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起身,“德国仔”把公文包一扔,一把将我搂进怀中。我感觉到他那强健的双臂,有点含胸而又温暖的胸膛。他紧紧地搂住我——还从未有人搂我如此之紧。在这座富丽堂皇的大堂里拥抱这么久,也许很有点不妥,人们都在瞪大眼睛盯着瞧。但生平第一次,我不在乎。
他把我从怀里放开,好端详我的面孔,摸摸我的脸颊,又再次把我拉到身旁。隔着他的条纹衬衣,我感觉到他的心跳得跟我一样快。
“在你脸红的一刹那,我就明白了,你看上去一点也没有变。”他轻抚着我的头发,仿佛轻抚皮草,“你的头发……颜色变深了些。你不知道我曾经多少次在人群中找你,也不知道我曾经多少次以为见到了你的背影。”
“你告诉过我,你会找到我的。”我说,“还记得吗?那是你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很想……我试过了。但我不知道去哪里找,接着发生了许多事情……”他难以置信地摇摇头,“真的是你吗,妮芙?”
“嗯,是的……但我不叫妮芙了,”我告诉他,“我叫薇薇安。”“说到这事,我也不叫‘德国仔’了,不叫‘汉斯’,我叫‘卢克’。”
我们都放声大笑起来,笑我们共同的经历是多么荒谬,也笑久别重逢是多么欣慰。我们紧攥着对方的手不放,好似两个从海难中生还的幸存者,惊讶着我们居然双双熬过了大劫。
一大堆问题涌上了喉头,我反而说不出一句话来。我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德国仔”(现在是卢克了)说道:“这太疯狂了,但我不能久留,我有个演出。”
“一个‘演出’?”
“我在这家酒吧弹钢琴。这份差事还不坏,如果没人喝醉的话。”
“刚才我正想进酒吧呢。”我告诉他,“我的朋友们在等我。我们说话这会儿,他们说不定已经喝得醉醺醺了。”
他拿起公文包。“真希望我们可以溜掉。”他说,“去个什么地方聊一聊。”
我也一样——但我不愿意让他为了我危及他的工作。“我会等你演出结束,然后我们再聊。”
“等那么久,真是要我的命啊。”
我跟他一起进了酒吧,莉莉和小艾双双抬起头,脸上满是好奇。屋子里一片朦胧、烟雾蒙蒙,配备着带花朵图案的紫色长毛绒地毯和坐满了人的紫色皮质长椅。
“真有你的,姑娘!”理查德说,“你可一点也没有浪费时间呢。”
我在他们那桌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按照服务生的建议点了一杯“金菲士”,全部心思都落到了“德国仔”的手指上——从这里,我可以望见他十指翻飞,灵巧地从琴键上拂过。他勾下头,闭着眼睛,用清亮的嗓音低声唱起来。他弹奏着人人皆知的歌曲——格伦·米勒、阿蒂·肖和格伦·格雷的音乐,比如《棕色小壶》和《天堂可以等》之类经过改编、改头换面的歌曲,又为坐在酒吧高脚凳上、头发斑白的男人们演奏一些流行的老歌。他不时从公文包里取出乐谱,但大多数时候似乎还是不看乐谱靠记忆弹奏。酒吧里有一小群上了年纪的女人,手握着皮夹,头发精心做过,也许是从郊区或外地远道来城里购物的。当他叮叮咚咚弹起《月光小夜曲》时,她们露出了笑意,叽叽喳喳地聊起来。
众人的闲谈一波波传进我的耳朵,可惜遇到我本该答话或者给笑话捧场的时候,就时不时地冷场——我压根儿没专心听。我怎么专心得起来?“德国仔”正借琴表意,而此时此刻,如在梦中,我听懂了他的心声。这一路走来,我一直如此孤独,活生生与过去一刀两断。无论我多么努力去试,却总觉得陌生而格格不入。可是现在,我竟碰巧找到了同气连枝的局外人,一个无须言语便与我心意相通的人。
众人喝得越多,点的歌就越多,“德国仔”的小费罐也越涨越高。理查德的头已经埋进了莉莉的颈窝,“小艾”几乎坐到了一个男人怀里——那男人头发花白,是从酒吧另一头逛过来的。“《飞越彩虹》,”36她高喊一声,“你知道那首歌吗?那部电影里的?”
“德国仔”点点头,微微一笑,十指从琴键上拂过。从他弹曲的模样我看得出,以前一定有人点过这首歌。
当理查德大惊小怪地看表时,离他收班的时间只剩下半小时了。“见鬼,恕我言辞粗俗。”理查德说,“时间不早啦,明天我还要去教堂呢。”
大家哄堂大笑。
“我也准备上床睡觉了。”莉莉说。
小艾窃笑道:“什么‘睡叫’?”
“我们赶紧走吧。我还得去取我放在你房间里的玩意儿。”理查德对莉莉说,边说边站起来。
“什么玩意儿?”她问道。
“知道吧,那玩意儿。”他说着对小艾使个眼色。
“他得去取那玩意儿。”小艾醉醺醺地说,“那玩意儿啊!”
“我还不知道旅舍房间会放男人进去。”我说。
理查德搓着拇指和食指:“轮子沾点油水,车才跑得快。如果你听得懂我的意思。”
“接待员不会拒绝油水。”莉莉点破他的意思,“还是告诉你一声的好,说不定你想跟那边那位白马王子一起共度欢乐时光呢。”她和小艾笑得乐不可支。
我们约好次日中午在女子旅舍的大堂碰头,他们四人便起身离开。不过大家又改了主意,理查德知道一间深夜两点才打烊的酒吧,他们这就动身去那里。两个姑娘穿着高跟鞋摇摇晃晃,偎在男人身上东倒西歪,两个男人倒似乎万分乐意让她们靠一靠。
刚过午夜时分,酒店外的大街灯火通明,却空无一人,仿佛布置妥当、正在等待演员的舞台。昔日的“德国仔”眼下成了什么人,我几乎一无所知,他的家庭和少年时代我也一无所知。但这并不重要。我不在乎带他回房间看上去多么不妥,我只想跟他多待一会儿。
“你确定吗?”他问道。
“非常确定。”
他往我手里塞了些钞票:“拿去吧,给接待员,是我收到的小费。”
四周寒气袭人,“德国仔”把他的外套披到了我肩上。我们牵手而行,感觉再自然不过。越过低矮的楼房望去,点点繁星在丝绒般的天空中闪耀。
到了前台,接待员说(现在接待员换成了一个年纪大的男人,粗呢帽遮住了他的面孔):“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吗?”
奇怪的是,我一点也不紧张:“我的表哥就住在城里,可以带他上去坐一坐吗?”
接待员透过玻璃门打量着站在人行道上的“德国仔”:“表哥,是吧?”
我从办公桌上递过去两美金钞票:“多谢你了。”
接待员用指尖把钞票拨过去。
我向“德国仔”挥挥手。他打开门,向接待员行个礼,跟着我进了电梯。
在我那间小屋诡异朦胧的灯光下,“德国仔”解下皮带,脱下衬衣,挂在唯一的一张椅子上。他穿着背心和长裤在床上舒展四肢,背对着墙。我倚着他,感觉着他那紧贴着我的身躯。他温暖的气息拂上我的脖子,他的手臂搂着我的腰。我琢磨了片刻:他会不会吻我呢。我希望他吻我。
“这是真的吗?”他低声说,“这不可能,不过我一直梦想着这一天。你呢?”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从来不敢想会有与他重逢的一天。在我的经历之中,当你失去某个在乎的人,他们便会杳然无踪。
“过去十年里,你遇到过的最妙的一件事是什么?”我问。
“再次见到你。”
我微微一笑,紧贴着他的胸口:“这件不算。”
“第一次遇见你。”
我们都笑了:“这件不算。”
“嗯,除此之外,”他若有所思地说,嘴唇贴着我的肩膀:“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事吗?”他将我拉近了些,一只手搁在我的腰上。尽管我从未有过这种经历(连单独跟男人待在一起也没有几次,更别说跟一个只穿背心的男人在一起了),我却并不紧张。他吻我时,我整个人都在震颤。
过了片刻,他说:“我想,最妙的是发现我自己还有些专长,在弹钢琴方面。我一度是个空心人,没有自信,弹钢琴让我在世上有了立足之地。嗯……我生气、难过,甚至开心的时候,就可以弹钢琴。连我自己也难以说清自己的感受时,琴声却可以替我传情达意。”他轻笑一声,“听起来很荒唐,对吧?”
“不荒唐。”
“你呢?你最妙的经历是什么?”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问他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答不上来。我支起身,盘腿坐到小床的床头。“德国仔”也挪了挪,在床头另一边靠着墙。我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我告诉他,自己在伯恩家是多么孤独、多么饿,在格罗特家是多么悲苦。我告诉他,我多么感激尼尔森夫妇,但与此同时,有时候在他们身旁,我又感觉多么按部就班。
“德国仔”则把他离开格兰其大厅后的遭遇告诉了我。与农夫和他妻子同住一个屋檐下的生活果然跟他担心的一样糟。他们让他睡在牲口棚的干草堆上,如有怨言,就会挨打。他在伺候干草的时候出了意外,肋骨骨折,农夫夫妇却一直没有叫医生。“德国仔”跟他们一起生活了三个月,终于逃跑了。因为一天早上,农夫把他从梦中揍醒,说是一只浣熊钻进了鸡舍。“德国仔”又痛又饿,肚子里长了寄生虫,一只眼睛还感染着,结果倒在前往城里的路上,被一位好心的寡妇送进医院去了。
但农夫说服了当局,声称“德国仔”是个不良少年,必须严格管教,于是当局又把“德国仔”送到了农夫家。“德国仔”又逃跑了两次,第二次恰逢暴风雪,而他居然没有冻死,也算是一桩奇迹。他撞上了邻居的晾衣绳,结果救了他一命。次日早晨,邻居发现了牲口棚里的“德国仔”,跟农夫做了笔生意,用一头猪换来了“德国仔”。
“一头猪?”我说。
“我敢肯定他觉得这笔生意很划得来,那头猪可肥了。”
用猪换回“德国仔”的农夫名叫卡尔·梅纳德,是个鳏夫,儿女已经长大成人。他让“德国仔”干杂活,但也送他去上学。当“德国仔”对鳏夫的亡妻曾经弹过、现在却已积满灰尘的立式钢琴感兴趣时,农夫请人给钢琴调了音,又找了个老师到农场教授“德国仔”。
十八岁的时候,“德国仔”搬到了明尼阿波利斯。他对在乐队和酒吧弹钢琴的活儿来者不拒,找到一宗就接一宗。“梅纳德想让我接手农场,但我知道我不是那块料。”他说,“说实话,我很感激自己有份能派上用场的本事,也很感激能自力更生。长大成人真是一种解脱。”
我还从未这么想过,但他没有说错:长大成人确实是一种解脱。
他伸手轻抚着我的项链:“你还留着呢,真是让我心有所信呢。”
“信什么?”
“上帝吧。不,我不知道。生存。”
清早五点左右,窗外的夜色渐渐透出熹微的晨光。他告诉我,八点钟他要去班纳街的新教圣公会教堂为礼拜演奏管风琴。
“你想到时候再走吗?”我问道。
“你希望我留下吗?”
“你怎么想?”
他靠墙伸个懒腰,把我拉到身旁,再次贴着我蜷起来,用胳膊搂着我的腰。躺在那儿与他呼吸相闻,我能听出他沉入梦乡的一刻。我闻着他身上的须后水香、发油香。我伸手握住他的手,攥住他修长的手指,与他十指交缠,回想着命运是如何引我一步步走到他身边。如果此行我没有来,如果我已经先行吃过晚餐了,如果理查德把我们带去了另外一家酒吧……这盘棋有千万种下法。但我不禁寻思,我所经历的一切都通向今天这一步。如果没有被伯恩夫妇挑中,我就不会落到格罗特家,遇见拉森小姐。如果拉森小姐没有带我结识墨菲太太,我就永远不会遇见尼尔森夫妇。如果我没有与尼尔森夫妇一起生活,与莉莉、小艾一起上大学,我就永远也不会到明尼阿波利斯过夜——很有可能,永远也不会再与“德国仔”重逢。
我的一生,感觉处处偶然,一次次偶然地失去,一次次偶然地相遇。然而生平第一次,我感觉眼前仿佛宿命。
“嗯,”莉莉追问道,“出了什么事?”
我们正在回赫明福德的途中,小艾在后座上摊手摊脚哼哼唧唧,戴着一副墨镜,脸色泛青。
我打定主意不松口:“没出什么事啊,你那边怎么样?”
“别转移话题,姑娘。”莉莉说:“不管怎么说,你是怎么认识那小子的?”
我已经打好了腹稿:“他到店里来过几次。”
莉莉将信将疑:“他去赫明福德做什么?”
“他卖钢琴。”
“哼。”她显然并不相信,“好吧,你们俩似乎很合得来嘛。”
我耸耸肩膀:“他人品不错。”
“话说回来,弹钢琴的能挣多少?”后座上的小艾说。
我真想让她闭嘴。但与此相反,我深吸一口气,轻描淡写地说:“谁知道?我又不会嫁给他。”
十个月后,在路德会恩典堂的地下室里,对二十多位婚礼来宾复述完这段对话之后,莉莉举杯祝酒。“致薇薇安与卢克·梅纳德,”她说,“祝他们永远琴瑟和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