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嘭”地一声，炮弹爆炸了，把地上的青草掀了起来，露出一堆白色蚁卵和一只硕大的红色蚁后，它们和那些泥巴一起飞向天空。它们闻到了刺鼻的战争的味道，一种辣辣的硫磺的味道，让它们头昏、恶心。白色蚊卵被这种怪怪的味道杀死了。它们母亲柔软的身体让它经受住了地球引力的亲密而致命的吸引，在地上翻了一个跟头，巨大的爆炸声和令人讨厌的粘稠的硫磺味让它完全没有了方向感，仓皇地在地上绕着圈子，什么也看不见，都是牛奶一样的乳白色烟雾，一股带着甜腻腻腥味的液体落下来，覆盖了全身。它用嘴巴舔了一下，一股新鲜清香的鲜血的味道冲上脑门，一身细胞兴奋得发抖。这是战争给它带来的一份珍贵大餐。它从此知道了战争还有一种味道，那就是像人流出来的鲜血一样的味道。
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四军五十一师三0五团一营二连连长李茂才看到一排长脸上那只硕大的红色蚂蚁时，吓了一跳，它正趴在他脸上使劲地吮吸着泛着泡沫的鲜血，微小的眼睛里闪着贪婪的光芒。他把目光往下面移了一下，脑袋嗡地响了起来，头皮冷嗖嗖的，伸着脖子打了一个冷战，就像躺在地上的那张脸不是一排长的，而是他的一样。那是一颗残缺不全的头颅，半个脸不见了，剩下的一个耳朵被炮弹削去了半个，眼睛从眼窝里迸了出来，只有一些浑浊的晶状物连着，就像重感冒时从喉咙里吐出来的浓痰一样。如果那个位置不是一排长的，如果不是他在炮弹落下来之前飞快地瞥了一排长一眼，他是说什么也认不出来这是一排长。他的身子哪里去了？他侧过头，茫然地向四周张望，硝烟慢慢散去，战壕旁边那棵和他一样营养不良的低低的槐树还在，排长的上衣里包着一块滴答着鲜血的肉，挂在树枝上，另一条树枝上挂着排长的一条腿，一股肉tǐ被烧得半生不熟的味道飘了过来，比到处都是的硫磺味还要难闻，是一种恶臭味。虫子一样的泪水和鼻涕爬过被硝烟熏黑的脸庞，就像那只蚂蚁爬在自己的脸上一样痒痒的。他不由对着1937年10月上海的天空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
对李茂才来说，战争的味道就是鲜血的腥味和死亡的恶臭味。
十多天之后，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一师三0五团一营二连连长李茂才出现在南京淳化镇街头。他带领的二连只剩下十多个人，其他的官兵在淞沪会战中全部战死了。他不得不带着这个残破的连队撤了下来，团部交给他的任务是带着他们提前赶到淳化镇，为全团打前站。有小道消息说，五十一师极有可能会继续参加保卫首都的会战。
李茂才把这个任务想得简单了。他离开上海的时候，上海还没有沦陷，但每个人都知道，上海沦陷是迟早的事情了。南京离上海只有六七百里的距离，日军既然能攻下上海，南京当然也不在话下。按照他的想法，南京的居民已经开始撤离了，寻找一些让官兵宿营的地方应该不成问题。
但他还是想错了。淳化镇像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沉默地坐在苍茫的土地上，树上的小鸟被他们戴着的明亮的钢盔和背在身上指向天空的黑洞洞的枪口上晃动的阳光惊得飞了起来，在天空中盘旋着，好奇地冲着他们喳喳地叫着。整个镇子并不大，一眼就望到头了，一辆挺着大肚子的卡车从大街上摇摇晃晃地开过来，扬起了一路灰尘，那些尘埃在空中翻滚，纷纷扬扬地落下来，罩着了路边卖油条的、卖煎饼的，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生意，仍旧有人围过来，买了一个卷了土豆丝和酱豆的煎饼，边走边吃。街上行人很多，他们对突然出现的这十多个军人并不感到惊奇，只是稍微瞥了一眼，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刚刚二十出头的中尉连长李茂才恍惚走错了地方，耳边的炮声还在轰轰地响着，子弹还在头顶啾啾地飞着，甚至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里，他都觉得还是那种混杂着鲜血的腥味和死亡的恶臭味。战争就在眼前，这个镇子上的人们为什么还如此悠闲？即使战争的消息像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但近三个月的时间，这时也应该走到了南京。南京怎么还如此安静？
不，还是有动静的，并且还很大，路两边装饰豪华的酒楼里坐满了人， “哥俩亲啊”、“魁五寿啊”这样的划拳声居高临下地从二楼砸下来，那些人脸胀得通红，像发怒的螃蟹一样伸着指头叫着，唾沫星子像纷飞的苍蝇一样落在面前的杯碗盆勺里，发出了叮叮当当的声音。阳光在低矮的瓦房和楼房之间跳来跳去，各种颜色的墙壁把阳光折射过来，像色彩丰富的波浪在空气中一波一波地涌来。他甚至恍惚闻到了大海清新的气味。李茂才觉得像做梦一样，一切都是那样不真实。前方在喊着“冲啊”、“杀啊”，后方的人在喊着“哥俩亲啊”、“魁五寿啊”，短短的十来天，就好像经历了两个世界。
士兵们像进入了大观园的刘姥姥一样，瞪着眼睛四处张望，好像没有见过世面一样。他们一脸疲惫，衣服已经换洗过了，但仍旧散发着血腥味和战争的恶臭味，它们钻进他们的头发里、鼻孔里，整个五脏六腑已经被战争的气味浸过一遍，怎么也洗不掉了。在这个阳光明亮的中午，远离战争的淳化镇一下子让他们松弛下来，他们大口大口地呼吸着这里新鲜得像刚出笼的馒头一样的空气，就连那个大卡车哼哼哧哧地从他们身边开过，卷过一长溜的灰尘，扑向他们的眼睛，钻进了他们的鼻孔里，他们仍旧毫不在意地笑着，惊奇地看着每一家店铺，每一个人。
原本以为能走的人们早已经走了，留下一个空荡荡的镇子，随便就可以找几处宿营的地方，但现在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了。
李茂才不得不停下来，弯下身子问路边一个卖菜的老头：“老先生，请问镇公所在哪里？”
那个老头像被吓着了，身子往后仰了一下，瞪着眼睛愣愣地看着李茂才，摇了摇头。李茂才苦笑了一下，这个来自乡下的老头，难道连什么是镇公所都不知道吗？
他只好站了起来，拦着了一个戴着礼帽的中年人。中年人板着面孔，一句话也没说，回头冷冷地向远处有着几座灰色平房的小院指了指。
李茂才犹豫了一下，但还是轻轻地说了句：“谢谢。”
那个中年人好像没有听见一样擦身而过，他的衣衫带起的清冷的寒风让李茂才鼻子有些发痒，想打喷嚏，他使劲地抽着鼻子忍了忍，终于克制住了。
镇公所门口两边是覆盖着黄色琉璃瓦的两层小洋楼，每个楼都有一个香艳的名字，站在门口的姑娘们搽着口红，穿着绣着红艳艳的牡丹的布鞋，有几个长得稍微漂亮的，还穿着难得一见的高跟鞋，她们身上散发着浓重的劣质香水的味道，满眼媚笑地邀请着过路的行人。当李茂才带着这10多名死里逃生的士兵经过那里时，她们眼里一下子散发出更多的媚笑，有几个甚至跑过来，伸出涂了指甲油的小手，拽着几个士兵的胳膊，嗲着令人骨头发软的声音招呼他们：“大兵哥，来玩玩吧。”
士兵们的脚步一下子乱了，眼神像苍蝇一样嗡的一声飞过去，再也不肯离开，叮在她们白得可以看到青色血管的皮肤上，好像要叮出血来。李茂才咳了两声，仍是叫不回它们。
炊事班长大老冯看了看连长，连长的眼睛也往那些姑娘身上溜，他的胆子就大了，盯着那些争奇斗艳的花朵，嘿嘿地笑着说：“你们太热情了，真感激啊，江南的姑娘就是好啊。”
他的声音虽然并没有明显的下流腔调，多说也就是一种穷开心，但李茂才听着还是刺耳。这个四十多岁的光棍老兵，在淞沪会战前的几个晚上，总是很晚才回来，有人说他出去找妓女了，但李茂才一直没有抓到把柄。他想回头狠狠地瞪他一眼，但目光落在他那遍布皱纹的脸上，心又软了，虽然目光很严肃，但已经没有瞪的意思了。这是个可以当他父亲的老兵，从二十岁就开始当兵，军阀部队待过，其他杂牌部队也待过，辗转到了五十一师，年纪大了，只能当个炊事兵了。长官本来想让他复员，他一听就哭了，说自己没有家，早就把部队当做家了，复员了能到哪里去呢？他宁愿不要军饷，只要让他在部队呆着就行了。长官就让他到了二连的炊事班。李茂才并不喜欢他，部队是用来打仗的，不是养老的，这么大年纪，步枪的后坐力都可能把他掀翻，留在部队真是累赘。他为这事找过几次营长，营长劝他说，算了算了，人家一大把年纪了，什么都不会，就会给当兵的做饭，你把他赶走，让他要饭去？养着就养着吧。
时间长了，李茂才发现大老冯其实还不错，别的连队炊事班的老兵手脚总是不干净，但他很老实，干活踏实，从来没有贪过菜金或者偷偷地卖过粮食，甚至也没有做过夹生饭或者把饭做糊了，部队行军再紧张，哪怕他自己饿着肚子，也要先想法把饭做好，让士兵们吃饱。李茂才这才不说让他走了，还让他当了炊事班长。
大老冯看到了连长的目光，立即把那张嬉皮笑脸收起来，挥了挥手，说：“走走走，我们有纪律，找了你们，要枪毙的。”
那些妓女们根本就看不上他，目光从他皱纹纵横的脸上一瞟就过去了，侧过身子去拉跟在后面的二班长王大猛，但她们的手还没到跟前，王大猛就向后一跳，声音大得震人耳朵：“谢谢啦谢谢啦，我们都是穷大兵，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你们又不要，对不起了，对不起了！”一边说着一边低头做揖。他夸张的动作逗得士兵们都哈哈地笑了起来。
李茂才也笑了，鼻子却一阵发酸，心里也很难受。听着这些笑声，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哪里能想到，就在十多天前，他们还是在到处是红的血白的肉的战场上呐喊冲锋，把生命交给了命运，随时都准备战死。这些活下来的人，每一个人都是英雄，他们是五十一师的种子，是二连的种子。李茂才扭过头去，忧伤地望了望上海的方向，不知道现在仗打得怎么样了，但愿还在与日军作战的兄弟多活下来几个，舔好伤口，然后再战。但最好不要参加南京保卫战了，五十一师在淞沪会战中伤亡太大，应该先撤到后方整训一段时间再说。李茂才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想把那些令人烦躁的念头呼到空气中去，让风儿把它吹走。情况并不乐观，听说那些从淞沪战场撤下来的部队很有可能继续留在南京作战。他扭头打量着这个简陋的小镇，每一座房子都是那么亲切。淞沪会战很快就要结束了，弟兄们说来就来，一定要多找一些房子，让从战场下来的兄弟们好好睡一觉，美美地休息几天。
镇公所虽然只是几间平房，但每个房间都很繁华，摆着偌大的办公桌，还有太师椅，李茂才甚至在一间办公室里还看到一张太师椅上放着一张狼皮，厚厚的绒毛闪着油亮的光彩。那里坐着一个胖胖的中年人，脸上泛着的油光就像一层清清的水，脸上的肥肉像河里圆圆的石头杂乱地堆在一起，眼睛藏在中间就像从石缝里爬出来的小鱼。李茂才看了看他，刚想问问镇长在哪间办公室，那人的眉头立即像波纹一样一层层地皱了起来，气冲冲地朝着他们嚷道：“什么事？你们这些当兵的有什么事？谁让你们进来的？”
李茂才忙从口袋里把师部的介绍信掏出来，双手递过去。那人坐在太师椅上斜了一眼，并没有接下来的意思，李茂才只好把它放在桌子上。
那封介绍信像蛇儿一样盘在桌子上，那人的眼睛碰了一下，立即跳开，把脸扭向一边，不耐烦地冲着李茂才摆了摆手：“我不用看了，你们到底有什么事？”
李茂才问他：“请问镇长在哪里？”
那人说：“我就是，有什么事你快说。”
李茂才说：“我们五十一师过几天就要从上海撤回来了，奉命在贵镇整训，也可能要在这里打仗，我们是打前站的，麻烦镇长帮助找一些没有人住的房子，将来好驻扎部队。”
那人叫了起来：“这样大的事情，你们怎么能来找我？卫戍司令部就在市里，你们怎么不找他们，找我干什么？我们镇公所的房子除了住人就是办公，在设计房子时也没有准备作兵营，这里不适合你们住，你们到其他地方去吧。”
原来那人就是镇长，怪不得长得像猪一样难看，怪不得架子这么大啊。
李茂才还是很礼貌地说：“我们已经和卫戍司令部沟通过了，他们让我们来找你。我们不是要你镇公所的房子，而是要多找一些民房，我们至少有五六千人。”
镇长瞪着眼睛看着他，目光在他脸上盘旋着，似乎想在他脸上找出点什么漏洞来。他紧紧地皱着眉头，这些突如其来的军人显然让他充满了苦恼。
李茂才口气加重了：“这是公事，你是公职人员，不找你找谁？再说了，日本鬼子很快要打过来了，这里可能都是战场。部队在上海打了三个月的仗，都很累了，他们没住的地方，我完成不了任务，你这不是破坏抗日吗？”
镇长脸上的肌肉抽搐两下，愤怒地冲着李茂才挥着手嚷道：“你别拿日本鬼子来吓我，就是日本鬼子来了，我没房子还是没房子！你完不成任务是你的事，杀你的头是应该的，和我有什么关系？我是镇长，又不是你们的军需官，你们打仗管我什么事？你们打不好仗了就赖到我头上，说我破坏抗日？亏你说得出口！你们出去！再不出去，你们就是破坏公职人员办公，我叫人轰你们走！”
士兵们站在门口，恨恨地瞪着这个胖胖的镇长，手不自觉地放在了枪上，手心里慢慢地沁出了汗，他们看着连长，连长的身子微微颤抖，放在腰间的手也在神经质地抖动着。
李茂才怎么也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一鼻子灰。镇长的每一句话都像一块石头一样砸在他的胸口，六七百里外的上海三个月来打得血肉横飞，每块地方都是血肉磨坊，每天都一个师一个师地往里面填，有的弟兄们身上绑满手榴弹与日军坦克同归于尽，在罗店之战中，第二连13名士兵在副连长的带领下，拒绝了撤退的命令，他们自愿和阵地一起死掉。每个人用煤油把全身淋湿，身上捆满手榴弹，把死去的兄弟的尸体拉过来遮挡着，当日军冲上阵地，他们点燃煤油，引火自爆！
而这里倒好，连给从前线归来的士兵们找间房子都这么难。
他皱着眉头看着这个镇长，还要怎么和他说呢？
王大猛突然从后面窜出来，从背上取下步枪，“咔嚓”一下拉上枪栓，把枪口对准镇长的额头：“你他妈的在说什么？混蛋东西，我看你就是一个汉奸！我现在打死你狗日的，也算是为国家清理一个祸害！”
镇长从太师椅里慌慌地站起来，脸色发白，后退两步，扶着桌子，哆嗦着嘴唇，看着王大猛大叫：“你，你要干什么？”
李茂才伸手按着了王大猛的步枪，很严厉地说：“把枪收起来！”
王大猛仍旧把枪直直地戳在镇长的额头，说：“连长，他，他就是一个汉奸！”
李茂才吼了一声：“你把枪收起来！”
镇长脸上的汗水出来了，但他看到王大猛把枪收了起来，又活了回来，脸胀得通红，冲着李茂才挥着手叫道：“你们，你们这些当兵的，有本事去打日本人啊，在这里横什么……”
李茂才本来不想再理这个镇长了，大不了部队就睡在马路上吧，这样的事情不是没有干过。他已经抬起脚，准备走了，听到这个镇长这样说时，猛地停下来，抽出手枪，推弹上膛，黑洞洞的枪口顶在这个胖胖的中年人的头上：“老子就是刚从战场上打完小鬼子回来的！你他妈的在这里阴阳怪气地说什么？你有什么资格这样给我们说话？你有什么资格给我们摆官架子？我告诉你，很快这里也是战场了，你不配合我们就是破坏抗日，就是汉奸！我现在打死你，就是打死一个汉奸，谁也不会可怜你，也没有人会抓我！”
那个镇长刚刚泛红的脸又一下子变得苍白，身子剧烈地颤抖起来，他瞪着眼睛，惊恐地看着李茂才，这个发怒的军官当然比刚才那个莽撞的士兵更让人害怕，他当然看出来，这个军官是真的生气了。他身上的精气神彻底地被黑洞洞的枪口里冒出来的冷嗖嗖的气流击散了，呼吸急促，脸上的汗水又不争气地出来了，他不敢去擦，声音低了下来，嘴巴突然变得结巴了：“长，长官，你，你不要生气，我答，答应了，我全答，答应，你们有，有什么事尽、尽管吩咐，我，我一定照，照办……”
李茂才恨恨地瞪着他：“你说话算数吗？”
镇长忙说：“算，算数，我，我现在就办。”
他哭丧着脸，缩着软弱无力的肩膀，像落入陷阱的可怜的兔子，一边埋怨凶狠的猎人，一边怪自己命运倒霉。李茂才收起手枪，冷冷地看着他，说：“走吧！”
镇长领着他们找到了一个挂着“朱记食品厂”的工厂。院子很大，有三十多间房子，临街还有一个不小的饭馆。镇长努力地在脸上挤出一点笑容，讨好地介绍说，这是淳化镇最大的一个厂，做糕点的师傅都是从香港请来的，有五六个，大半个南京的糕点都是他们供应的，上海一打仗，那些师傅害怕了，都回香港了，现在处于停业状态。他让人把老板叫过来，又恢复了一副神气的模样，声音既响亮又严厉：“大军要在你们这里驻扎，你赶快把房子腾出来！”
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他着急地说：“这怎么行，我还要做生意啊。”
镇长似乎也在盼着他的拒绝，他立即扭过头去看李茂才，很为难地说：“这，这可怎么办……”
李茂才走上前来，和蔼地对那个老板说：“老先生，我们大部队随后就到，需要在这里呆上一段时间。我们刚在上海打了三个月的仗，官兵都很累……”
那个老板脸上慢慢地堆满了阴云，眉头皱了起来，带着审视的目光注视着他，似乎不大相信他说的话，他带着疑心重重，而又有点不情不愿的样子，声音里既充满了对抗，还夹杂着委屈和抱怨：“这和我没关系，你们是当兵的，累一点也是应该的。我这里是工厂，是做让人吃的东西的，要讲卫生，它不是营房，不能住人。”
李茂才耐心地说：“老先生，现在是国难当头，你这样做是不明大义，不顾国家、民族利益……”
老板的眼睛猛然瞪大，带着被惊吓，也带着被激怒的口气叫道：“你别拿国家、民族吓人，我不吃这一套。我就是一个小老百姓，我只知道守着我这个家，过好我的小日子，其他的关我什么事？你们想打仗到其他地方打去，反正我不会让你们用我的房子！”
王大猛的声音不高，但里面的威吓的口气谁都能听得出来：“老乡，你说这话就不对了，日本鬼子如果打过来，你还能过好你那小日子吗？你还能做生意吗？”
老板看着他，声音变得迟疑不决：“小年轻，你，你吓我没用，我管，管他日本鬼子不日本鬼子，不管是谁打胜了，他，他们总要吃饭，只要吃饭，我，我这生意就能做下去。打，打仗是你们当兵的事，我，和我有什么关系？”
老板竭力地想让自己表现得见多识广，但他把话说得磕磕绊绊，好像后面有条狗在追着他的声音，声音累得气喘吁吁。说完以后，他长长地吐口气，好像刚刚走了很远的路。
镇长站在一边，干脆袖起了双手，一会儿看看他们，一会儿扭头看看那些厂房，一副看风景的样子，好像这事和他没有一点关系，他就是一个看热闹的路人。李茂才摇了摇头，再呆下去，他觉得自己非要发疯不可。他叫来王大猛，努了努嘴：“二班长，你带人分一下工，留下几间房子让他们住人和放东西，其他的全部征用。”
那个老板愤怒地叫道：“你，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你们这是土匪！现在是中华民国了，我，我要告你们！”
李茂才朝那个镇长努了一下嘴：“你们的父母官在这里，你要告就告吧。”
镇长立刻挺起腰，说：“朱老板，现在是非常时期，你就认了吧。”
这个朱老板又回头看了看李茂才，李茂才抱着胳膊，抬头望着天空，太阳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头顶上压着沉甸甸的阴云，风从北方吹来，他不由打了一个冷战，他的心情比天空中的阴云还要沉重，他不想再开口说话了。如果这个朱老板再不答应，他会再次把手枪掏出来，甚至开枪都有可能。他做梦也没想到，中华民国已经建立二十多年，这里还是首都，居然会是这般模样，这仗还怎么打啊？他的喉咙发痒，突然有种放声痛哭一场的感觉。在上海近三个月的时间里，每天都在死人，一百多号的兄弟，最后只剩下这10多个人，他都忍着没掉一滴泪，但他现在真的想好好地哭一场了。他们这些军人在保护什么样的人民？这样的战争还有什么意义？这仗打下去还有什么希望？打胜了还好说，打败了，他们就会骂军人无能，中国无人，骂完之后，也都认命了，继续远离战争或者做个安份守己的良民，甚至还会主动去当汉奸。
他不想再和他们讲道理了。有时候，你用强硬的手段反而比文明更管用。
老板终于知道事情已经不可挽回，他努力地压抑着不满的情绪，使劲地酝酿着温和的表情，竭力地想让五官发出和解的信号，这让他看上去很可怜，像在雪地里行走的一条老得不能再老的狗一样孤独无助。他比镇长聪明，没有等到丘八把枪掏出来顶在额头上，转换得还比较体面。他的目光像鼻涕一样软软地溜到地上，小声地嘟哝着：“算了算了，算我倒霉，你们不要动我的东西，我自己找伙计干行了吗？这下你们满意了吧！”
李茂才立刻伸出手，招呼王大猛停下来，这个朱老板愿意屈服，愿意成为一只听话的绵羊，那就让他自己动手好了。弟兄们苦战了三个来月，又走了六七百里路，能有时间休息一下，那当然是好事。
连长李茂才一点都不喜欢南京，他抬起头来，看着淳化镇喧闹的街道，看着像是走在梦中的行人们，看着那些耸立在苍白冬日里繁华的楼房，像个孤独夜行的旅客在心里长长地叹了口气，多么盼望着这一切只是一个梦，他们只是南京的过客，匆匆地从这里路过，就是到一个贫瘠的山村整训，也比呆在这个仍旧睡在梦中的城市要好。
对南京来说，战争的味道就是没有味道。
前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四军五十一师三0五团一营二连连长李茂才现在坐在我身边，他九十多岁，但身体很好。老人坐在藤椅中，身子挺得笔直，两手放在膝盖上，像一个标准的军人。老人的儿子说，他每天早上都要出去走上一小时的路，吃饭时还要喝一盅白酒。老人的儿子还对我说，老爷子几十年都是这样，部队那一套，改都改不掉了，比如说吧，每天晚上睡觉时，他都会把衣服按顺序摆好，放在床头，就是冬天，天气再冷，也不会把衣服盖在被子上。老人听到这句话，扭头斜了儿子一眼，嘟哝了一句：“你知道什么？我们那时天天要打仗，晚上要随时出发，衣服按顺序摆在床头，穿起来迅速，当兵的都是这样！”
我是来采访老人所经历的南京保卫战，也许会和南京大屠杀有关，谁知道呢，这得看老人的经历。我和他一样，并不是很喜欢南京。从我18岁到南京一个叫“临汾旅”的部队当兵算起，已经在这个城市待了16年，在这个城市里，我已经三十多岁，但仍然是孤身一人。我对南京的女人并没有恶感，但我还是不想和她们恋爱。
南京是个阴柔的城市。1937年12月的南京，对那些民众来说，并不是一座抵抗之城，只是一个充满死亡和屈辱的城市。
我准备写的这个小说和1937年12月的南京有关。这是解放军出版社一位编辑约我写的。去年我写了一个叫《一个老兵的战争》的长篇小说，他很喜欢，觉得我是个写战争小说的料子。他说，1937年12月的南京永远都会刻在中国人的心上，它像我们民族身上的一块伤疤存在着，你来写个小说怎么样？我想了想，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现在出版个小说很不容易，我得抓住这个机会。于是，我对他说：“好啊，我在南京生活了16年，也一直想写一个这样的小说。”
小说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当然会把这个小说写好的。答应过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好。我准备了很长时间，甚至搞到了许多参加过南京保卫战的国军幸存者的名单，他们很多就住在南京。我打算这个小说先从南京保卫战开始，因此我必须先采访他们。
我今天采访的是前国军连长李茂才。
我对李茂才并不熟悉，只是听说有这么一个人，黄埔军校毕业生，河北人，当过国军，参加过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一身伤痕累累。后来的事情就不大清楚了。他家就在离南京并不远的江宁区铜井镇畔塘村，这是我单位一个同事小时候待过的村庄，他对这个老人的印象就是他曾经参加过国军，此外一无所知，在他儿时的记忆中，这是一个沉默的老人，总是背着一个筐子在村庄里低着头拣粪，别人给他打招呼了，他就站在那里笑笑，几乎没有见过他说什么话。他还劝我不要采访他了，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来，他能说出什么呢？
1937年的幸存者实在太少，我在南京找过两个，但他们已经太老了，往事如烟一样飘散在他们的记忆中，根本就无法把它们组织在一起，断断续续的回忆像战后的村镇一样一地残骸。我只好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在铜井镇找到了李茂才。还费了点周折呢，我到了畔塘村，向一个村民打听李茂才时，他说，他到淳化镇了，说是去看他的老战友。他是你们部队的吗？他参加过长征吗？他打过鬼子吗？他抗美援朝过吗？我还没开口，那人却又转身走了，他其实对此一点都不感兴趣。他只是出于礼貌多说两句话而已，并不代表他真的想听到什么回答。是啊，这和他有什么关系呢？
我怅然若失地打量着这个只有三四十户人家的小村庄，觉得有点奇怪，这个老人为什么没有回到河北老家，却流落到了南京一个偏僻的小村？
我是第二天再赶到畔塘村时才见到老人的。出乎意料的是，他话并不少，但他一开始就误解了我的意思，以为我是来专门写他的。他拄着拐杖，静静地站在冬日的阳光下，听我把来意说明了，咂了咂苍老得几乎成了淡黑色的嘴唇，咽了口唾沫，缓缓地摇了摇头，说，我是参加过南京保卫战，可有什么好说的呢？我忙对老人说，那是一场事关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你们这些抗战的军人是民族英雄。
老人的脖子猛地梗了一下，浑浊的眼睛闪过一丝亮光，目光紧紧地盯着我，带着点怀疑，还带着审视，眉头微微地皱着，仿佛在猜我是在敷衍他还是真心这么想的。我忙朝老人笑了一下，我就是这么想的。他终于相信我了，目光柔和多了，但他还是举起一只手，颤微微地摇了摇，说，你写我没什么意思，我们家虽然现在是村里最穷的，但我们家从前是地主，我是国军军官，反动分子，你有什么可写的？
我以为他要拒绝我了，紧张地看着他，但老人显然并没有那个意思，他的脸上甚至露出一点笑容，像一个慈祥的长者看着自己的孩子一样，喃喃地说，你就写写那些士兵吧，比如说陈傻子，他从小就是苦出身，打起日本鬼子比谁都狠。他当兵连一个月的时间都不到，我们在南京淳化镇打了就那么几天，打得淳化镇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子，每天天空都是红的。我们连活着逃出南京的，就只有三个人，其他官兵全死了。
老人的脸沉了下去，但声音却明显地提高了，说，你写我有什么意思？我都恨不得死在南京才好呢。这都是命啊，我应该在那时就死掉但却没有死掉。还有王大猛、大老冯、赵二狗，你还是写写他们吧。他们个个都是英雄。我这当军官的没什么好说的，仗都是靠那些死去的士兵打的。
我有点不甘心，他说的是实话，那些士兵当然都很重要，但他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军官，他有叙述的能力，他的经历可能会更加惊心动魄。我说了许多“民族英雄”这样的奉承话，但他仍旧不肯讲述自己的抗战故事，他只愿意给我说说那些士兵。我有点失望，这些平庸的名字，他们身上能有什么故事呢？
他的儿子有七十多岁，也是一个弯腰驼背的老人，他趴在他的耳朵边，大声地帮我说话：“爹，你就讲讲你自己吧，你年纪也不小了，裴作家如果把你宣传出去，你真成了民族英雄，以后说不定还能公费看病……”
我有点尴尬，老人现在是一个农民，我只是一个普通军人，我看病有时也不得不自己掏腰包，这个小说出版了，可能会在读者中有些影响，但不可能对老人有什么帮助的。
他的儿子也是一番好意，但老人还是生气了，他用拐杖狠狠地捣着地面，重重地说：“你爹是那样的人吗？我占国家这个便宜干什么？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多少兄弟在我面前死掉了，我这六十多年是白拣的，我还怕个病？笑话！”
他说着咳了起来，脸胀得通红，脖子上露出青筋。我有些紧张，他毕竟是个九十多岁的老人，不能让他太激动，要是万一有个什么事，我可负不起这个责任。老人都像小孩一样，你不能和他对着干，只能顺着他。我忙说：“李老，那你就讲讲陈傻子、大老冯他们的事吧。”实际上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就让老人讲，如果没有什么内容，过一会儿，我再找个借口溜走。我曾在我们军区报社做过一段时间记者，在新闻圈里，最头疼这种死倔死倔的采访对象，你让他讲什么他偏不讲，我们对付他们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赶紧溜走。但这也不能做得太明显了，起码的礼貌还是要有的。
但我一下子就突然听进去了，我凭直觉觉得，老人在1937年的经历很可能就是我要写的这个小说。
老人说，1937年12月的南京就是那个样子，但你能说南京人不好吗？也不能这样说，那时国家就是这样，一盘散沙，民众没什么文化，也没什么知识。我们后来转战到湖南时，那里的农民就以为日本人也是中国人，是从东北来的北方蛮子。你给他们解释日本，半天都解释不清。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们在那个小岛上生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的路翻山过海地到中国来打仗呢？他们既然是外国人，为什么不是蓝眼睛高鼻子白皮肤，为什么会和中国人长得一模一样呢？许多人就是不信，总以为我们是在骗他们呢。
1937年的回忆无疑是沉重的，它像刀子一样划过年事已高的皮肤，布满褶皱的心里一滴滴的鲜血涌出来，苦涩的泪水从眼睛里缓缓地淌出来，他闭着眼睛，让那些泪水滑过布满老人斑的脸颊。这是一个老兵的痛苦，他想起了血肉横飞的战场，还是那些死去的兄弟一样的战友？老人脸上的肌肉神经质地颤抖着，他把手放在膝盖上，想竭力地把胸膛挺直，保持一个军人的尊严。但他太老了，他的手在不停地抖动着，无论如何用力，xiōng部仍旧向前塌陷着，背向后拱起。老人咳了一下，喉结蠕动着，发出粘稠的声音。他的挣扎是徒劳的，岁月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老人的儿子担心地看了看他，又带着哀求的目光看着我。
我慌慌地站了起来：“李老，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吧，你好好休息休息吧。”
老人猛地抬起了头，把手举了起来，招呼我坐下，声音很低，但很坚定：“你坐下，我今天还能再讲一些。我想通了，我要把我所经历的，我所知道的，都讲给你听，如果你能写出来，把它留下来，我死了也值了。”
老人的口气不容置疑。我只得赶紧坐下，我也很想听老人继续讲下去。
那么多事，那么多人，它们像潮水一样涌上来，哗哗地在记忆之海里回响着，回忆从哪里开始呢？
老人说，就从陈傻子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