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泽清的整个动作，快若霹雳，而在他看清眼前来人之后，紧张的脸庞一下子就松驰下来。

推剑入鞘，刘泽清埋怨道：“天如兄，你要把人吓死啊！”

来客年四十左右，面相十分清秀，脸庞和眼神都是有典型的文人气质，看到刘泽清的反应，他只是仰首大笑起来。

这个“天如兄”，便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清流领袖人物之一，在江南一叶能拥有呼风唤雨的力量，虽然不是朝廷高官，而实际能量足能影响到朝政的大名士之一，赫赫有名的复社创始人和社首……张薄张天如！

早在刘泽清当上总兵官之前，张溥在往北京的路途中经过兖州，结识了当时在兖州驻防，正在兴起途中的刘参将。[

以刘泽清在兖州士族家里当过仆人和门客，后来成为衙门里混事的捕盗弓手的能耐，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本事非常了得，自是哄的张溥对他十分的欣赏，认为他是武人中识得文墨，懂得经义，知道忠义的良将，从那时候起，张溥替他扬名，替刘泽清谋上位的手段就开始了。

登莱一战，别的武将捞的好处哪里能及得上刘泽清一半？太子太师，左都督，总兵官，武职官除了封爵外的一切好处，有张溥的摇旗呐喊和支持，加上张岱等复社中人的吹捧，刘泽清虽是武夫，声名却直入朝堂！

到如今，刘泽清终于要跨下张溥等人早就预先替他设计好的一步，张溥的脸上，也是满满当当的全是欣慰的笑容。

“天如兄，请上座！”

对着张溥，刘泽清刚刚那种市侩嘴脸一下子就全消失不见了，还有那种身为大帅，生杀予夺的威武霸气也是一点儿瞧不着了，整张脸上，也就只剩下友好和热诚。他站起身来，亲自替张溥搬来椅子，请这个老朋友坐下，自己反主为客，竟是坐到了张溥的下首去。

“这怎么好呢？”张溥人是坐了下来，笑着道：“我在这里成恶客了。适才进来，因为想瞧你做什么，叫你家的总管莫要声张，你可不要怪他们啊。”

“这怎么会。”刘泽清潇洒一笑，答道：“我不至于这一点雅量也没有。再说，天如兄是何人，那是我刘某的大恩人，我的家不就是天如兄的家一样？”

“哈哈，言过了，言过其实了。”

“天如兄此来有什么要紧事，是路过北上入京师吗？周先生没有复位，这真是太可惜了！”刘泽清对复社和东林的动向一直很关注，京城的官场变迁当然也是他关注的重点，周延儒没有成功复首辅之位，老朽范复粹却成了首辅，这叫刘泽清微觉沮丧。

“呵呵，鹤洲啊，鹤洲！”张溥很感慨的拍了拍椅子的靠手，微笑道：“天子的心思，瞬息万变，但这万变，不离其宗，你难道没有想到，为什么周挹斋没有现在就被召回京师么？”

“这个，我实在想不到。”

“还是天子要看杨文弱在湖广的所为，如果再立大功……”

“那，周先生不是危险了？”

刘泽清大为色变，东林党和复社是他的背后靠山，张溥是最大的盟友，而张溥和周延儒现在也是政治上的盟友，时人尽知。如果杨嗣昌直入首辅掌内阁枢机，周延儒回不去，他的靠山也就靠不住了。

“呵呵，这新功哪里是这么好立的？”

张溥再次呵呵一笑，一副智珠在握的模样，他缓缓道：“去年东林四公子之一的吴次尾从京师回南，沿途所见，触目惊心。河南与鲁南，湖广北部一带，受旱之重，为国朝近三百年来从所未有之事。年逾两年，几乎寸雨未落，赤地千里，百姓户口十不存一，一县一万余户，仅余不足千户，而丁口赋税，仍然不得减免，鹤洲，我问你，这样的情形好比什么？”

“好比是坐在炸药桶上啊……”

“嗯，是的，你说的不错。”提起这般惨事，张溥脸上也有一点不忍，但还是侃侃道：“河南南阳几府，还有皖北一带，也是饥民处处。剿贼，武力只是三分，要紧的还是政治清明，地方官所用得人，赋税也要减免几分……这事儿，吾辈同仁已经数次上书，言及民间之惨，请皇上加以赈济，不过，效果极差啊。”

这种深层次的交流，刘泽清就有点楞神了，他关注的只是人事层面上的事，对政治和军事上的根本之事，那就缺乏了解和关注了。[

其实当时的士大夫也并不是没意味到民间疾苦，也不是没有看到民间惨况，而且也是知道这种状况再继续下去的危险程度是与日俱增的。在崇祯十一年到十三年，这三年间，河南一省受灾最重，湖北北部和皖北其次，在这广大的数千里方圆的地方，到处都是饥饿的流民，到处都是逃难的百姓，土地龟裂，生民十不存一，耕牛种子死光吃完，种种凄惨情状，令人见之而忍不住泪下。

这种程度的灾害，官府就算加以赈济都免不了会产生问题，更何况从十二年底到十三年就开始加征练饷！

七百多万两白银的练饷！

此时三饷已经全部加齐，一共是两千余万两的赋税，这些赋税并不是加在宗室或是外戚身上，也没有加在士绅和巨商的身上，而是加在了农民和普通商人的身上！

天下骚乱，用刘泽清的说便是坐在了火药桶上！

这些事实，张溥并不是不知道，但也是屁股决定立场，他和他的同伙们，也就是那些以直言敢言以清流自诩的士大夫们，上书言事时，极尽百姓之惨，请皇帝减赋减税，修省敬天，但舍此之外，真正问题的□□他们却是提也不提。

唐宋元明清，这五个王朝，两个是异族建立，三个是汉人王朝，亡国的原因错踪复杂，但只有明朝是亡在财政崩溃上，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究其根本性的原因，朱元璋设定的体制当然是最要紧的原因，那种各自为政的计税和收税方式，湖州的百姓要自己把粮食送到驻在高邮的卫所军中，海南的某个县要替北京的城防工程烧制砖头五十块，然后自费送到北京，烧砖的部门直接和户部打交道……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情吗？国家的户部说是天下财计所在，但其实除了收入和支出外，毫无其它的度支功能，没有统筹和精细化管理的职能和能力，在国家承平之时尚且不乏财政危机，在到了天灾和人祸一起来的时候，崩溃也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而在这一链条中，皇室、宗室、勋戚、太监、文官，对财政压力最大的毫无疑问是文官阶层，以及提供文官的士绅阶层。

明末的皇室用度已经十分俭省，如万历年间福王加冠之国用银数百万的事情已经不可能再发生，崇祯已经尽发内帑，而国库一贫如洗，明明加三饷苦害天下，相同的征收额度，清朝却能平安无事，这其中的奥妙已经是不言自明。

明清更替，最大的不同第一是在宗室之上，数十万宗室的养育费用被俭省下来，而清朝的财政收入在国初就有近三千万两，百姓却能承受的住，却是因为清初就用最残酷的手段打压过江南的士绅，在纳粮额度和商税征收上，清对士绅阶层的征收额度远过于明！

这，就是奥妙所在！

明朝对士大夫阶层的无底线的宽容和放纵，这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士绅拥有无限的特权，而且这种特权可以传诸子孙！一代中式为进士，世世代代都可拥不完粮纳税，一个家族一旦出了一个进士，很可能成为百年以上的旺族！

在江南，这种家族制的成功放眼各州府到处都是，两百年以上的旺族都比比皆是，甚至有一些家族在江南的小城中世代把持着中进士的名额，当地的财富，自然也就源源不断的流向那个家族的手中。

士绅不完粮纳税，一旦中举便是如此，只要传出音信，其宗族或是外人就带着田契前来投奔，然后这些人就成为佃户，隐户，从此国家就收不到他们一文钱的赋税，而他们只需给进士主人交纳田租就可以了。

虽然还是要交租，但算起来不需要向国家纳税，不受黄榜和白榜的骚扰，没有力役，这样算来当然比给国家纳税要合算的多！

除了田地，在明朝中后期后，士绅与富商勾结的情况也是十分普遍，大名士和东林领袖钱谦益在无锡一带有大量的庄园，同时还投入股本加到海商里去，海上贸易获得的利益当然十分巨大，钱谦益一次能带两万银子入京，在当时是巨额财富，不经商的话，岂能轻易获得这样巨大的财富？

士绅经商，却不纳商税，明朝的税制复杂而税率偏低，象和买这样的陋规可操作的地方太多，大富商和士绅肯定不会纳商税，过税关时也可以避税，这样就是把极低的税率转嫁到了平民商人身上，在崇祯年间，普通的商人也是遭受着和农民一样的困苦。

三饷加而民间崩溃，其最大的奥妙，也就在于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