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规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值宿中书省，以便随时召见，垂询民间疾苦和施政得失，百官遂自励廉能，直接提高政府效率，一时政治清明，贞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基本没有贪污的历史时期，这也许是唐太宗最值得称道的政绩。

在唐太宗统治下的中国。

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份，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

尢为可贵的是：

唐太宗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震慑贪污犯，而是用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

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

让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

唐朝的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

唐太宗在位期间使隋朝的制度更趋於完善。

如中央朝廷方面延续了三省六部制，却加特设政事堂，以利合议问政，并收三省互相牵制之效。

地方上沿袭了隋代的郡县两级制，但又把分全国为十个监区。

此外，行府兵制，寓兵於农；均田制、租庸调制、科举制等，都没有照帮照套，而都有丰富完善发展。

这些措施提高了行政效率，扩大统治基础。

他还下令合并州县，革除“民少吏多”的弊利，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

唐太宗可以是非常高明的帝王，就是很好的政治制度，他还有能力发现其中的不足，并且能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且还能丰富完善，创造出一套非常好的政治制度。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

他曾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

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

维护法律的划一和稳定。

在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太宗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

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

由于太宗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法制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据史书记载，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几乎达到了集权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罚。

据史书记载：

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

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

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贞观时期的社会秩序稳定。

最少的一次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

贞观六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

这一年的岁末，唐太宗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第二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

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

那时的中国政治清明，官吏各司其职，官吏中基本没有腐败，因此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什么怨气，而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人也就少之又少。

很明显李世民是一个非常高明的领导者。

太宗实施的各项善政，能够让使官吏既清廉又能干事，社会安定，人民丰衣足食，经济发展迅速，形成中兴的局面。

能够在1500年前做出如此突出成就。

而且太宗施政有方，选贤问廉能，克己纳谏，成为一种良好的政治风气，后来历代有为的治国者，都非常仰慕“贞观政风”而力图仿效。

太宗用人唯才，不问出身。

而且利用重修《氏族志》，以功臣代世胄，科举代门第，逐渐改变了魏晋南北朝以来重视门第的风气，世家豪族轮流掌政的恶习，广开平民入仕的机会，为国家聚积更多人才。

以民为本的思想，广开言路，虚怀纳谏的胸襟。

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准则。

铁面无私，依法办事的气度，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基本特色，成为古代集权治世最好的榜样。

李世民可以说是开创千古第一盛世。

唐朝在当时与世界各国相比，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超过不是一点半点，而是巨大的超越。

后人高度评价李世民的大德有：

一是谦虚纳谏，二是知人善任，三是恭俭爱民，后世的君王之德再没有超过他的，而且贞观的体制完善，后世没有那个朝代可以超过的，贞观的人才济济，也是后世远不能及的。

美籍华人学者张绪通更加形象的说道：

“整个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朝代，这两个帝国是当时全部地球文明中最健康、最幸运、最先进的国度。监狱是空的，遗落在街道上的贵重东西没有人捡，所有国民充满自信。历史学家把这两个朝代称为中国的黄金时代。”

美国明道大学校长、道学基金会主席张绪通所说的两个朝代。

就是汉朝和唐朝，这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事情。

其实，赵卫东认为中国还有一个朝代，开创了封建王朝的奇迹，比汉朝和唐朝的成就更大。

只是了解的人并不多，而且毁誉参半。

他就是隋朝，这个存在只有38年的短命王朝，开创者是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历史上称之为开皇之治，取得的成就完全超越于贞观之治，有很多方面更是远远超出。

开皇之治是中国隋文帝在位二十多年时开创。

当时社会民生富庶、人民安居乐业、政治安定。

隋文帝杨坚崇尚节俭，节省各级官府开支、废除了不必要的杂税并设置谷仓储存食粮。

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户口三百五十九万九千户，到隋世祖大业五年(609年)，有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有四千六百零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人。

相对比之下，做为封建王朝的典范。

贞观之治的差距就显而易见了。

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有户二百九十万，到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户口才有三百八十万，还不到隋朝胜极时的二分之一，由此可见的隋朝的富庶与强盛。

大家都知道人口的增长，是和国家百姓的富裕程度密切相关的。

老百姓富裕了，人口就大幅度增长了。

老百姓贫困了，养不起孩子，生育率必定下降，从出生率来说，唐朝贞观年间，老百姓的富裕程度远不及开皇年间。

隋文帝时，农民的负担大幅减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高。

由于隋文帝进行了政治、经济上的整顿改革，既强化了中央集权，又非常有效的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短时间内社会出现了迅速繁荣的景象，人口出生率出现了暴发性增长。

606年，全国户数达890多万户。

在短短的二十六年时间内，人口增长达到惊人的149％，这个中国五千年以来所没有过的惊人奇迹。

而在唐贞观二十四年间，人口增长只有31％。

而且这个奇迹，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绝对没有人能够突破。

开皇年间垦田面积不断扩大，修复了许多水利工程，粮食产大幅增长，隋代仓库丰盈。

隋文帝末年，"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

如此巨大的成就，让赵卫东感叹不已。

一个封建帝王既让老百姓生活富裕，还能够在不长的时间里，收积储备了足够让全国百姓吃五、六十年的粮食，就是唐朝建立二十多年，还在使用隋朝储备的粮食，这是何等伟大的成就。

隋代官仓的丰实情况，真实的反映了农业生产发展的程度。

开皇之治是隋朝隋文帝在位二十多年时开创，当时社会民生富庶、人民安居乐业、政治安定。

自开皇九年，杨坚统一天下后，即以富国为首要目标。

采取轻徭薄赋政策以解民困，在确保国家赋税收入之同时，稳定民生。

隋初经历南北朝战乱，民生疲弊，因此杨坚接纳司马苏威建议，取消了盐、酒专卖及入市税，以后又多次减税，极大的减轻百姓负担，促进国家农业生产，稳定经济发展。

有历史学家认为，隋朝之所以能储积惊世的粮食。

是因为隋朝统治者，重敛于民，才能够聚敛如此巨量的粮食。

赵卫东认为，这个说法绝对是错误。

其实横征暴敛，绝对会严重打击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是不可能收到非常多的粮食的，也可以说欲速则不达。

反而采取减轻农民负担，激发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反而能够收积到更多的粮食。

可以这么说，隋文帝极为出色的才能，并不是平常人能够理解的，而他做出的成就又太过惊人，实在让人无法想象。

赵卫东知道，这样惊人的才能可以说是举世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