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门已经遥遥在望。
一切都是如此巧合，现在是2009年12月14日。七十二年前的这一月，南京城里日本军人杀了30多万人。
天空中飞过一群乌鸦，它们在天空中盘旋，嘎嘎地叫着，声音因饥饿而变得尖利。如果是在1937年，它们将在这里遇到一支凶猛的军队，一堆巨大的用腐尸砌成的城市。历史不会重演，它们生错了时代。
一路上都是破破烂烂的事情，我的心情和这鬼天气一样阴沉沉的。我是从铜井镇坐上这辆陈旧的大巴的，车内到处贴着南京城内一家男性医院的广告，“再还男人雄风”之类的广告词和电线杆上江湖游医专治牛皮癣广告一样生猛而夸张。城里到处都是这样的广告。有次我在街上走着，突然起风，满城都飘着这样的小广告，淹没了整个城市。一脸清纯的年轻女售票员好像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态度恶劣，我问她到雨花台多少钱，她恶狠狠地瞪我一眼，不耐烦地说：“三元！”我把五元钱递到她手上，她把两枚硬币还没塞到我手里时就松开了，两枚硬币掉在车上。我还没弯下腰，她踩着我的脚就过去了。没一点动静。如果她踩着的是一泡牛粪，说不定也会惊叫起来。我的脚连牛粪都不如。高跟鞋扎在脚面上，我疼得小声地呻吟了一声，抗议了一下：“你不会注意点吗？踩着我的脚了，知道吗？”
女售票员很凶地扭过头，朝我吼了一声：“不想坐，下去！”
这真是奇怪了，我并没有说我不想坐啊。我也有点生气了：“你这是什么态度？”
女售票员毫不含糊：“就这态度，你受不了你下去！”
我被她彻底惹火了：“你还有理了？你把找我的钱扔在地上不说，还踩了我一脚，我就不能说两句吗？你给我道歉！”
女售票员冲了过来，嘴巴里散发着愤怒的气味，唾沫星子几乎要溅在我脸上了：“你想怎么着？你不想坐就滚下去，穷当兵的耍什么横啊？”
司机把车停了下来，扭过头来瞪着我，好像是在威胁我：“当兵的，你文明点行不行？”
我惊讶地看着那张蛮横粗糙的脸，我怎么不文明了？我刚要过去问问他，周围的乘客都冲着我叫起来：“吵什么呢？我们还要急着办事去，快开车快开车！”
“当兵的越来越没素质了，自己弯腰把钱捡起来不就行了吗？真是没事找事！”
“还穿着军装呢，看他那样子，是不是还想打我们老百姓啊？”
……
我在心里长长地叹了口气，算了，我穿着军装，受点侮辱没什么，不能让这身军装跟着受辱。我弯下腰，把硬币捡起来塞进口袋里，车上还有空座，但我宁愿不坐，你穿着军装，坐在座位上会让你浑身不舒服的。我都后悔穿着这身迷彩服了。部队工作很紧张，我没来得及把衣服换下来就跑去采访了。这真是失策。那个售票员不停地在我身边走来走去，仍旧紧紧地绷着脸，我们的目光偶尔撞到一起，她立即狠狠地瞪起来，就好像我强奸了她一样。恕我的比喻恶毒，我真的被她气坏了。
历史真是惊人地相似，1937年在南京的国军和2009年在南京的解放军的遭遇如出一辙。
这个城市已经遗忘了战争，遗忘了1937年。
我在雨花台站下来了。黄昏时的雨花台安静得吓人，路上没有一个人，他们像水一样从地上蒸发掉了。进入12月份，南京的天空像哭泣的小孩一样阴雨绵绵，讨厌的天空哭泣了半个来月，今天终于晴朗了。雨后的南京并没有迎来明净的天空，它永远都是灰色的。这几年的南京，雾霾天气越来越多，曾经有一个早上，整个南京都被悬浮在空中的微小颗粒所覆盖，一米开外就看不清了。我已经在南京生活了十六年，但还是不大喜欢它。
雨后的南京仍然浸泡在灰色的污染物中，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奇怪的硫磺味，有些甜腻和呛鼻。我抽了抽鼻子，不知道该不该喜欢这种味道。我很熟悉这种味道，我当兵时曾在一个弹药仓库待过，那里每年都要处理一大批报废的炮弹、手榴弹。我们就在一条山谷里引爆它们，那些天里，整个仓库的上空就漂浮着这种味道。对于和平年代的军人来说，这种味道是多么亲切啊，它让我们觉得自己好像亲临战场一样。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军人，能算什么军人呢？战争是军人的情人，不喜欢战争的军人不是军人。
我就在这时看到了苏宁电器。阴冷的寒风像个老人一样没有一点精神，它们撞在黄蓝相间的苏宁电器的墙壁上，纷纷呻吟着掉在地上，钢筋水泥建筑冷冷地注视着它们。我茫然地站在那里，苏宁电器门口的寒风中站着一个穿着旗袍的迎宾小姐，我充满忧愁地看着她，总觉得好像还有点什么事，但又想不起来。她的脸色苍白，身子簌簌发抖，进去一个人，她都忙弯下身子，露出机器人一样预先设置好的热情而又僵硬的微笑，而别人就像没有看见她一样昂首而过，或者说是看到了，却把她当做毫无知觉的塑料人，他们当然不用理会塑料人。
我想起来了，我需要买一个可以录音的MP3。我写的这个小说是个现实主义的小说，我要用老兵李茂才的回忆来写作这个小说。我讨厌那些打着现实主义的旗帜，但写得都很虚假的小说。亲爱的读者，你们所看到的每一行文字，你们读到的我的每一个小说都将是真实的。
我揉了揉肩膀，我还背着一个笔记本电脑，沉重而结实的松下笔记本电脑，闪着钢蓝的光芒，和这个自大而又自卑的岛国居民的矮小而结实的身子一样耐用，我已经用了两年，它连一丁点漆都没有掉。在此之前，我曾经用过国产的笔记本电脑，但不到半年，掉漆和频繁的死机，几乎让我扯光了头发。我心情一烦躁就禁不住要扯头发。这个习惯不好，但总比用头撞墙好。我有时真的都有用脑袋撞墙的想法了。
是的，我现在用的是台日本产的笔记本电脑，但我要用这台笔记本电脑写出一部和1937年南京大屠杀有关的小说来。这是一件很具讽刺意味的事情。
我现在还需要一个能够录音的MP3。老兵李茂才操着一口浓重的河北口音，九十多岁的年纪也让他的叙述支离破碎，我不得不竖着耳朵艰难地揣摩着他说的每一个字，但很多时候，我还是听不大懂。我需要用一个MP3把他的话录下来。这样的老兵越来越少，除了慢慢整理，还有纪念意义。
我走到苏宁电器门口，迎宾小姐带着讨好的微笑鞠躬，我有点窘迫，不知道是该给她回以鞠躬还是报以微笑，结果这两样我都没做，我和别人一样，把她当做了塑料人，慌慌地从她身边擦过，掀开沉重的棉帘子，一股热浪扑面卷了过来，暖气开得足足的。
我买了一个索尼牌的MP3，我当然也可以买个其他牌子的，但我偏不这样做，我就是要用日本货来帮我记录这个民族兽性发作的那一刻。我希望这个小说中的每一个字都是一颗射向这个兽性民族心脏的子弹。
我刚刚出了苏宁电器，这时就突然看到了他们。他们像是从地下钻出来的一样，突如其来地扑到我的眼前。那些穿着屎黄色军装密密麻麻的士兵，像一群扇动着金黄色翅膀的苍蝇一样覆盖了马路，他们身子矮小，背着三八大盖，脸上落满尘土，鼻尖上爬满像丑陋的蚯蚓一样的汗水，黄色的脸庞灰暗，显示着大战后的疲惫，但他们的眼睛闪闪发光，皮鞋踏出沉闷的响声，一步步地向南京挺进。这是一群日本兵。
我站在路边，空荡荡的地上野草枯黄，它们颤抖着身子匍伏在地，表情惊恐而不安。我摇了摇头，觉得有点好笑，又要拍和南京大屠杀有关的电影了。十多年前，我在南京东郊“临汾旅”当兵的时候，我和我的战友曾经充当群众演员参加拍摄一部叫《南京大屠杀》的电影。我现在还记得那个导演叫吴子牛，后来他就消失了，再也没听说过他拍过什么电影。那时我们整天都被关在军营里，难得有个机会出来。我和那些士兵兄弟穿着日本兵的服装，兴奋地在整个南京城里跑来跑去，我和一个叫左四满的战友还抽空趁人不注意溜到一家商场里买东西。我和战友嘻嘻哈哈的样子很快惹恼了那些南京市民，他们围在我们周围，把我们当做了真正的日本兵狠狠地骂了一顿，有个老头甚至举着拐杖追着要打我们，说我们穿着日本兵的军装到处招摇，不知廉耻，简直把中国人的脸丢尽了。我和战友这才醒悟过来，一边给他们道歉，一边抱头鼠窜，我们故意逃跑得跌跌撞撞滑稽可笑，用虚拟的日本兵的狼狈模样来讨好那些南京市民。请原谅我们那时年轻，只是觉得拍电影好玩，并不想刺激你们的神经。
你不能不承认，现在的士兵比我们那时有素质多了，他们没有乱跑，整个队伍很整齐，甚至很少有人东张西望，他们虽然也很兴奋，但兴奋的表情下是凶悍的模样，遮都遮不住，爬满了他们呆板僵硬的黄色面孔。凶悍的目光，冷酷的嘴巴，僵硬的面孔。队伍里偶尔有人把目光丢过来，像把寒冷的刀子一样刺在我的皮肤上，我仿佛听到皮肤被划破的声音，我竟然有点不敢和那样的目光对视了。这不是群众演员了，他们甚至比专业演员还要专业，就是真的日本兵在这里，也不过就是这个模样吧。这些士兵兄弟让我有点好奇，我很想知道这又是哪个导演在拍电影。我踮着脚向四周张望，到处是穿着屎黄色军装的人，没有摄像机，甚至也没有围观的群众。他们用的难道是袖珍摄像机？它们藏在那里？我皱着眉头，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战，牙齿格格地响了一阵。那一个个日本兵像一群野兽一样在死去的土地上行走，而这里只有我一个人。
我摇了摇头，告诉自己，这不过是在拍电影，那些不过是充当群众演员的人，他们和我一样都是解放军，是我的士兵兄弟。
整个大军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地仍旧向前走着。前面的十字路口一个人影一闪而过，但还没等他穿过马路，枪声突然就响了，那个人一头栽倒在地上。几个日本兵叫着冲过去，我忙也跟了过去。那个人穿着一身1937年南京平民的服装，破烂的棉袄，臃肿的灰色棉裤，脸上带着1937年的麻木表情，嘴巴里汩汩地吐着鲜血，眼睛惊恐地看着我们。一切都是那么真实。几个日本兵嗷嗷地叫着，三八大盖上的刺刀捅了过去。我迷茫地看着他们，那些刺刀拔出来，鲜血像喷泉一样迸溅出来，喷了那个日本兵一脸，他用胳膊擦了一下，袖子上像盛开了一朵花。那些鲜血那样真实，甚至还带着真实的血腥味。有个日本兵把死去的平民的棉袄挑开，露出了皮包骨头的胸膛，他嘿嘿地笑着，像个淘气的孩子用三八大盖上的刺刀在他的胸膛上划了一个十字，皮肉翻卷起来，男人的肠子滑了出来。我惊讶地看了看那个日本兵，又看了看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男人，那些流出来的酱紫色的肠子也是假的吗？这个男人是个橡胶道具人吗？那些三八大盖上的刺刀难道不是道具吗？
日本兵突然抬起滴着鲜血的刺刀对准了我，目光和三八大盖上的刺刀一样滴着鲜血。我穿着一身迷彩服，肩上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肩章，它甚至都不能叫做军衔，但我的确是名军人，帽子上还别着“八一”帽徽。我没有穿平民服装，也没穿日本兵或者国军士兵的服装，我不是群众演员。我本能地扬起手中的笔记本电脑包，试图挡开那把刺刀，虽然刺刀上涂的可能是猪血或者鸡血，但仍然让我不舒服。我笑了笑，试图给他缓和一下气氛：“对不起，耽搁你们拍电影了，我只是路过这里的，也就是打酱油的，你们继续拍，你们继续拍……”
那个日本兵挥舞着刺刀，冲着我说出了一串鸟语，我都能听懂的，我本来就是地方大学外语系毕业后才参军到部队的，我考研时的第二外语就是日语。他说的大意是，你是什么人，你是干什么的？我没有回答他，因为我这时大脑突然就停顿了，我很纳闷这个扮演日本兵的群众演员的日语怎么这么好？它甚至还带着日本九州的口音。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种战争题材的电影一般都是部队的官兵来帮着拍摄的，那些战士能把日语说得这么好吗？我很怀疑。我的沉默引起了那些日本兵的注意，他们围了过来，像狼一样盯着我，那些刺刀在惨淡的月光照耀下发着寒光。我并不害怕，它们即使真的，他们敢捅我吗？我又不是他们的群众演员。一个日本兵很没礼貌地伸出手把我的笔记本电脑包夺过去，把笔记本电脑掏出来。我有点气恼地看着他，脸上还有点发烧。我曾经在一个抵制日货的论坛上发帖响应他们的号召，再也不用日货。可当我用坏了一个国产笔记本电脑，他们又总给我修不好后，我终于买了这个松下笔记本电脑。我后来再也不好意思去那个论坛了，有时觉得自己的行为就像个汉奸一样。
那个日本兵当然很熟悉松下的标志，中国人谁会不熟悉呢？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因为我用日本的东西而看不起我，相反，脸色一下子就缓和了，那个站在我对面的日本兵把刺刀也收回去了，挤过来伸着脖子好奇地看着我的笔记本电脑，抬头问我，这是什么东西？
我瞪大眼睛看着他，他这是在给我开玩笑吗？那些日本兵一个个抬起头，充满期待地看着我，他们不是开玩笑的，他们正被好奇心所折磨，眼神甚至变得有点可怜巴巴。一阵冷风吹过，像是从阴曹地府里吹出来的一样，我打了一个冷战，不由缩了缩脑袋，搓了搓手，茫然地看了看他们，他们仍然在静静地看着我，目光奇怪地在我身上游走，有个小个子日本兵甚至踮着脚盯着我的帽徽看着，好像他从来都没有见过一样。还有人在看我的肩章，小声地向同伴嘟哝着应该是军衔吧，可这又是什么军衔？他们不是在演戏，他们是真的不知道我提着的是笔记本电脑，我穿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他们不是群众演员，他们是真正的日本兵！
我的脑袋嗡地炸了，历史重演了，还是我沉浸在前国军中尉李茂才的讲述中不可自拔产生了幻觉？
我愣愣地问他们：“你们是哪个部队？”
那个正踮着脚打量着我的帽徽的小个子日本兵说：“我们是长谷川部队。”
那是1937年12月进入南京的一支日军部队。
我惊慌地抬起头，清楚地看到中华门城墙上随风飘荡着的日军太阳旗，旁边是一段被坦克和大炮轰开的城墙，灰色的硝烟正慢慢地飘散，天空是灰色的，房子是灰色的，我的脚下甚至也不是宽敞的水泥马路，而是泥土路。我回过头去，身后的苏宁电器已经不见了，那个穿着旗袍的迎宾小姐也消失得无影无踪。那里正蹲着一条狗在呜呜地哭泣着，它的头上落了一只乌鸦奇怪地看着我，目光专注而认真，就像盯着盘中的一道丰盛的食物。它是很聪明，不看那些日本兵，只看我这个中国人，因为它知道，死去的只会是中国人。
那些日本兵还在摆弄着我的笔记本电脑，他们翻过来看了看，然后再翻过去，以为这是一个袖珍箱子，还举在耳朵边摇了摇，里面没有任何声音，他们很快失去了兴趣，把它还给了我。
我愣愣地问他们：“现在是哪一年？”
他们的眉头忽然皱了起来，站在我对面的那个日本兵把手中的三八大盖又端起来，但要不要再瞄准我，连他自己都有点迟疑不决。我应该用日语。我用日语把我的问题重复了一遍。那个日本兵有点放松了，收回了刺刀，说，现在是昭和12年。
我那点可怜的历史知识还能帮我在脑中迅速地转换了一下，昭和12年就是民国26年，公元1937年。
这是1937年12月14日的南京？
在我回到中华门外时，时间突然发生了裂变，我被抛进了1937年12月14日的南京？
我惊讶地抬起头来，那些日本兵突然不见了，像轻烟一样消失在空气中，中华门静静地站在那里，完好无缺，城墙上插着镶着红边的黄色旗帜，有的上面画着一条龙，有的上面绣着一个“明”字，还有壮实的泥塑的明朝士兵威严地站在那里，手里拄着泥塑的大刀或者长矛。这是2009年的南京。这么说，刚才的确是幻觉了。我想起来了，我采访完李茂才后，被公交车上年轻的女售票员训斥了一番，我把目光投向窗外，一直想着我即将要写的小说，完全投入其中了，然后就出现了幻觉。我写小说总是这么投入。这个解释应该是合理并且可行的。我摇了摇头，准备继续赶路，脚下的泥泞缠脚，我使劲地踢了一下，一个骷髅头露出地面，上面被蚂蚁咬得坑坑洼洼，黑洞洞的眼眶四周像生锈一样布满黑色的斑点，额头上有着一个小手指粗的弹孔，一只蚯蚓正慢慢地从里面爬出来。它一下子咬住我的脚，发出像12月的风一样呜呜的哭声：“我不想死啊，我就是一个老百姓，我什么都没干，那些日本兵为什么要杀我啊？”
我愕然地盯着它，那条蚯蚓掉了下来，弹孔里面还在冒着一缕缕青烟。我使劲地踢了踢它，它仍旧死死地咬住我。我不得不停下来，脖子发冷，头皮发麻，恐惧像牙疼一样沿着神经爬进大脑，我捂着嘴巴艰难地问他：“你说你是日本兵杀死的？”
他还在那里哭个不停：“我死也忘不了，民国26年12月14日，对了，就是七十二年前的这一天黄昏，日本兵在南京城乱窜。我一个乡下种菜的老头，能有什么事呢？我想他们到了南京，肯定也要吃饭，也要买菜吧。我本来是挑着菜准备卖给他们的，他们不应该杀我，他们不应该杀我的……我已经投降了……我什么都干了，他们逼着让我强奸他们强奸过的妇女，我也干了。是的，我也有快感，但我也不应该死啊。”
我的汗毛直竖，我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真是白天见鬼了。我使劲地抬起脚，试图把这个骷髅头踢开，但它死死地咬住我的裤腿，无数的泥巴星子乱飞，它怎么都不松口。它慢慢地长出了肉，长出了青筋缠绕的干瘦的腿，长出了像树根一样肋骨突出的胸口，长出了平塌的鼻子，长出了千篇一律皱纹纵横麻木的脸，长出了怯懦和惊恐的眼睛，长出了稀稀的苍白头发……
我惊恐地大叫一声，使劲地把手中的笔记本电脑砸向他的脑袋，笔记本电脑像战刀一样，把他的脑袋切了下来，他的身子向后仰倒，脑袋骨碌碌地滚到一边，嘴巴啃在一堆泥巴上，他咀嚼着泥巴，满眼怨恨地看着我，含糊不清地向我抱怨着：“南京大屠杀时，你们南京军区在哪里？你们南京军区在哪里？”
他已经神经错乱，时空颠倒了。我埋头奔走在南京的街道上，奇怪的遭遇像狗一样紧紧地跟着，路上到处都是形迹可疑的尸体，穿着民国时期可笑的服装，男人是灰色的棉袄，腰上用草绳或者布条扎着，女人则光着身子堆在一起，像超市堆在仓库断腿折臂的塑料模特一样。他们身上涂满鲜血，死去的眼睛充满痛苦，脸都被恐惧扭曲得不成样子，像被人恶作剧地用液化滤镜PS过的一样。但他们都是真实的，身上被刺刀捅出来的翻卷的伤口是真实的，身下凝结成酱紫色的血是真实的，拖在地上的内脏也是真实的……我在大街上拼命地奔跑着，心脏一刻不停地猛烈地跳动着，胸口闷得像夏季沉闷的午后，几乎喘不过来气。我伸出手来乱抓，抓到了枕头，上面被汗水浸得湿漉漉的。突然就醒过来了。我慌忙地拉开了灯，旁边的桌子上放着闹钟，现在是半夜12点，桌子上摊着一大堆我为写这个小说而准备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图书，还有那个写满了密密麻麻文字的采访本。
我做了一个梦。
我把手放在胸口，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胸口剧烈地起伏着，脑袋还像刚才一样疼痛。多么清晰的一个梦，那些日本兵的脸晃个不停，那个骷髅头散发出来的臭味还飘在四周，那些恐怖的尸体还在眼前走动着。我把脸埋在手掌中，怎么会做这样令人恶心的梦呢？月光从窗外照进来，不知名的虫子在屋外轻声地温柔地哼着歌，不远处的马路上不时地传来汽车驶过的声音。谢天谢地，这也仅仅只是一个梦。
别想了，赶快睡吧，明天还要采访。我一定要把这个小说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