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旷说：

老天爷是爱民如子的。

上天为人民立君，

难道是让他骑在民众头上作威作福？

老爹退下

鄢陵之战的战场上，有泥沼。

泥沼非常之大，挡在晋军营垒前，大家都小心翼翼绕开走。中军统帅栾书和副帅范燮，率领自己的亲兵一左一右护卫着国君。晋君车上，少毅是驾驶员，栾鍼是侍卫长，但战车还是陷进了泥沼。

身为中军统帅和晋国大臣，栾书当然不能袖手旁观。于是他下车走过来，准备扶国君转移到自己的车上。

栾鍼却大喝一声：栾书退下！

喝令栾书退下的栾鍼慷慨陈词：国家大事，你岂能一人独揽？再说了，侵犯别人的职权，这叫冒犯；放弃自己的职责，这叫怠慢；离开本职工作岗位，跑到别人那里，这叫捣乱。有这三条罪名，你还动吗？

于是栾书立即退下。

栾鍼则跳下车来，用力掀起战车，脱离险境。[1]

这事在鄢陵之战中，不过小插曲，却被史家隆重地记载下来，其实是有深意的。事实上，栾书不但是中军统帅，而且是栾鍼的父亲。下级呵斥上级，还劈头盖脸，岂非不忠？儿子呵斥父亲，还直呼其名，岂非不孝？

恰恰相反。

事实上栾鍼的做法，完全符合礼仪，也合乎道理。首先，这是在国君面前。君前无父子。无论什么人当着国君之面，都要直呼其名。这个规矩，一直延续到明清。其次，栾书如果把国君转移到自己车上，就无法再行使中军统帅的职权。这当然是失职和失责。第三，栾鍼的职务是车右。按照当时的制度，车右的任务原本就是保障安全和以备万一。栾鍼该做的事，栾书又岂能越俎代庖？那可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不折不扣的侵权或越权。[2]

由此可见，所谓“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有先后。公私不能两全，则先公后私。忠孝不能两全，则先忠后孝。在人君面前，人父必须退居二位。而且，为了让儿子尽忠，做父亲的往往要委屈自己，甚至牺牲生命。

比如狐突。

狐突是晋文公重耳的外祖父，在晋献公时曾担任太子申生的驾驶员。献公去世后，国君是惠公。惠公担任国君十四年，与宋襄公同在公元前637年去世，继位的是他的儿子，是为怀公。怀公很清楚，当时晋国的人心所向和众望所归，其实在公子重耳。重耳流亡国外，狐突的儿子狐毛和狐偃追随左右，实在是怀公的心腹之患。[3]

晋献公的子孙

长子 申生 母齐姜 —— 被骊姬所迫自杀

次子 重耳 母狐姬 外祖公狐突 晋文公 惠公死后夺怀公位

三子 夷吾 母狐姬妹 晋惠公 奚齐和卓子被杀后即位

四子 奚齐 母骊姬 —— 被里克所杀

五子 卓子 母骊姬妹 —— 被里克所杀

孙 圉 父夷吾 晋怀公 惠公死后即位，后逃亡被杀

于是怀公把狐突抓起来做人质。

怀公对狐突说：只要把儿子叫回来，寡人就免你不死。

狐突却拒绝拿原则做交换。他对怀公说，君臣关系，并不是可以随便建立的，因此也不能随意改变。成为他人之臣，首先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简策上，叫“策名”；其次要向人君敬献礼品，叫“委质”。这两件事，都表示以身相许，也表示一旦确立关系，就忠贞无贰，永不变心。

显然，春秋时期有两种关系：公私与君臣。职务对职务，是公与私；个人对个人，是君与臣。君臣关系高于公与私，也重于公与私。因为不能效忠主公，也就不能效忠国家。因此，必须先忠君后报国，哪怕那人君并非王侯，甚至流离失所。这就是狐突他们代表的主流观念。

于是狐突说：做儿子的能够担当重任，是因为做父亲的教以忠诚。臣这两个儿子，成为重耳之臣已经很久了。如果臣把他们叫回来，那就是教唆叛变。做父亲的教唆儿子叛变，又拿什么来效忠于君？若不杀臣，那是君上的英明，也是下臣的愿望。如果滥用刑罚以逞淫威，请问又有谁不是罪人？下臣听命就是。

怀公便杀了狐突。

可惜怀公此举只是成全了狐突，却并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第二年春，公子重耳在秦国军队护送下回国，是为晋文公。为此，诸侯们举行了盟会，主持人便正是狐突的儿子、重耳的舅舅狐偃。至于怀公，在重耳启程后不久就逃出国都，后来又被谋杀，只做了三四个月的国君。[4]

血案早已发生

怀公成为晋君，原本就是历史的误会。

晋怀公是惠公的儿子，献公的孙子。晋献公女人多，儿子也多。齐姜生申生，狐突的女儿狐姬生重耳，狐姬的妹妹生夷吾，骊姬生奚齐，骊姬的妹妹生卓子。这些女人当中最有心机的是骊姬。骊姬为了让自己的儿子能够接班，使尽了阴谋诡计。最后太子申生被逼自杀，重耳和夷吾先后出走流亡国外，奚齐被立为太子。骊姬，似乎可以得逞。

可惜人心不服。

这时的朝廷重臣，是荀息、里克和丕郑。里克原本是支持太子申生的。申生死后，又私底下支持重耳，表面上中立。丕郑，则跟里克一伙。献公和骊姬可以依托的，只有荀息。何况荀息非常有能力。向虞国借道攻打虢国，导致虞国唇亡齿寒最后被灭，就是荀息的手笔。[5]

于是晋献公托孤于荀息。

献公说：这个弱小的孤儿，就拜托给大夫您了。大夫您打算怎么样呢？

荀息伏地叩首说：下臣将忠贞不贰，竭尽全力，效犬马之劳，为股肱之臣。如果能够成功，那是君上在天之灵的赐福和保佑。不成，臣就去死。

这是庄严的宣誓，当然必须履约。事实上，晋献公死后顶多一个月，里克就发动了兵变，而且事先把情况通报了荀息。里克说：奚齐继位，不得人心。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和公子夷吾的旧部，愤怒已经到了沸点。天怒人怨，兵变一触即发，先生打算怎么办？[6]

荀息说：我去死！

里克说：恐怕没什么用吧？如果因为先生的死，那孩子就能安然无恙地继承君位，倒也罢了。如果先生自尽，那孩子照样被废，又何必去死？

荀息说：在下对先君有承诺，不可言而无信。一个人既要履行诺言，又想明哲保身，做得到吗？所以，虽然我之死无济于事，但我又能躲到哪里去呢？再说了，每个人都会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在这一点上，请问谁不如我？我自己既然忠贞不贰，那么，能拦住别人，不让别人效忠吗？

里克马上就听明白了，荀息只是要效忠，却未必效力，甚至也无力可效。所谓“我欲无贰，而能谓人已乎”，其实就是不阻拦里克的兵变。这个不阻拦，可以理解为无能为力，也可以理解为尊重里克的效忠。总之，荀息的态度，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各为其主，各尽其责，成败与否，听天由命。

有了荀息的态度，里克立即动手。这年十月，里克在居丧的茅屋里杀了奚齐，荀息也立即准备自杀。有人说：不如立奚齐的弟弟卓子为君，尽力辅佐，也算履行了诺言。于是荀息就立卓子为国君，并安葬了晋献公。然而到十一月，里克又在朝堂上杀了卓子。荀息无路可走，终于自杀。

奚齐和卓子先后被杀，有资格继承君位的，就只剩下重耳和夷吾两位公子。这时，周天子已经没有多少权威。谁当晋君，得由大国说了算。大国中有发言权的，是齐国和秦国。大国扶持的国君站不站得住脚，则要看朝中重臣的意见。大臣中有发言权的，是里克和丕郑。君位落入谁手，全看这两个大国、两位大臣。

于是夷吾派人向里克行贿，许以汾阳之邑；又派人向秦国行贿，许以河西之地。秦穆公问来人：夷吾在国内靠谁支持？来人说，公子没有支持者，也没有反对派，而且从小就性格内向。穆公听说，便觉得让这么个孤立无援的没用家伙做晋君，其实符合秦国的利益，便派兵护送夷吾回国。

这时的中原霸主是齐桓公。晋国的内乱发生后，桓公就联合诸侯派兵到了晋国。于是以齐国为首，秦国为次，诸侯一起立夷吾为君，是为晋惠公。里克原本是要立重耳的，但被重耳谢绝，也只好接受夷吾。[7]

天上掉馅饼，夷吾捡了个大便宜。

他的儿子怀公后来做了三四个月的国君，则算是小便宜，抑或是大不幸。

这是公元前651年的事。也就在这年，宋襄公即位。宋襄公和晋惠公，同年即位，同年去世，可谓难兄难弟。不同的是，宋襄公即位后，重用子鱼，宋国大治。他的错误，在外交而不在内政。晋惠公却是内政和外交都一塌糊涂。他儿子怀公后来死于非命，其实是他造的孽。

但怀公并不是第一位死难者。事实上从献公到文公，晋国的宫廷斗争持续不断，死人的事也经常发生，可谓血案迭起。最先冤死的是太子申生，其次是奚齐，第三是卓子，荀息是第四位。而且，荀息尸骨未寒，便轮到第五个人了。

这个人就是里克。

又起屠刀

里克是被晋惠公逼死的。

公元前651年，惠公靠着齐国和秦国的支持成为晋君。第二年，周天子派大员会同齐国大夫确认了他的国君身份。这个时候，晋惠公大约觉得地位已稳，便向里克举起了屠刀。

惠公杀里克，有多种原因。比方说，他曾许诺封里克以汾阳之邑，现在却想赖账。这是有可能的。事实上，他答应割让给秦国的河西之地，就赖掉了。又比方说，里克毕竟杀了奚齐和卓子，还变相地杀了荀息。有此重罪，不处理似乎没法交代。更重要的是，里克支持的是重耳。重耳虽然人在国外，但威望和声望都比惠公高。如果里克和重耳里应外合，惠公是抵挡不了的。

于是惠公找里克谈话。

惠公说：没有大夫您，也没有寡人的今天。不过，话虽如此，毕竟有两位国君和一位大夫死在了先生的手上。做先生的人君，岂不是太难了吗？

里克说：下臣不杀那三人，君上岂能回国即位？既然要加罪于臣，哪里还怕找不到说法，又何必弄得那么麻烦？臣已经听到君上的命令了！

说完，里克拔剑自杀。[8]

里克自杀后，丕郑本人以及里克和丕郑的死党，也被惠公手下诛杀。但血案并没有到此为止。下一个被杀的，是庆郑，只不过要到五年之后。

庆郑是晋国的大夫。他的被杀，是因为对惠公的所作所为实在看不下去。事实上，从逼死里克，到杀掉庆郑，前后五年间惠公的表现，确实像一个十足的混蛋。杀里克那年（前650），他的屁股刚刚坐稳，就派丕郑到秦国去赖账，而且话说得极其无耻。

据《史记·晋世家》，惠公的话是这么说的：夷吾曾许诺贵国以河西之地，现在照理说应该兑现，可是大臣们不同意。大臣们说，敝国的土地是先君的。夷吾不过流亡在外的公子，哪有权力擅自给人？寡人争不过他们，实在抱歉！

这简直就是无赖，但对秦国来说却是自作自受。实际上，当年秦穆公为晋国择君，是派人出去考察了的。考察的结果，是重耳更仁义。讨论的结果，却是选个差的。那考察团团长对穆公说：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意思是：如果要弘扬仁义，那就为他们选个德才兼备的；如果要称霸中原，那就为他们选个老实巴交的。秦穆公当然想称霸，就选了晋惠公这个“老实人”。

谁知道老实人未必老实。晋惠公虽懦弱无能，却也厚颜无耻。被忽悠了一把的秦国只好吃哑巴亏。

问题是事情还没完。

赖账之后三年，晋国发生饥荒，晋惠公又厚颜无耻地向秦国购买粮食。秦国君臣经过研究，决定立即进行人道主义救援。因为自然灾害，哪个国家都会有。救灾恤邻，乃是人间正道。秦穆公也说，他们的国君虽然可恶，但是人民又有什么罪过？于是秦国以德报怨，给晋国运送粮食的船队浩浩荡荡源源不断，史称“泛舟之役”。

然而第二年秦国发生饥荒，向晋国购买粮食，却居然遭到拒绝。晋国君臣讨论这事时，反对派的理由居然是：皮之不存，毛将安傅？也就是说，兑现承诺，割以河西之地，这是“皮”。卖些粮食给晋国，则不过是“毛”。皮都赖掉了，给几根毛有什么用？这点小恩小惠，不但不能消除秦国的怨恨，反倒只能加强他们的实力，不如破罐子破摔，得罪到底。

这种混账话，惠公很以为然。

庆郑却完全不能同意。他说：忘恩负义，无亲；幸灾乐祸，不仁；贪小便宜，不祥；得罪邻居，不义。这道理，普通老百姓都懂。谁要是这么做，即便是亲人都会结仇，何况秦国跟我们还有夙怨？

晋惠公不听。[9]

这一下，秦晋两国便结下了梁子，庆郑跟惠公也有了嫌隙。这梁子终于导致秦国和晋国开战，自以为是的惠公也做了俘虏。后来经过多方努力，晋惠公被秦国释放。而惠公回国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杀庆郑。

我不逃

庆郑坐在国都等死。

导致惠公一定要杀庆郑的，是秦晋两国的那场战争。

公元前645年，也就是晋国拒绝卖粮食的第二年，熬过了大饥荒的秦国迎来了大丰收。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粮草充足的秦军摩拳擦掌，要向晋国讨还公道。夏历九月，秦穆公御驾亲征，率兵伐晋。晋惠公也亲自上阵，迎战秦军。理直气壮的秦军斗志昂扬，乘胜前进，晋军则一败再败，三败而至韩（在今何处有争议）。

惠公问庆郑：敌军深入我境，怎么办？

憋了一肚子气的庆郑反唇相讥：这不是君上让他们深入的吗？能怎么办？

惠公气急败坏，大喝一声：放肆！

于是，刚愎自用的晋惠公拒绝接受占卜的结果，坚决不让庆郑担任他的车右；后来又不听庆郑劝阻，坚持让郑国出产的小驷马拉车。

如此固执己见死不改悔的结果，是十四日这天惠公的战车陷在烂泥里出不来。惠公这才急了，向庆郑呼号求救，庆郑却置之不理。不但不理，还气哼哼地说：刚愎自用，不听忠言，背信弃义，无视占卜，这是自求其败，何必要搭我的车？下臣这辆破车，恐怕不值得君上用来屈尊逃亡。

后面的细节就不甚了然。我们只知道，当时秦穆公的处境也很危险。晋军这边，已经有一辆战车迎上了穆公，眼看就要俘虏他。但按照《左传》的说法，是因为庆郑在晋惠公这里耽误了，所以穆公得以逃脱。按照《国语》的说法，则是庆郑要那辆战车来救晋惠公，这才放跑了秦穆公。

总之，秦穆公没事，晋惠公被俘。

人君不公，人臣不忠，惠公的被俘咎由自取。[10]

但后果，却很严重。

如果就事论事，则晋军的战败，惠公的被俘，庆郑都是有直接责任的。因此，后来晋惠公被释放，即将回国时，就有人建议庆郑逃走。

庆郑说：我不逃！

对此，庆郑的说法是这样的：照规矩，军队溃败，就该自杀；主将被俘，就该去死。我庆郑，既害得国君兵败被俘，又没能在兵败之后以身殉国，已经罪不容赦。如果居然还逃亡，让国君失去惩罚罪臣的机会，那就不像人臣了。明明是人臣，又不像人臣，如此“臣而不臣”，还能逃到哪里去？

于是等着惠公来抓他。

被释放回国的惠公走到城郊，听说庆郑没有逃亡，便立即下令将他捉拿归案。

惠公说：你这罪人，为何不逃？

庆郑说：为了成全君上。想当年，君上即位，如果履行诺言，以德报德，国势就不会下降。国势下降后，如果接受劝谏，采纳忠言，战争就不会爆发。战争爆发后，如果起用良将，用兵得当，也不至于战败。现在败都败了，能做的就只剩下诛杀罪人，以谢天下。这个时候，如果还把下臣我给放跑了，又怎么保得住封国呢？所以臣特地等在这里，以保证君上不会犯最后一个错误。

惠公一听，简直就要气疯了，连声喊道：快杀了他！快杀了他！现在就给我杀了他！

庆郑却很平和。

心平气和的庆郑微微一笑：据理直言是为臣的正道，依法直刑是为君的圣明。总之，君臣都讲一个“直”字，国家才有利。所以，就算君上不动手，下臣也会自杀。

史家没有记录当时的天气。按节气算，这会儿天地之间应该是一片肃杀。

晋国的大臣们则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释放庆郑，让他戴罪立功；另一派则认为不但不能饶他一死，就连让他自杀都不可以。因为庆郑最大的罪恶就是无视君父，自作主张。这家伙，战争中已经自行其是，现在又岂能让他自行了断？苟如此，则纲纪何在，体统何存？

其实这时惠公的最佳选择，是采纳前一种建议。因为这样做，君上有不计前嫌的声誉，臣下有主动就刑的美名，对晋国是有利的。可惜惠公是个混蛋。是混蛋，就不能指望他作出英明决策。如果这混蛋还拥有不受限制和监督的权力，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从小混蛋变成大混蛋。

因此，惠公最后还是杀了庆郑。

好在庆郑被杀后，惠公似乎也吸取教训懂得了收敛。此后八年，倒没听说他还有什么荒唐事。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庆郑没有白死。[11]

但，故太子申生，可就死得太冤了。

怎么都得死

太子申生是被骊姬害死的。

为此，她机关算尽。

第一步，是怂恿晋献公让太子申生迁到曲沃（今山西闻喜县），公子重耳迁到蒲（今山西隰县），公子夷吾迁到屈（今山西吉县），实际上是把这三个人都撵出去，只留自己的儿子奚齐、妹妹的儿子卓子在国都。

第二步，是怂恿晋献公派申生率军出征。申生如果战败，就以此治罪；如果胜利，则诬陷他有野心。可惜，申生班师回朝后，虽然流言四起，却并未能撼动其地位。于是骊姬使出最后一招，亲手制造了一起投毒案。

公元前656年，骊姬羽翼丰满，开始实施犯罪。圈套和陷阱，是谎称晋献公梦见了申生的生母齐姜。按照当时的制度，申生必须立即祭祀，祭祀之后还必须把酒和肉献给君父。这时，献公正好外出打猎。利用这个时间差，骊姬在肉和酒里下了毒（一说以毒酒和毒肉替换）。献公洒酒祭地，地隆起。把肉给狗和小臣吃，狗和小臣立即死亡。成为犯罪嫌疑人的申生百口莫辩，只有去死。[12]

死，是没有价钱可讲的，因为这是弑君和弑父的双重大罪。已遂，则当诛；未遂，得自杀。

问题在于这是冤案！而且，案情如此简单，难道就无人识破？骊姬步步紧逼，申生就毫无感觉？献公偏心眼，骊姬狐狸精，路人皆知。那些朝中大臣，难道都由着他们胡来，一个劝阻和反对的都没有？或者说，一个帮助申生的都没有？

当然有。

但为了恪守臣道，他们都退下阵来。

比如里克。

晋献公派申生率军出征，里克是表示了反对的。但献公不听，里克也没有坚持。相反，他对申生说：为臣，只怕不忠；为子，只怕不孝。废立之事，不是太子应该考虑的。太子还是努力做好工作吧！[13]

有人说，里克这是善于处理父子关系，甚至就是为臣之道。这话恐怕可以商榷。比方说，后来他杀奚齐和卓子，怎么就毫不手软，就不讲君臣大义？说到底，无非之前的献公强势，之后的骊姬和奚齐孤儿寡母，好欺负。这样看，后来里克被相对强势的惠公所杀，便多少有点自作自受。[14]

再说狐突。

对于申生的率军出征，狐突也是劝阻了的，但是申生不肯听从。他说，君父派我出来打仗，不是因为喜欢我，而是为了考察我。既然反正都难免一死，不如一战。不战而返罪过更大。作战而死，至少还能留下美名。

结果不出狐突所料，申生回国，谗言四起。

于是狐突闭门不出。

里克和狐突的温良恭俭让，其实是姑息养奸。当然，以狐突当时的地位，多半也是无能为力。里克却不是无力，而是无心，或无胆。事实上，骊姬要谋害太子，里克是知情的。然而他左右为难，他的同伙丕郑则表示没有主意。里克便对丕郑说：弑君，我不敢；帮凶，我不能。我只有躲起来。

于是里克也称病不朝。

三十天后，骊姬得逞。[15]

最后说申生。

申生名为储君，其实是个苦孩子。母亲身份不明，父亲另有所爱，大臣们对他的建议和劝导，都是要乖，要好，要听话，要尽忠，要尽孝。从来就没人告诉他，他自己有什么个人权利可以主张，也不知道该如何主张。[16]

因此，当申生被骊姬诬陷时，他其实是无法自救的。有人对他说：太子去申辩吧，君上一定能明辨是非。申生却心灰意冷。申生说，我去申辩，骊姬就得问罪。我的国君和父亲老了。没有骊姬，他老人家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君父不开心，申生怎么可能开心？

鲁僖公四年（前656）夏历十二月二十七日，申生在曲沃上吊自杀。[17]

冤死的申生死不瞑目。据说，死前申生托人带话给闭门不出的狐突：申生有罪，不听您老人家的话，才有了今天这个下场。申生并不敢贪生怕死，只是心疼国君老了，国家又多灾多难。您老人家再不出山，奈吾君何？如果您老人家肯出来做事，申生就算是拜您所赐而死，将无怨无悔。[18]

狐突后来的死节，或许与此有关。

再说君臣

现在，似乎该检讨一下君臣关系了。

君臣父子，历来被看做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想当年，年轻的孔丘到齐国找工作，景公问他何以治国，孔子的回答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齐景公则点头称是说，是啊，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就算有粮食，寡人吃得到吗？[19]

事实上，君臣父子这四个字，乃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政治理念、道德规范和制度设计，因此从西周以来，就被着力打造、建立和维护，不容动摇。

当然，秦汉前后，君臣关系是有区别的。从西周到春秋，理论上讲是家臣效忠家君，国臣效忠国君，天下之臣效忠天下共主，即士效忠大夫，大夫效忠诸侯，诸侯效忠天子，逐级效忠。到战国，天子没有了，三级效忠就变成了两级效忠。但，逐级效忠不变，君臣关系也不变。

秦汉以后，诸侯没有了，逐级效忠变成直接效忠。皇帝是唯一的君，其他人从官员到百姓，都是臣。不过，这也要看世道。如果天下大乱，则各为其主。比如东汉末年，就是周瑜效忠孙权，关羽效忠刘备，郭嘉效忠曹操。效忠对象虽不相同，君臣关系仍然是纲。

很显然，在中国古代，君臣关系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君主制度的基石。其他关系，也都可以看作君臣，比如父亲是家君，丈夫是夫君。兄弟和朋友看似平等，那是因为上面还有君父。没有君父，大哥便是君。君臣之道，岂非大义？

可惜，它先天不足。

不足在于不平等。君父，毋庸置疑地高于臣子。这可是违背人之天性的，因此不能不设法弥补。弥补的办法，是用对等来替代平等。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或“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也就是说，君臣父子都有道德上的义务，也都要遵守游戏规则。一旦失礼，很可能代价惨重。[20]

这事有案可稽。

公元前559年，卫献公请两位大夫吃饭。两位大夫依照礼节，衣冠楚楚准时准点来到朝堂，恭恭敬敬地等在那里。然而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太阳快下山了卫献公还不露面。最后，才发现他在园子里射雁。而且见了两位大夫，居然不脱皮冠就跟他们说起话来。

这是严重的失礼。

我们知道，皮冠，是戎装或猎装。所以，君臣相见，即便是在战争中或狩猎时，也至少要摘下皮冠。鲁成公十六年，晋国大夫郤至三次遇到楚王战车，每次都要免冠。楚共王派使节去慰问他，他立即免冠听命。鲁昭公十二年，身穿猎装的楚灵王接见自己的大臣，则不但免冠，而且去披（脱去披肩）、舍鞭（扔掉马鞭）。这些动作都被《左传》隆重地一一记录在案，可见意义之重大。

实际上服饰在古代中国，都是有意义的。比如不摘皮冠，就是把对方当作仇敌或野兽。请客吃饭而着猎装，更是公然的羞辱。卫国这两位大夫忍无可忍，怒不可遏，便发动兵变把献公驱逐出境，十二年后才让他回国。

此事发生时，晋国的国君是悼公。悼公问他的乐师师旷：卫国人驱逐了他们的国君，是不是也太过分了？

师旷却斩钉截铁地回答：恐怕是他们的国君太过分。国君是祭祀的主持人，也是人民的希望。如果人民失望，那又何必要他？老天爷是爱民如子的。上天为人民立君，难道是让他骑在民众头上作威作福？[21]

这话说得掷地有声，应该喝彩。

可惜，君要仁，父要慈，要像君和父的样子，并没有可操作的制度来保障，也没法进行监督。他们仁不仁，慈不慈，守不守礼，像不像样，全靠自觉。相反，君父们的绝对权威，则天然合理，无人质疑，不可动摇。结果是，君可以不仁，臣不能不忠；父可以不慈，子不能不孝。甚至一旦君父昏暴，则很可能不幸如申生：尽忠，他得死；尽孝，他也得死。不死，就不忠不孝；死，则忠孝两全。

这是什么混账逻辑！

这又是什么狗屁道德！

于是臣子们便只能碰运气，或者看着办。狐突、里克和庆郑的共同特点，就是恪守臣道，但不出卖良心，也不放弃尊严。要杀，随你！要命，拿去！我可以去死，但话要说清楚。死得不明不白，不干！

荀息则是另一种态度，那就是无条件地尽忠。在他看来，受人之托，尚且要忠人之事，何况是君父所托？至于成功与否，则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这恐怕也是大多数臣子的基本立场和选择。因为不管怎么说，君，总归是一国之主；父，则无疑是一家之主。君主蒙羞，则举国蒙羞；君主蒙难，则举国蒙难。所以惠公被俘后，晋国的大夫们都披头散发，拔起帐篷跟着走。

秦穆公无奈，只好派使者去传话：诸位不必那么忧虑吧？寡人陪着贵国国君往西走，不过是要告慰贵国故太子的在天之灵，岂敢有什么过分之举？[22]

晋国的大夫们则诚惶诚恐地行起了将亡或已亡之国的大礼，三次下拜三次叩首。他们说：伟大的君上！您老人家脚下是地，头上是天。皇天后土都听到了您的誓言。我等卑微的外邦小臣斗胆站在下风口，等候您仁慈的命令！[23]

后来晋惠公被释放，这一幕也是起了作用的。

当然，起作用的因素还有很多。其中之一，便是晋国外交官的成功斡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