，在进行选择的时候都会有所取舍。取舍的标准也只有四个字：趋利避害。这是人之常情。故，“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人们的追求，说到底无非名利二字。大家都说鲁国的阳虎犯上作乱不对。但只要利益足够大，请问普天之下的大小臣僚，又有谁不是阳虎？[16]

人性，岂非本恶？

所以，没有人不谋利，也没有人不算计。

比如伯乐，是备受推崇的。他教人相马时，如果讨厌那学生，就教他相千里马；如果喜欢那学生，就教他相普通马。你以为伯乐高风亮节呀？错！实际情况是，千里马百年不遇，好处来得慢；普通马天天都卖，佣金来得快。伯乐这样教学生，难道没有算计过？[17]

君臣关系，也如此。

韩非说，君与臣，原本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他们能够合作，是因为君主需要臣子的智力，臣子贪图君主的封赏，这才苟且在一起。但无论是君还是臣，都得记住：有害于自己而有利于国家的事，臣不会做；有害于国家而有利于臣下的事，君也不会做。君臣关系，只有各自算好自己的账，才能建立，也才能巩固。[18]

因此韩非说——

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19]

这真是惊世骇俗，却也振聋发聩。

没错，韩非是把话说得太绝，因此难免片面。实际上社会并没他说的那么黑暗，人心也没他说的那么险恶。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也不是一个好人都没有。然而他的观点，却未尝没有一种片面的深刻。

那么，韩非的深刻之处在哪里？

——人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制度。

表面上看，这并无新奇之处。事实上儒墨两家同样重视制度。儒家尊礼，墨子尚同，就是制度。但儒墨两家的制度，是以仁爱或兼爱为前提的。所以，他们更看重道德。他们的制度，也只有正人君子才能实行。

韩非却完全不同。

在韩非看来，既然人性本恶，那么，你就不能指望他变善，更不能指望他行善。唯一能做的，是用制度来防范人们作恶。韩非说——

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20]

意思很清楚：自觉自律的真君子，一国之内找不到十个。着眼于没人胆敢犯法，则天下从此太平。所以，思想教育是没用的，以德治国也是不行的，管用的是两面三刀和严刑峻法。两面，就是赏和罚；三刀，就是势、术、法。所有这些加起来，就是韩非的所谓“法治”。

这当然是颠覆性的。因为华夏文明的正宗和传统，正如《奠基者》所说，是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以礼立序，以乐致和，却未闻“以法治国”也。[21]

于是，要德治还是要法治，就成了最后的争鸣。

德治还是法治

争论从孔子的时代就开始了。

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晋国继郑国的子产之后铸刑鼎，把刑法的条款向国民公开。这无疑是法家思想和实践的先声。因为法家的主张，就是“法莫如显”，而且就是要“使民知之”。事实上，公开才公正，公正才公平，这是法治的基本原则。[22]

然而孔夫子反对。

反对的原因是要维护礼治，维护礼治就不能公布刑法的条款。因为礼治的核心是尊尊，也叫尊贵。其中第一个字是动词，也是谓语，即尊崇。第二个字是名词，也是宾语，即尊者。刑法的条款由尊者或贵族掌握，刑罚的裁量权由他们把持，就是尊贵的体现之一。

所以孔子说：民在鼎矣，何以尊贵？[23]

在，读如察，意思也是察。也就是说，民众都能看见鼎上的律条，知道什么合法什么犯法，也知道犯法之后受什么惩罚，怎样才能进行规避，凭什么还要尊崇贵人？

他们只会尊崇刑鼎。

如此说来，孔子是要维护贵族特权？

不，更是为了维护德治。

德治就是以德治国，正如法治就是以法治国。德治的手段是礼，法治的手段是刑。当然，这里说的法治，是古代意义上的，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古代的法治，其实是刑治。因此韩非他们的“以法治国”，也应该叫“刑律治国”。弄清楚了这一点，才看得懂孔子。

那么，孔子为什么要反对法治和刑治？

因为治标不治本。孔子说——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4]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用政令来引导，刑罚来规范，人民不敢犯罪，但没有羞耻心。用道德来引导，礼仪来规范，人民不但知羞耻，而且能自律。[25]

这就是孔子坚持德治和礼治的原因。

显然，孔子是有道理的。不想作恶和不敢作恶，也肯定是前者更好，韩非为什么还要反对？

因为在他看来，孔子的理想根本就实现不了。韩非看得很清楚，人们之所以干坏事，并非有此嗜好，而是利害使然。利之所至，趋之若鹜；害之所加，避之不及。如果利害关系不大，或许还能讲点道德。一旦诱惑无法抵御，或者危害难以承受，恐怕就什么都顾不上了。

所以韩非认为，君主治国，必须也只能左右开弓，两面三刀。左右和两面，就是赏与罚。只有赏与罚，才能对付利与害。什么礼治，什么德治，都是靠不住的。

问题是，刑治和法治就管用吗？

那要看你文章是否做足，工作是否到位。韩非的主张非常明确：赏，就要慷慨大方，说话算数，让人有利可图，这就叫“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就要心狠手辣，从重从快，让他们魂飞魄散，这就叫“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更重要的，是执法要统一，立法要持久，法令更是要公开，这就叫“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26]

高官厚禄，严刑峻法，说一不二并且令行禁止，这就是韩非的“法治三原则”。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高压之下必有良民，则是他的基本观念。

这样的所谓“法治”，难道是我们要的？

法家颇受诟病，也不奇怪。

实际上法家的问题不在执法，而在立法。立法的问题也不在具体条款，而在立法精神。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为什么要有法律，要行法治？法家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巩固君主的统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甚至不惜文化专制和思想专制。韩非说——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27]

这实在说得很露骨。实际上，无书简之文，就是不要一切文献典籍；无先王之语，就是不要一切思想遗产。这不就是焚书坑儒的舆论准备吗？

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成长的国民，大约也只能是“以斩首为勇”的杀人机器。他们在韩非那里，被恰如其分地称为“王资”——君王称霸的资本。

王资们遵守的，当然也只能是王法。

现在我们陷入了两难。是啊，韩非的法，固然是帝王之法；孔子的德，又何尝不是君主之德？他之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就是说给齐景公听的吗？[28]

一个王法，一个王道，半斤八两吧？

看来，必须跳出儒法之争。

实际上，斩断争论并不难。治国，到底应该以德还是以法？当然是以法。德，并不具有可操作性。所谓“以德治国”，其实是“以礼治国”，或“伦理治国”。德治与法治之争，则其实是礼治与刑治之辩。

那就用不着再讨论了。

以礼治国，早已是明日黄花，并不可能“似曾相识燕归来”。至于德与法的关系，也不难摆平——以法治国，以德育人，也许就是合适的选择。

真正需要思考的，恐怕是这样一些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有法？我们为什么要有德？我们要什么样的法？我们要什么样的德？这不能不想。因为无德之德，必是伪善；非法之法，必为恶法。这样的亏，我们吃得还少吗？

吃一亏长一智。那就认真想想吧！想一想：人性该怎样看待？制度该怎样建设？民族之魂该如何铸就？未来的路又通向何方？

但，这已非先秦诸子所能回答。

没有结论的争鸣

从孔子到韩非，先秦诸子的竞相争鸣，奏响了我们民族思想文化史上的华彩乐章，也留下了一大堆至今仍然让人困惑不解和争论不休的问题。

但议题虽多，总的来说却只有两个。

哪两个？

一是如何治国，二是如何做人。

做人的哲学即生存之道。生存之道的争论，源于两个方面的不同，一是人性论，二是方法论。道家是从来不谈人性的，因为用不着。在他们看来，人性就是人的天性，否则怎么能叫性（本质）？墨子、孟子和荀子则认为，人性就在人与动物的区别，否则怎么能叫人性？

那么，人与动物的区别何在？

墨子认为在劳动，孟子和荀子认为在伦理道德。墨子说，不劳动，人就不能生存；孟子和荀子则说，无礼义，人就禽兽不如。荀子甚至说，人之为人，难道仅仅就在“二足而无毛”？在父子之亲和男女之别呀！[29]

所以墨子贵义，荀子尊礼。墨子主张自食其力，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机会均等。[30]荀子主则张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轻重有别，贫富有称（合理性）。[31]其价值观，墨子的是公平与正义，荀子的是秩序与文明。

至于孟子的主张，则是仁民爱物，向善疾恶，尊贤敬长，明辨是非。这些主张，分论则仁义礼智，合论则统称为义。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这是孔孟的区别。他们共同的价值观，则是仁爱与道义。

只有韩非，认为人性本恶。

这就牵涉到方法论。

韩非的方法论是“斗争哲学”。他的名言，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也就是说，矛盾对立的双方势不两立，你死我活，非黑即白。因此，人性中既然有恶，那就不可能再有善。也因此，德治和礼治都不管用，只能威胁利诱，严刑峻法，两面三刀。[32]

孔子的方法论是“中庸之道”。中就是不走极端，庸就是不唱高调。不走极端，就既不能讲人性恶，也不能讲人性善，不提最好。不唱高调，则不能当真主张回到尧舜或商周。如有可能，吾其为东周乎！[33]

老子的方法论是“正言若反”。他也有句名言，叫“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也就是说，矛盾对立的双方，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34]

按照这个逻辑，则善就是恶，恶就是善；善能变成恶，恶也能变成善。所以老子不谈人性的善恶。

但，老子不谈人性，却谈治国。这也是诸家的共同话题，区别仅仅在于：道家自治，墨家人治，儒家德治，法家法治。结果，韩非与老子惺惺相惜，因为都讲无为；墨家与法家殊途同归，因为都讲君权。反倒是既没讲过自由又没讲过平等的孟子，主张民权。

历史要开玩笑，真是谁都挡不住。

道路的选择却很清楚。大体上说，道家讲天道，墨家讲帝道，儒家讲王道，法家讲霸道。讲天道，就是要回到太古；讲帝道，就是要回到尧舜；讲王道，就是要回到商周。这些都是倒退。只有讲霸道，才能走向秦汉。

于是法家胜出。

然而法家的独占鳌头只是昙花一现。汉初贵黄老，武帝尊儒学。此后历朝历代的治术，其实都是兼取儒法，杂用王霸。学界和士林，则儒道互补，三教合流。

也就是说，在意识形态领域，儒法两家共同成为“执政党”，只不过一个台前一个幕后，一个红脸一个白脸。道家成为“在野党”，某些时候也参政议政，但多半与佛家思想轮流坐庄。只有墨家成了“地下党”，在社会底层暗地里流行，由梁山好汉和江湖帮会部分地实现其主张。

那么，百家争鸣就这样画上句号了吗？

没有。

的确，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同样，武器的批判也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比如治国的争论，虽然由秦皇汉武用他们的刀剑和权杖斩断，问题却并未真正解决。否则，怎么会有后来的辛亥革命？

这样看，三百年的争鸣，又其实没有结论。

没有结论也很正常。实际上，诸如人性是善是恶之类的问题，可能永远都不会有结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需要全人类来共同思考。问题是，在诸子的时代，我们有深入思考的空间，实现价值的可能吗？好像看不出。

比如自由和平等。

平等，是墨子和韩非都主张的。平等再加自由，则是庄子的价值观。逍遥游就是自由，齐物论就是平等。这当然非常了不起。可惜庄子的平等，是无法实现的；他对自由的理解，则有问题。事实上，自由从来就不是天赋，也从来就不属于自然界。以天然为平等，以率性为自由，最后只能是没有自由，没有平等。

墨子和韩非更糟糕，从平等走向了专制。

这就得问问为什么了。

其实回顾一下诸子的争鸣，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质疑和争辩，都没有超出世俗生活的范围，这就跟同为轴心时代的其他民族思想家颇为不同。面对苦难，犹太先知和释迦牟

百家大事略表

公元前551年 孔子生于鲁

约公元前518年 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

公元前497年 孔子去鲁适卫，开始周游列国

公元前484年 孔子返鲁

公元前479年 孔子卒

约公元前372年 孟子生于邹

约公元前369年 庄子生于宋

约公元前320年 孟子见梁惠王

约公元前313年 荀子生于赵

约公元前289年 孟子卒

约公元前280年 韩非生于韩

约公元前238年 荀子卒

公元前233年 韩非因罪死于秦

尼超越了尘世；面对自然，古希腊哲学家走向了思辨。他们都在追问人的终极存在，追问世界的起源和本原。这是先秦诸子不关心的。即便老子的道，也不是古希腊的“物理学之后”，而是中国的“伦理学之后”。

显然，我们的文明即便在她思想最活跃的时代，也缺失了宗教和科学这两个向度。也许，这就是原因所在，或原因之一。如果是，更深层的原因又是什么？

这就关系到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只能从长计议慢慢道来。此刻能做的，是先来看看秦皇汉武们如何缔造出中华史上的“第一帝国”。

本卷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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