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去见秦孝公，

据说带了三套方案。

帝道，王道，霸道。

世道变了

三家灭知，战国开始。

战国常常被看作春秋的延续，或与春秋同一时代，叫春秋战国。这其实是极大的误解。实际上，春秋与战国是两个时代，中间也隔了好几十年。只不过由于史料的匮乏，我们对这几十年的情况知之甚少。但可以肯定，战国与春秋的差别不会小于男人和女人，尽管男女都是人。

比如战争。

战争是春秋和战国都有的，然而性质和方式却截然不同。春秋的战争更像是竞技体育，讲究外交礼仪和游戏规则，包括不斩来使、不鼓不成列、不重伤、不逐北、不擒二毛等等。诸侯们宣战的目的，则主要是炫耀武力，吓唬对方，拉帮结派，争当霸主。最卑鄙的动机，也不过掠夺财富和扩张势力。这样的事情当然也不少。春秋早期，中华大地上的邦国据说有上百，到晚期只剩下二十几个，便是证明。

春秋战争中最卑鄙的勾当，是楚文王干的。事情发生在鲁庄公十年到十五年间，牵涉到的邦国有陈（今河南淮阳县）、蔡（今河南上蔡县）、息（今河南息县）。当时，陈国一位公主嫁到息国，路过蔡。碰巧蔡哀侯的夫人也是陈国公主，自然要尽地主之谊。可是这位陈国公主或者说息国夫人实在是太漂亮了。蔡哀侯一见，便完全不能控制自己，言行举止颇为轻佻。息侯闻讯大怒，一状告到楚文王那里。楚文王受理了此案，当真去讨伐蔡国，还俘虏了蔡哀侯。蔡侯为了报复，则怂恿楚文王去抢息夫人。楚文王听了蔡侯的描述，居然当真灭了息国，把息夫人据为己有。

这可真是蛮夷的行径。

成为楚文王女人的息夫人，后来被称作文夫人。她为楚文王生了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楚成王。然而许多年下来，这位美女从来不主动说话。楚文王问她为什么，息夫人答：我一个小女子，事奉了两位丈夫，还有什么话可说？楚文王无言以对。他出气的办法，是把蔡国又痛打了一顿。[1]

不过，抢地抢钱抢女人，往往是顺手牵羊。因此，也有把抢来的土地和人民还回去的，甚至还有用阅兵来替代实战的。比如召陵之战，就没有真打；楚庄王伐陈，陈国也没有被灭。当然，庄王原本已经把陈变成了楚国的一个县。但被大臣一劝，又还给了陈人。他甚至没将夏姬收入宫中，尽管夏姬之性感未必亚于息夫人。[2]

这时的楚国，已经变成华夏了。

士和大夫参战的目的，在春秋主要为荣誉，包括邦国和个人的荣誉。因此在整部《左传》中，可杀不可辱的史不绝书，贪生怕死临阵脱逃的却一个没有。当然，春秋晚期也出了两个胆小鬼，一个是赵武的孙子赵罗，一个是卫国的太子蒯聩（读如愧）。当时，赵鞅发兵拦截给范氏和中行氏送粮的郑军，他俩和鲁国的阳虎都参战。赵罗单独一辆战车，蒯聩则担任赵鞅的车右。阳虎英勇奋战，那两个却吓得半死，蒯聩甚至吓得自己跳下车来。赵罗的驾驶员没有办法，只好用绳子把他绑在车上。蒯聩则被赵鞅的驾驶员拽上车去，还被斥为像个女人。

然而蒯聩重新上车后，表现却非常出色。他不但救了受伤的赵鞅，还接替赵鞅指挥战斗，缴获军粮一千车。所以战后论功行赏，蒯聩便自称是车右中功劳最大的。赵鞅的驾驶员则说，骖马的肚带快断了，我还能控制战车，我是驾驶员中功劳最大的。为了证明这一点，这位驾驶员往空车里面装了些小木材，骖马的肚带立即就断了。[3]

这就是春秋的战争。

的确，战争在春秋是荣耀的事，也是体面的事，还是君子的事，因此流血而不嗜血，有血性而无血腥。即便是城濮这样的大战，时间也只有一天。一旦决出胜负，就各自收兵，绝不赶尽杀绝。像越王勾践那样把吴都一围三年，已是蛮夷作风和战国做派，为正人君子所不耻。

然而在战国，一场战争打几个月，是很正常的。杀人上万，也稀松平常。比如秦国，从献公到嬴政，大规模歼敌的战争十五次，敌方死亡总人数一百零二万八千。其中最惨绝人寰的，是秦将白起在伊阙之战斩敌首级二十四万，在长平之战活埋降卒四十万。[4]

至于屠城这样的野蛮行径，当然也是战国的发明。[5]

世道变了。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

天子没了

为新时代加盖公章的，是周威烈王。

公元前403年，威烈王签署命令，册封晋国大夫赵籍、魏斯、韩虔为诸侯。原来的晋君也保留了名位，但仅有绛和曲沃。其他地盘，尽入赵、魏、韩。[6]

春秋时期的头号霸权大国，就这样没了。

三个新的国家，则在分裂中诞生。

没人知道周威烈王当时怎么想。也许，在这样一个礼坏乐崩的末世，天子还能行使封邦建国的权力，是应该窃喜的。但他同时也应该清楚，这一回的封建跟当初之封齐封鲁，后来之封郑封秦完全两样。那时，是天子想封谁，就封谁。现在，却是让你封，就得封。一样吗？

其实，不但赵、魏、韩是崭新的，整个天下都今非昔比。我们知道，世界上的国家有两种。一种是一个城市加周边农村，叫“城市国家”；另一种则是中心城市（国都）加许多城市再加广阔农村，叫“领土国家”。西周的邦国主要是城市国家，春秋则两种国家并存。那些霸权国都是领土国家，许多被吞并的小国则是城市国家。[7]

这样的小国，战国时还有吗？

没有。战国七雄都是领土国家。当他们成为新时代的主人时，不要说那些小小的城市国家，就连许多中等规模的领土国家，也都被兼并或变相兼并。郑，不就被韩国灭了吗？卫，不是变成了附庸小国吗？

更重要的，是主权。

西周的邦国是没有独立主权的，礼乐征伐在理论上都必须自天子出。春秋的邦国则有“半独立主权”，诸侯可以自由地征税、扩军、宣战、媾和、结盟，甚至吞并小国，侵略天子，压迫中央，根本不把王室放在眼里。同样，那些强大强悍的氏室，比如鲁的三桓和晋的六卿，也公然无视公室的存在，自说自话地征税、扩军、宣战、媾和、结盟，吞并其他氏族。这哪里还是家？明明是国。

鲁、晋、齐的国君，岂非形同虚设？

这时的天子，也徒有其名。

当然，名分还是重要的。就算夫妻离婚，房产过户，也得办手续。所以三家分晋，田陈代齐，还需要周王认可。这位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就相当于民政部门和房管部门。只可惜，这与其说是法理如此，不如说是习惯使然。

习惯是可以改变的，而且改变起来也并不那么麻烦。最简单的办法，是把自己变成王。这事楚人在西周时就试运行过，到东周则正式称王。以后，又有吴和越。当然，他们都是南方蛮夷，并不算数。

进入战国后，北方诸国也纷纷见贤思齐，相继称王。就连奄奄一息的宋也不甘寂寞，秦和齐甚至还曾称帝（但很快恢复为王）。总之，大约在战国过了三分之一的时候，所有的公国都变成了王国。[8]

公国变王国，意义重大。

意义不在等级和面子。名号体现的是国家性质。从夏到秦，名号在不断变更，性质也在不断变革。大体上说，是夏方国，商伯国，西周侯国，春秋公国，战国王国，秦汉帝国。方国就是部落国家，伯国则是部落国家联盟成员国。这时，国家形态还不成熟，无所谓主权。西周建立特殊的国家联盟，成员国即侯国。但诸侯国系周王所封，所以又叫封国或邦国。侯国是没有独立主权的。变成公国，就有了半独立主权；变成王国，则有完全的独立主权。

没错，独立王国。

一个由独立王国组成的天下，是不需要什么共主的。日薄西山的周，后来也分裂为两个城市国家，分别叫东周国和西周国。他们的国君也不敢再称王，而是称君。这时，不但诸侯们都已成为国王，就连苏秦也死了。

这样看，当年威烈王册封三晋，周安王册封田和，其实是给自己签署了死刑判决书。这死刑判决，是给封建制度的，也是给邦国时代的，更是给周天子的。

是的，天子没了。

但，天子又似乎是不能没有的。大家都是王，等于没有王。因此，国王们只能频繁地发动战争，最后打出一个天子来。

这个新的天子，就是秦始皇。

秦始皇建立的，是帝国。

帝国是一定要建立的，也是一定会建立的，却未必一定由秦来建立。比如楚和齐，便都有资格。所以秦兼天下，楚最不服；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不过在我们看来，最该后悔的却不是楚，更不是齐，而是魏。

这错不该犯

魏惠王最大的错误，是看走了眼。

的确，如果不是魏惠王小看了一个人，那么，在战国激烈的竞争中，最后胜出的就可能不是秦，而是魏。事实上魏在战国初期，原本是最有活力也最有希望的。正如亚历山大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魏的第一任国君魏文侯也拜在了孔子学生子夏的门下。辅佐他的，则有政治家李悝（读如亏）和军事家吴起，以及地方官西门豹。于是魏国的发展便蒸蒸日上。相反，这时的秦国还被视为戎狄，毫无起色。

这就像极了春秋。春秋，是郑国先崛起，然后让位于晋。战国，则是魏国先兴盛，然后让位于秦。战国的魏文侯，就是春秋的郑庄公。看来历史的选择并非先入为主，后来居上反倒极为可能。这实在是意味深长。

那么，秦又为什么能后发制人？

因为商鞅。[9]

至少，商鞅的作用很大。

商鞅是孟子和庄子的同时代人，但比他们俩稍微年长一点。因为后来受封于商，所以被称为商君或商鞅，其实本名叫公孙鞅，又叫卫鞅。顾名思义，可知他原本是卫国的公族。但可惜，他这个公孙是庶出，卫国又已沦为魏国的附庸。于是年轻时的商鞅、卫鞅或公孙鞅，便只能去做魏国宰相公叔痤（读如磋）的家臣。

这时的魏君，就是魏惠王。

魏惠王是很器重公叔痤的。因此公叔痤病重时，魏惠王就去探望，并询问后事。魏惠王说：先生如果有个三长两短，寡人和寡人的社稷可怎么办？

公叔痤推荐商鞅接替自己。

魏惠王听了，一言不发。

于是公叔痤就请魏惠王屏退左右，然后说：王上，如果不用公孙鞅，那就一定要把他杀了，别让他跑掉。

魏惠王说：诺。

惠王一走，公叔痤就把商鞅叫来，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了他。然后抱歉地说，我这是先公后私，先君后臣。趁现在还来得及，你就赶快跑路吧！

商鞅却淡然一笑说，大王既然不能听主公的话而用臣，哪里又会来杀臣？

不出商鞅所料，魏惠王果然没杀他。不但不杀，还对身边人说：公叔怕是又老又病糊涂了吧？居然要寡人用公孙鞅为相。这不是太搞笑了吗？

其实公叔痤一点都不可笑，反倒是魏惠王很快就悔之莫及。二十年后，魏国接连吃了两次败仗。第一次是败给齐国，结果是大将庞涓战死，太子申被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马陵之战，是军事家孙膑的杰作。

败给齐国的第二年，魏国又败给了秦。这一仗，则是商鞅的杰作。当时，魏军的统帅是公子卬（读如昂），与商鞅可能有点交情。于是商鞅就写信给公子卬说，你我在魏国，本是好朋友。现在成为敌人，实在是下不了手。不如我们私底下讲和，然后各自回国去安定国家。

公子卬很以为然，兴冲冲毫无防备地前来赴宴。他哪里知道，这一仗原本就是商鞅挑动起来的，屏风后面也早就埋伏了甲兵。商鞅一声令下，甲士蜂拥而出，秦军也乘势出击。结果，魏军大败，公子卬被俘。

实话实说，商鞅这招多少有点不太地道，他是把交情变成了武器。但，兵以诈立，岂能考虑许多？何况商鞅与魏国也早已恩断情绝，又哪有什么信誉可言？

然而一败再败对于魏国，后果却很严重。再也无力支撑的魏惠王，只好割地求和，并把国都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迁到了大梁（今河南开封市），所以后来他也被叫作梁惠王。直到这时，他才终于明白公叔痤并不糊涂，糊涂的是自己。魏惠王一声长叹说：寡人只恨当初没听公叔痤的！

说这话时，估计他连肠子都悔青了。

是的。这个错误，他不该犯。

商鞅是在公叔痤病故之后离开魏国的。走的时候，他没有依恋，也没有纠结。实际上从春秋晚期开始，士，即当时的知识阶层和白领阶层，便都是天下主义者。对于他们来说，天下比邦国重要得多。就连最有道德感如孔子，也不过是离开鲁国的时候走得慢点，离开别国的时候走得快些。

至于公孙鞅，就更不必有什么过意不去。是啊，魏惠王既然不肯用我，那我就跳槽。

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商鞅的留爷处，就是秦。

只能霸道

商鞅去见秦孝公，据说带了三套方案。

哪三套方案？

帝道，王道，霸道。

三套方案，分了三次来谈。先说帝道，孝公无动于衷；再说王道，孝公昏然欲睡；最后说霸道，孝公听得入神，膝盖移出了座席都没有感觉。

这完全不奇怪。因为这时的秦，情况相当不好。秦穆公称霸中原的梦想破灭后，霸权就一直在晋楚两国手中。东边的晋，南方的楚，把秦国挤压在狭小的戎狄地区，完全没有发展空间。而且，无论是华夏正宗晋，还是蛮夷之邦楚，都视秦人为夷狄，不邀请甚至不允许他们参加中国的盟会。[10]

如此待遇，实在让人憋屈。

秦孝公下令求贤，就是要改变现状，让秦国迅速崛起。

目的如此明确，帝道和王道便显然不合时宜。帝道即尧舜之道，王道即汤武之道。前者属于部落时代，后者属于邦国时代，都不适用于战国时代。秦孝公跟商鞅讨论兴国之路，话也说得很清楚：帝道和王道固然好，但当真实现起码也得几十上百年，寡人哪能等那么久？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得来点管用的东西。

管用的是霸道。

表面上看，霸道就是五霸之道。但在商鞅那里，却其实是强国之道，甚至是强国之术。术当然比不上道，可惜道不能当饭吃。何况兵强马壮，才能称王称霸；先成霸业，才能再成帝业。这道理，商鞅清楚，孝公明白。

于是重用商鞅，行霸道，变法度。

变法其实就是改制。改哪个？邦国制。邦国制的特点是分权。天子分权予诸侯，故封邦建国；诸侯分权予大夫，故封土立家。可见，分权、封建、邦国，是三位一体的。

然而权力一旦下放，就收不回来；下级一旦强势，上级就只好空城。结果是前有五霸，天子被架空；后有三桓，诸侯被架空。架空了诸侯的大夫如季孙氏，又被家臣架空。国君被架空，国必亡；家君被架空，家必灭。结果是，晋国分裂，齐国易主，鲁国衰落。教训啊！

痛定思痛，必须变分权为集权，改周制为秦制。

问题是怎么改？

釜底抽薪。

什么是釜？封建贵族。什么是薪？爵位世袭，采邑私有，无功受禄。春秋那些跋扈的贵族，无论鲁国的公族，晋国的卿族，三桓六卿，都如此。正因为有此特权，国君才拿他们没有办法，他们也才能拥兵自重，盘踞采邑，架空国君。显然，要想集权救国，必先干掉贵族。

当然，贵族不可能马上被消灭，商鞅只能先以新贵代旧贵。具体方案，则是不论血统论军功。新法颁布后，所有贵族都必须先从没有军功的宗室做起，然后按照军功的大小重新确定尊卑贵贱，爵位俸禄。没有军功的，取消名位，降为民户中的地主和富人。有军功的，爵位最高也不过封侯。而且，只要有军功，哪怕不是宗室，也能封侯，成为新贵。

新贵和旧贵，有什么不同？

旧贵是领主，新贵是地主。按照周制，大夫对自己的采邑（家）是有治权的，而且这治权诸侯还不能干预。采邑中的臣民，包括家臣和子民，在法理上和道德上都只忠于家君（大夫），不必也不能忠于国君（诸侯）。

然而按照商鞅设计的新制度（秦制），新贵（侯）对自己的封地却既无产权，又无治权，只有财权。也就是说，他们只收租税，不理民事。原先附属于领主的那些臣民，则重新编组，由地方官管理，变成直属国君的编户齐民。

这一改革的直接结果是领主没有了。领主没有了，领地自然也没有了。从此，秦国不再有采邑，只有郡县。全国设为三十一个县，置县令（县长）和县丞（副县长）治理。以后夺取他国之地，也不立封国和采邑。既没有领地，又没有领主，也就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贵族。

没有了贵族，就没有了需要世袭的爵位。因此，无论卿大夫，还是地方官，所有官员都由国君任命，按能力和绩效任职，不再按爵位世袭。有能力有才干的，即便不是秦国人，也可以进入领导层和决策层。相反，即便是秦国最有来头的家族，也得靠边站。

这就是商鞅的政治体制改革，它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废领主制，行地主制；废封建制，行郡县制；废世袭制，行任命制。这样一种根本性的变革，当然不可能由商鞅一人来完成，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然而在这里，我们却分明看到了未来帝国的影子。

商鞅变法的历史意义，正在于此。

变法的实际意义，则是中央集权。这是秦国改革的重中之重。事实上，原先隶属于领主的臣民直属中央，人民就是国君的。采邑变成郡县，土地就是国君的。从卿大夫到地方官都由中央任命，权力就是国君的。土地、人民和权力都集中到国君手里，岂非霸道？

不过商鞅又霸道得聪明，霸道得智慧，因为他的指挥棒是军功。军功与血统，有什么不同？血统与生俱来，军功全靠争取；血统有利于贵族，军功有利于国君；血统由家族遗传，军功由政府认定。以军功定爵禄，军民人等就积极上进奋勇杀敌，谁也不能再妄自尊大坐享其成。结果必然是：风气改变了，国力增强了，国君的地位提高了，贵族的权势没有了，岂非一举多得一箭双雕？

当然是。

从此血腥

以国君集权和富国强兵为锁定目标，商鞅全面展开了他的体制改革，包括经济改革和军事改革。使用的手段也很简单：恩威并施。比如，努力生产多交公粮的，免除徭役；偷奸耍滑投机倒把的，收为奴婢。又比如，有军功的，让他们显赫荣耀；没军功的，让他们没有面子。

总之，商鞅一手拿狼牙棒，一手拿军功章，带领秦国突出重围。新法实施十年后，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人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孝公也从雍（今陕西凤翔县）迁都咸阳（今陕西咸阳市），开始了“席卷天下，包举宇内”的准备。勃然雄起的秦让诸侯刮目相看，连周天子都送来了胙肉。

但，这很可疑。

可质疑的不是乡邑大治，而是大治的原因。事实上商鞅上台后颁布的一号法令，就是在基层组织推行保甲制和连坐法。商鞅规定，庶民按户编组，五家为保，十户相连，一人作奸犯科，通体连带责任：不告发者腰斩，藏匿者视同降敌，告发者则按斩敌首级领赏。呵呵，难怪秦国能做到“道不拾遗，山无盗贼”了，人人都是特务和警察嘛！

这样一种邻里之间相互监视相互告发的恐怖生活，也许只有在纳粹德国之类的地方可以体验。只不过没人知道，商鞅是否为他的元首组建了党卫队。

但可以肯定，商鞅不但使秦国变成了一座军营，也使秦国成为一座监狱。实际上他肃清盗贼，整顿治安，禁止斗殴，并不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而是要将社会上闲散的武力集中起来为其所用。他的所谓“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就是只为国君战斗，不为自己战斗；只杀外国人，不杀秦国人；只为高官厚禄杀人，不为蝇头小利杀人。显然，商鞅培养教育出来的，不过是些毫无爱心的杀人机器。如果靠这竟能实现天下大治，那才真是天大的笑话！[11]

杀人机器是不会把他人生命放在眼里的，商鞅本人就是如此。据说，商鞅有次一天之内就在渭水之滨处决囚犯七百余人，以至于“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畜怨积仇比于丘山”，简直就是惨绝人寰！[12]

商鞅，你这样杀人如麻，就不怕报应吗？

没人知道这条史料是否可靠，正如没人证明它无中生有，或夸大其词。但毋庸置疑，商鞅是一个铁血宰相。新法初行之时，秦国上下议论纷纷，到国都投诉的数以千计。起先商鞅还跟他们讲道理，后来就干脆以霸道行霸道。而且不管是说新法不好还是说好的，都统统称之为乱民，放逐到边邑。结果当然令商鞅满意。从此以后，再没人敢说三道四。

这绝不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

不错，变法是要有些铁腕。决策做出以后，斩断争论也很有必要。否则，七嘴八舌，议论纷纷，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改革就不能成功。但商鞅的情况不同于此。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围绕着专制、集权和独裁来设计和进行的，因此不能让人民有任何自由，包括言论自由。

实际上，商鞅不但不准议论他的法令，而且根本就不允许有任何议论。在他心里，人民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他们不过是君王实现霸业和帝业的工具和武器。或者说，男人平时是劳动工具，战时是杀人武器，女人则是生产这些工具和武器的机器。既然如此，那你议论什么？遵命执行就是！

这就是所谓商鞅变法。从此，秦国上有独裁君主，下有芸芸众生，中有官僚机构，到处都有军队、特务和警察，变成了一个中央集权和军事独裁的准帝国。

事实上，秦能在优胜劣汰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只能归结为他们有当时最管用的制度。或者说，他们把这个新制度建设得最彻底，也运用得最彻底。这种新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集中国内的资源和财富，最大限度地激发民众的生产潜力和战斗勇气，并保持令行禁止步调一致的集体性格，从而横行霸道，一统天下。

在这里，我们闻到了专制的血腥。

是的。伴随秦军挺进中原之步伐的，是血雨腥风；提供秦国后来居上之保证的，是严刑峻法。秦政之苛，秦法之严，秦制之专横，秦风之强悍，实乃公开之秘密，不争之事实。秦，是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大本营。

这个大本营的奠基者，是商鞅。

商鞅成功了。至少，他把秦从公国变成了王国，并为这王国变成帝国搭建了舞台，铺平了道路，做好了准备。商鞅死后十四年，秦惠称王；一百零四年后，嬴政称帝。

然而商鞅自己，却死于非命。

为谁改革

商鞅是被车裂的。

车裂即通常所谓五马分尸。行刑之法，是用绳子捆住受刑者的头和四肢，另一头系在马身上，然后同时鞭策五匹马，分裂人犯的身体。商鞅所受，就是这种酷刑，而且是当众执行，分明有杀一儆百的意思。[13]

商鞅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因为得罪了孝公的太子、后来的惠王。之前，商鞅为了推进新法，并维护法律尊严，惩罚了太子的两位师傅，公子贾脸上刺字，公子虔被割了鼻子。所以，孝公去世，太子即位，公子虔马上就一状告到了惠王那里，举报商鞅谋反。秦惠王原本就对商鞅恨之入骨，当然一告就准。于是下令通缉，全国搜捕，捉拿归案，处以极刑，同时灭族。

这是商鞅被害的直接原因。

根本原因呢？

儒家说是作法自毙。因为按照“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老规矩，商鞅原本可以免死，顶多赐他自尽，不至于死得这么惨。可惜，此人却偏偏不行王道行霸道，不行礼治行法治。那就请你以身试法。

是这样吗？

否。

没错，商鞅确实死于法治，也确实是作法自毙。比如举报别人，就是他鼓励的。好嘛！老百姓知情不报要腰斩，积极告发则视为奋勇杀敌，那么，有人听说你要谋反，该不该举报？呵呵，你不是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

或许有人会问：举报商鞅谋反，有证据吗？没有。他们的原话，叫“商君欲反”。什么叫“欲反”？想造反。哪里想？心里想。心里想，能证明吗？不能。需要证据吗？不要。因此，说白了就是莫须有，诬告。

或许又会有人问：诬告也能成立吗？能。因为商鞅在鼓励邻里之间相互告发的时候，就没说要有证据，更没规定诬告者要负法律责任。总之，奖励举报的政策是有的，制裁诬告的法律则是没有的。不难猜测，在商鞅的治下，被人诬告和屈打成招的，一定不会绝无仅有。

只不过，现在轮到他自己。

实际上商鞅被诬告后，也清楚自己浑身是嘴说不清，只好逃亡。但他跑到秦国边境，却住不进旅店。店老板说，商君有规定，所有的客人住店，都要出示路条、护照或者身份证。如果没有，就不能收留。如果违法收留，而客人碰巧又是罪犯或者犯罪嫌疑人，那么，这人将来判什么罪、受什么罚，旅店老板也判什么罪、受什么罚，这就叫“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简称“连坐”。店老板并不知道来人就是商鞅，商鞅自然也不敢出示什么证件，于是便长叹一声说：真没想到，我变法立法的弊病竟到了这个份上！[14]

走投无路的商鞅只好当真造反。他先是逃往魏国，却被魏人送回秦境；又逃往商邑，却被惠王派兵剿灭。作为反贼，他被秦军杀死在基地，又被拉回国当众车裂。

这一下，商鞅的叛国罪坐实了。

其实，商鞅原本还有另一条出路，那就是在开庭审判时为自己辩护。当然这很难。面对“欲反”的罪名，要想自证清白，几乎没有可能。

然而就连这最后一线希望，都不存在。因为秦国的法律里没有辩护权这一条。请大家想想，商鞅在渭水之滨处决囚犯七百余人时，这些人都经过了公开审判，由法庭核实了证据，请律师进行了辩护吗？没有。

显然，商鞅虽是作法自毙，酿成悲剧的根本原因却不是法治有问题，而是秦法有问题。什么问题？只有维护君王统治的手段，没有保护人民权利的条款。原因，则因为商鞅之法是王法，商鞅之道是霸道。王法，就不会有公民权利的意识；霸道，就不会有疑罪从无的思想。

因此，不要以为改革就好，还得看为谁改，改什么，怎么改。同样，也不要以为立法就好，还得看为谁立，立什么，怎么立。不弄清楚这些根本问题，仅仅只说铁面无私执法如山，是不行的，也是不够的。[15]

可惜这些都只能留待将来。

事实上，就连商鞅式的变法，也很快就不再能满足国王和枭雄们的需要。比起严刑峻法来，他们更感兴趣的是阴谋诡计，是损人利己和巧取豪夺。

于是，商鞅被杀五年后，张仪入秦，苏秦则担任了六国纵约长。以此为标志，士阶层的各色人等纷纷登场，兴风作浪，出将入相，搅得周天寒彻。

合纵连横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