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森家是一栋两层高的殖民地风格楼房,漆成了黄色,配着黑色百叶窗,一条长石板甬道通往前门。它坐落在一条安静的街上,离镇中心有几个街区。室内布局是一个圈,右侧那间洒满阳光的客厅通向深处的厨房,厨房则通到餐室,餐室再连回门厅。
我在楼上有间属于自己的大屋,漆成了粉色,还有一扇可以俯瞰街巷的窗户。我甚至有一间专用浴室,里面有个大大的陶瓷盥洗盆,粉色瓷砖,以及明丽宜人、粉色镶边的白窗帘。
我做梦也不敢奢望的一切,在尼尔森先生和尼尔森太太眼里却理所当然:所有房间都配备着带有黑漆云纹的钢制通气孔。即使没有人在家,热水器也会开着;这样一来,到尼尔森夫妇收工回家的时候,就不必等着烧热水了。一个名叫贝丝的女子会每星期来打扫房子一次,做清洁。冰箱里摆满牛奶、鸡蛋、奶酪和果汁,尼尔森太太还会留心我喜欢什么口味,然后多买一些备着——比如燕麦早餐啦、水果啦,即使是橘子和香蕉这种异国水果。我在药柜里找到了阿司匹林和店里买来的牙膏,在走廊壁橱里找到了干净的毛巾。尼尔森先生告诉我,他每隔一年就会换一辆新款车。
星期天早晨,我们会去教堂。路德会恩典堂跟我见过的所有宗教场所都不一样:那是一栋简单的尖顶白楼,配着哥特式拱窗、橡木长凳和一个备用圣坛。我感觉恩典堂里的仪式抚慰人心——赞美诗颇有效用,布道的牧师温文尔雅、姿态放松,着重宣扬礼仪和礼貌。尼尔森先生和其他教友对风琴手抱怨颇多,那家伙要么弹得飞快,害得我们咬不清词,要么弹得很慢,让曲子变得悲悲戚戚。他的脚似乎没办法从踏板上抬起来。但并没有人站出来抗议,教友们只是一边听曲一边互相挑挑眉毛,耸耸肩膀。
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人人都在尽力做到最好,我们个个只需善待对方,而我喜欢这种想法。我喜欢喝着咖啡,吃着杏仁饼的时光。我也喜欢被人当作尼尔森家的人,人们似乎普遍认为尼尔森夫妇正直又和气。生平第一次,认同的目光落到我身上,甚至将我团团包围。
在尼尔森家度过的日子平静而有序。每星期六天,每天早上五点三十分,尼尔森太太都会为丈夫做早餐(通常是煎鸡蛋和吐司)。尼尔森先生在早上六点离开家,为农夫们开店门。我收拾收拾去上学,七点四十五分走出家门,花十分钟步行到校舍——那是一栋砖楼,共有六十个孩子,分成不同年级。
到新学校的第一天,五年级老师布什科沃斯基小姐让全班(我们班上总共十二个学生)做自我介绍,再说出一两个爱好。
我还从来没有听过“爱好”这个词。但排在我前面的男孩提到了棍球,排在他前面的女孩提到了集邮,所以轮到我的时候,我说的是缝纫。
“真不错,多萝西!”布什科沃斯基小姐说,“你喜欢缝纫些什么?”
“基本上是衣服。”我对全班说。
布什科沃斯基小姐露出鼓励的微笑:“给你的娃娃吗?”
“不,是做女装。”
“嗯,棒极了!”她的口吻太欢快了,我不禁从中悟出:也许,大多数十岁小孩是不做女装的。
于是,我开始改变自己。同学们知道我来自异乡,但随着时光流逝,再加上一番苦功,我已经没有半点口音了。我留心着同龄女孩的穿着、发型和话题,也努力抹去身上的异国味,广交朋友,融入大家。
三点钟放学后,我会径直去店里。尼尔森商店宽敞空旷,分成条条过道,商店后方有一家药店,前方有块糖果区,还有服装、书籍、杂志、洗发水、牛奶和农产品。我负责摆货架,帮忙盘点库存。如果店里忙不过来,我还会帮着收银。
站在柜台里,我看见了不少满怀渴望的孩子面孔:这些孩子悄悄溜进店里,在糖果区徘徊,仔细端详着条纹棒棒糖——对他们脸上那种挠心挠肺的馋劲,我太记忆犹新了。我问尼尔森先生,我可以时不时用自己的收入买块一分钱的棒棒糖给小朋友吗?他哈哈大笑:“听你的,多萝西。我不会从你工资里扣的。”
到了五点钟,尼尔森太太会离开商店回家准备晚餐,有时我跟她一起回家,有时则留在店里,帮尼尔森先生关门。他总在六点钟从店里离开。晚餐时分,我们聊聊天气、商店和我的家庭作业。尼尔森先生加入了商会,所以经常谈起如何在这种“不守规矩”的经济中(按他的说法)想办法把生意做好。夜晚时分,尼尔森先生坐在客厅的翻盖书桌旁,审查店里的账目;尼尔森太太准备次日的午餐,收拾厨房,处理家务;我则帮着洗碗、扫地。等到做完家务,我们会玩跳棋和红心牌戏,听收音机。尼尔森太太教我刺绣,她给沙发绣繁复精巧的抱枕,我就给凳子绣花卉图案的罩子。
我在店里接手的第一批差事还包括帮忙装饰店铺,以备圣诞节。尼尔森太太和我把装满玻璃球、亮珠子、缎带和陶瓷饰品的箱子从地下室储藏间搬上来。尼尔森先生派手下的两个送货员——亚当和托马斯开车到城郊砍了一棵树装饰橱窗,我们还花了一下午把点缀着红丝绒蝴蝶结的青枝放到商店大门上,然后装点圣诞树,用箔纸包起空盒子,再系上丝线和植绒丝带。
一起干活儿的时候,尼尔森太太零零星星地将她的经历告诉了我。她是瑞典裔,但根本看不出来——她的族人是黑眼睛的吉卜赛人,从欧洲中部来到哥德堡。她的父母都已经过世,兄弟姐妹散布在各地。她和尼尔森先生已经结婚十八年了,结婚时她二十五岁,他则刚过而立。他们以为自己生不了孩子,但大约十一年前,她怀孕了。一九二〇年七月七日,他们的女儿薇薇安来到了人世。
“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多萝西?”尼尔森太太问道。
“四月二十一日。”
她将银色丝带小心地从枝条间穿过,飞快地低下头,免得我看见她的面孔。她开口说:“你们两个人年纪差不多。”
“她怎么了?”我奓着胆子问道。尼尔森太太从未提过自己的女儿,我感觉到如果现在不问,我可能再也不会有机会了。
尼尔森太太将丝带绑到一根枝条上,又弯腰拿起另一条丝带,把它的一头缠在同一根枝条上,与之前那条丝带相接,飞快地编了起来。
“六岁时,她发了一次烧。我们以为是感冒,于是让她上床,叫了医生。医生说,要让她休息,多喝水,总之是那些常见的建议。但她的病并没有起色。一晃到了半夜,她变得神志不清,真的发了狂,我们又打电话给医生,他检查了她的喉咙,发现了不祥之兆——一些斑点。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但他清楚。”
“我们带她去了罗切斯特市33的圣玛丽医院,院方对她进行了隔离。当医院声称他们无能为力时,我们不相信,但那终究只是个时间问题。”她摇摇头,仿佛要赶走那个念头。
对她来说,失去女儿是多么难熬啊,我寻思着,又想起了我的兄弟和梅茜。尼尔森太太和我的心中各自深藏着隐痛,我为我们两个人感到难过。
到了平安夜,在翻飞的小雪中,我们三个人步行来到教堂,点亮圣坛右侧那棵高达二十英尺的树上的蜡烛。路德教派一众金发的小孩、父母、祖父母打开歌集放声齐唱,牧师宣讲起了至为基本的教义——博爱与同情。“有人急需帮助,”他告诉教友们,“如果你能够施与,那就施与,体现出你们最好的一面吧。”
他提起了几户处境堪忧的人家:养猪的农户约翰·斯拉特瑞在脱粒时出了事故,丢了右臂,他家需要些罐头食品,为救农场脱离困境,还需要大家能腾出来的任何人手;八十七岁的阿贝尔太太瞎了眼睛,孤零零一个人,教友如果愿意每星期腾出几个小时帮忙,教会将会非常欢迎……格罗特一家七口身陷水深火热之中,父亲失业,四个年幼的孩子和一个月前早产的婴儿全都体弱多病,母亲难以下床……“真惨呢。”尼尔森太太低语道,“我们想个法子帮帮他家吧。”
她不知道我跟格罗特一家的过节。他们只是另一户遥远的悲惨人家。
仪式过后,我们穿过安静的街道往回走。雪已经停了,夜晚晴朗而寒冷,煤气灯投下圈圈光晕。我们三人一步步走近尼尔森家,大宅遥遥映入我的眼中,仿若初识:门廊上亮着的灯,门上的长青环,黑色的铁栏杆,平整的人行道。大宅之中,在一幅窗帘后,客厅里还亮着一盏灯。这里让人乐于重返它的怀抱,这是一个家。
每隔一个星期,星期四吃完晚餐以后,尼尔森太太和我会跟墨菲太太及其他六位女士一起缝被子。这群太太中间最阔气的那位住在城郊一栋宏伟的维多利亚式大宅里,我们就在她家宽敞的会客厅里碰头。在一屋子女人中,我是唯一一个小孩,却一下子感觉如鱼得水。我们会一起用某个会员带来的图样和面料缝制同一床被子,缝完一床就换一床,每床被子大约要缝四个月。据我所知,正是这群太太缝出了我那间粉色卧室床上名叫“爱尔兰花冠”的被子——黑色的背景上,四朵带绿茎的紫色鸢尾在中心交会。“有朝一日,我们也会为你做一床被子,多萝西。”尼尔森太太告诉我。她开始把店里布摊的边角料存起来,把每片碎布都放进一个写着我名字的扁皮箱。吃晚餐时,我们会谈起它:“一位女士买了十码半漂亮的蓝色印花布,我把剩下的半码给你存起来了。”她说。而我已经挑好了图样:双婚戒花色,也就是一串相扣的环形,是用一小块一小块方形布料拼起来的。
每个月,尼尔森太太和我都会在某星期日下午擦擦银器。她会从餐室橱柜一个长长的抽屉里取出一个沉重的红木盒子,里面装着她母亲送给她的结婚礼物——一套餐具。尼尔森太太告诉我,这也是她继承的唯一一件遗物。她一件接一件取出餐具,在桌上的抹布上摆成一排。我则从客厅的壁炉架上取来两只小银碗和四支烛台,从餐具柜里取来一个大浅盘,再从她的卧室里取来一个盒子,盒子上用细长的手写体写着尼尔森太太的芳名“维奥拉”。我们还会用上一罐沉甸甸、泥巴色的膏剂、几把又小又硬的刷子、清水和一大堆抹布。
一次,我正在擦拭一只花饰华丽的勺子,尼尔森太太指着自己的锁骨说:“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把它擦亮。”说话时,她并没有正视我。
我轻抚着脖子上的项链,一路摸到了那个克拉达十字架。我伸出双手到颈后,解开搭扣。
“用刷子吧,动作轻些。”她说。
“这是祖母给我的。”我告诉她。
她望着我,笑了。“还要用温水。”她说。
我用刷子一路刷过,暗沉沉、灰扑扑的项链登时变得熠熠生辉,一度晦暗失色的克拉达十字架也再次活灵活现起来。
“瞧,”当我洗净、擦干项链又重新戴上时,尼尔森太太说,“好看多了。”尽管她一个字也没有问,我心里却清楚,她正在示意,她明白这条项链对我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
我搬到尼尔森家以后,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吃晚餐时,尼尔森先生说:“多萝西,尼尔森太太和我有件事要跟你商量。”
我以为尼尔森先生会提起他们正在筹备的拉什莫尔山之行,但他望望自己的妻子,而她对我微微一笑。我回过了神,尼尔森夫妇要谈的是别的事情,更重大的事。
“在你刚来明尼苏达州的时候,有人给你取名叫多萝西。”她说,“你是格外中意这个名字吗?”
“不怎么中意。”我不太摸得清楚状况。
“你知道我家的薇薇安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对吧?”尼尔森先生说。
我点点头。
“嗯。”尼尔森先生的双手平放在桌上,“如果你能沿用‘薇薇安’这个名字的话,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常重大。我们把你当成自己的女儿,从法律上讲暂时还不算是,但我们心里已经开始把你当女儿看待了,我们也希望你开始把我们当父母看待。”
他们眼巴巴地望着我,一时间我茫然无措。我对尼尔森夫妇的感情——感激也好、尊重也好、欣赏也好,却跟亲子之爱并不相同,应该说是不尽相同。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我却也不知道自己能否说清。我很高兴能跟这样一对夫妇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我也已经开始了解他们安静、谦虚的做派,我感谢他们收留我。但我每天都会意识到,自己与他们是多么南辕北辙。他们非我族类,也绝不会是。
对于沿用他们女儿的名字,我也说不清楚自己的感受,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担得起这副担子。
“不要逼她,汉克。”尼尔森太太扭头面对着我,说道,“不要急,决定了再告诉我们。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们家都会有你的位置。”
几天后,在商店罐头食品区的货架旁,我听见一个男人的嗓音。我认得出那个人的声音,却又一时想不起来。我把余下的玉米和豌豆罐头放到面前的货架上,拿起空纸箱,慢慢站起身,暗自希望能偷偷瞧瞧对方是谁。
“我可以干计件工,来跟你换东西,如果你乐意的话。”我听到一个站在柜台后面的男人对尼尔森先生说。
每天都有人来到店里,嘴里说着一堆不付款的理由,要么要求赊账,要么提议用东西换货。看上去,尼尔森先生每天傍晚都会带些从顾客那里得来的东西回家:一打鸡蛋啦,叫“lefse”的挪威软饼啦,一条长长的针织围巾啦。尼尔森太太会翻个白眼,说句“哎呀”,但并没有怨气。我觉得她很为尼尔森先生自豪:他不仅如此善良,而且有法子如此善良。
“多萝西?”
我转过身,略微吃了一惊:那是伯恩先生。他的褐色头发又乱又长,双眼布满了血丝,我说不清他是否一直在酗酒。他到这里来做什么?到一个离他自己家三十英里的杂货店做什么?
“嗯,真是没想到。”他说,“你在这里工作?”
我点点头:“这里的店主……尼尔森夫妇……收留了我。”
尽管二月里寒气逼人,伯恩先生的太阳穴却滴下了一溜汗珠。他用手背擦了擦:“那你待得开心吗?”
“是的,先生。”我不明白他的举动为什么这么怪,“伯恩太太怎么样?”我设法换个话头客套几句。
他眨了几下眼睛:“看来你还没有听说。”
“对不起,什么意思?”
他摇摇头,嘴里说:“她不是个坚强的女人,多萝西。受不了屈辱,受不了求别人施恩。但我又能怎么办呢?我哪天不在琢磨啊。”他的脸扭曲了,“范妮走了以后,那……”
“范妮走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大吃一惊,但我确实很惊讶。
“是在你走后没几个星期的事。有天早上她来了,说她那个住在帕克拉皮兹的女儿想让她跟他们一起住,范妮决心离开。剩下的人都走光了,知道吧,我觉得洛伊丝只是受不了……”他用手在脸上摸了一把,仿佛想把五官通通抹去,“还记得去年春天那阵诡异的暴风雨吗?四月下旬那次。嗯,洛伊丝抬脚走进了风暴里,一步步直往前走。有人发现她冻死在离我家大约四英里的地方。”
我想同情伯恩先生,我想有所触动。但我没有。“我很遗憾。”我告诉他。我猜自己确实很遗憾,为他,为他那一团糟的生活。但对伯恩太太,我实在找不出一丝悲伤。我想起她冰冷的眼神,时时紧锁的眉头,想起她只把我当作可以使唤的人手,除了穿针引线的十指别无他用。我并不为她离开人世开心,但我也并不遗憾。
当天吃晚餐时,我告诉尼尔森夫妇,我会沿用他们女儿的名字。就在那一刻,昔日画上了句号,我的生活掀开了新的一页。尽管我难以相信自己还会一路吉星高照,但对抛在脑后的昔日,我却没有任何怀念。因此几年后,当尼尔森夫妇告诉我他们想收养我时,我欣然答应下来。我会当好他们的女儿,尽管我永远无法逼着自己开口称呼他们“爸爸”“妈妈”,我们之间感觉太拘礼了些,没法用这种称呼。即便如此,显而易见的是,从现在开始,我是尼尔森家里人了,他们会管我,照顾我。
随着时光流逝,我真正的家庭变得越来越难以记起。我没有昔日留下的旧照、信件甚至书籍,只有祖母留下的爱尔兰十字架。尽管那条克拉达项链很少离身,但随着我日渐长大,我却逃不开一个念头:血亲只给我留下了一件东西,而留下它的那个女人将自己的独生子及其家人赶上了茫茫大海,赶上了一叶孤舟,尽管她明知道,也许今后再也见不到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