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国国债组成的资产发生帐面亏损，由于日本是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体量大，外资进出方便，因此大量资金为了躲避汇率风险而进入日本国内市场，当时日本政府为了补贴因为日元升值，而受到打击的出口产业，开始实行金融缓和政策，於是产生了大量过剩的流通资金。

然而，赵卫东知道，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的事实是。

其实在“广场协议”升值的“黑名单”上，除了日元外，德国马克、法国法郎、英镑也赫然在列。

当然在所涉及四国中，德国和日本最具有可比性。

这是因两国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制造业都对两国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两国的经济在战后增长都很快，并在“广场协议”签订之前相继成为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

“广场协议”中明确规定。

不仅是日元，德国马克、英磅、法郎也应大幅升值，事实也是如此。

回顾一下历史，看看“广场协议”前后。

日元、德国马克、英磅、法郎对美元的汇率变化，在广场协议签订后短短的两年内，美元对日元和德国马克贬值幅度超过50％，对于英镑和法郎的贬值也接近50％。

当然升值幅度最大的还是日本、徳国。

日元兑美元到1987 年年底时已接近升值 100％，但是并非仅有日元升值，德国马克也升值了，且比日本还升值得更多，达到101.27％。

到1988年后，德国马克的升值率。

相比于日元升值幅度有所收窄，但与“广场协议”签订时的1985年相比，其升值幅度仍然达到70.5％。

为何广场协议只拖垮了日本？

由此可见，美元的贬值，并不只针对日元，还有联邦德国。更要紧的是，两个币种贬值幅度也非常接近。

所以，赵卫东认为，那种“日本为美元贬值单独买单”的论调。

还是值得商榷的。

同样，将“广场协议”之后日本大泡沫，乃至之后20年经济萧条的原因，归咎到日元升值的论断，赵卫东认为这也过于武断。

泡沫的形成是三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要素：人性的贪婪。

从这点而言，德国和日本具有很强的可比性，都具有很强的动物精神。

事实上这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当时，两国人民的表现完全符合“乌合之众”的定义。

可以断言，德国人和日本人的人性是趋于一致的。

事实上何止德国人和日本人，中国人、美国人，乃至整个人类何尝不是如此呢！投机泡沫既曾爆发于荷兰，也曾爆发于法国、英国、美国、日本、东南亚、科威特，同样曾爆发于中国。

从这点可见，人性贪婪并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差别，而是人类的共性。

再来看第二个要素：外部冲击力。

于两国而言，当时面对的诱发因素也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两国都在承受着由“广场协议”而造成的汇率波动。

问题来了，同样的人性，同样的本币大幅升值。

为什么德国没有爆发大泡沫，而日本却爆发了呢？

赵卫东知道，合理的解释是，两国在信用扩张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

从1986年1月开始到1987年2月。

日本银行为应对升值萧条，防止通货紧缩，连续5次降息，一直将中央银行再贴现利率由5％下调到2.5％，这不仅是当时的日本历史最低利率水平，也是当时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最低的水平。

与此同时。

1987年日本政府减税1万亿日元，追加5万亿日元的公共事业投资，后又补充了2万亿日元的财政支出。

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使得日本的货币供应量持续上升，造成日本国内过剩资金剧增。

反观相同时期的德国。

在马克大幅升值的前提下，同样也采取了信用扩张的货币政策。

于1987年1月将短期法定利率下调至3％。

但需要注意的是，与此同时，德国人却在财政政策上采取了紧缩政策。来自德国统计部门的数据显示，德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从1982年的3.3％逐年递减至1987年的0.4％。

到了1987年年中，日本与德国纷纷摆脱了“广场协议”汇率升值带来的压力，经济开始趋于好转。

与此同时，经济中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也在增加。

此时，日本和德国均面临着是继续遵守“卢浮宫协议”，维持低利率、协调各国汇率的政策，还是为抑制国内可能发生的泡沫和通货膨胀，而采取提高利率政策的矛盾选择。

1987年2月卢浮宫协议。

主要为解决美元过度贬值对世界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日元对美元出现短暂性的大幅度贬值。

日本政府当时的态度和采取的措施是。

继续采取维持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

而德国则采取了提高利率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在1987年10月14日将短期利率提高至3.6％，同月15日再次提高至3.85％，到了1988年，西方各主要国家的经济都出现了良好的势头，经济增长率均高于1987年的水平。

日本也由1987年的4.3％上升至1988年的6.2％。

德国则由1.5％上升至3.7％。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中央银行先后在1988年7月、8月和1989年1月、2月四度提高利率，恢复到了4.5％的正常水平。

而日本则继续维持在2.5％的低利率水平。

直到1989年5月才首次将利率提高0.75个百分点。

这比德国晚了足足10个月。

受此政策影响，日本的信贷供应不断增长。

截至1990年3月，日本银行5年内总放贷金额增加了96万亿日元（折合7240亿美元），除此之外，消费信贷公司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加入信贷扩张的行列。1985年时，这类机构放出去的地产类贷款为22万亿日元，到1989年年底时，已增至80万亿日元（折合6000亿美元）。

这些钱，一股脑地都跑到股市、楼市中去了。

为此，认为日本败于美国经济阴谋的日本经济学家吉川元忠，在其所著的《金融战败：发自经济大国受挫后的诤言》一书中，也不得不承认道，当时日本经济泡沫的生成，主要是由日本政府长期实施低利率的信用扩张政策所导致。

事实上，由于日本政府的低利率的扩张政策是一大败笔。

让社会上流通的资金过多，才过度摧生了巨大的经济泡沫，才把整个国家置之于危险的境地。

赵卫东知道，随着巨大泡沫的产生。

而且日元又大幅升值，日本的社会财富急剧膨胀，出现了赶超美国的态势，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全社会的资产价值翻了一番。

这是多么大的一笔财富啊。

仅仅短短的三年时间，就实现了这个价值。

日本政府被这虚假的繁荣，冲昏了头脑，全国的百姓也被眼前巨大的馅饼砸晕了，家里的房子价值越来越高，手中的股票翻着个往上涨，所有人都在赚钱，所有的人财富都在不断增长。

没有发现其中潜藏的巨大危机。

从1985年开始，随着利率的降低。

日本经济出现流动性过剩的萌芽。

1985年末，日经225股价指数收于13083点，1989年末收于38916点，四年间日经225指数累计上涨197.45％；1987年底，日本股票市值竟然占到全球股市总市值的41.7％，并赶超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1989年底股票总市值继续膨胀至896万亿日元。

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60％。

当日本股市泡沫一路凯歌高奏之时，日本房地产价格也正在疯狂，不断上涨。

据日本不动产研究所的调查记录。

日本6大主要城市的商业区地价指数，若以1955年为100，到1965年则上涨超过了1000，到1988年则超过了10000，也就是说，日本城市房地产价格在33年间上涨了100倍，而同期名义国民生产总值上涨却不足40倍，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上涨不到20倍。

1990年高峰期时。

东京商业区的地价涨至1985年的2.7倍，住宅区地价则涨至1985年的2.3倍。

此时有很多的日本人甚至扬言。

因资产飙升，卖掉日本列岛，可以买下整个美国。

而美国则借由美元贬值等因素，成功转移了外债负担，吸纳了大量资金，充分利用这个缓冲期，发展以信息电子产业为龙头的新经济。

1987年美国暴跌之后。

日本股市率先恢复，并且带动了全球股市的回升。

此后，日本股市一直呈上升态势。

1987年1月，东京证券交易所证券时价总额突破300万亿，日经指数1月突破2万点，6月突破2.5万点大关，1988年初，大藏省打出“以特定金钱信托强化基金托拉斯弹性”的方针，给法人投资者注入了强心针，鼓励法人投资者，股票市场创出新高。

8月，为了防止内部交易。

颁布《日本证券交易法》新增了“中国墙”的规定，要求各公司内部把交易部门和投资咨询部门分开。

1989年，日本银行逐步调高利率。

1989年12月，东京交易所开市的日经平均股指高达38915点，这也是投资者们最后一次赚取暴利的机会。

进入90年代的第一个交易日，股市价格旋即暴跌。

到1990年10月，股指跌破20000点。

1991年上半年略有回升，但下半年跌势更猛。

1992年4月1日东京证券市场的日经平均指数跌破了17000点，日本股市陷入恐慌。

8月18日降至14309点，基本上回到了1985年的水平。

到此为止，股指比最高峰期下降了63％，上市股票时价总额由1989年底的630万亿日元降至299万亿日元，三年减少了331万亿日元，日本股市的泡沫彻底破灭。

有资料显示。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价每上下100点，就意味着日本的投资者们，拥有的金融资产增减20兆日元。

日本股市和房地产两方面的损失高达6万亿美元。

当年美国储蓄和借贷危机损失约3500亿美元，第三世界债务危机使西方银行损失约1500亿美元。

这些与日本“经济泡沫”造成的损失相比。

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对于这次日本的危机情况，赵卫东可以说是非常了解，各关键的时间节点也都一清二楚，布局起来肯定是得心应手，相信有赵卫东的努力，日本这一次的经济危机损失肯定会加倍。

赵卫东也就可以从中获取无数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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