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奥尔本斯时,正午刚过。火车驶进车站,我一眼就能看出,奥尔本斯只能勉强算个小城。市长正站在露天站台上,我们一下火车就乱糟糟地排成队,被领到离火车站一个街区的格兰其分会大厅18里。仿佛在骄阳下炙烤了太长时间,清晨的万里碧空已经褪去,气温降了下来。我不再紧张,也不再担心了。我只想快点了结。
这一站来的人更少,大约有五十个,但把这座小砖楼挤得满满当当。这里没有高台,因此我们走到屋子前方,转身面对着人群。柯伦先生讲了一番话,倒是不如在明尼阿波利斯讲的那番话天花乱坠,接着人们开始往前挪。他们普遍显得穷些、和气些;女人们穿着乡村礼服,男人们看上去则对身上的节日盛装感觉颇不自在。
因为压根儿不抱指望,被挑来挑去也不再那么难熬了。我一心认定自己会再次返回列车,在下一站下车,跟剩下的孩子一起示众,又再回到火车上。我们中间没被挑中的人很可能会回到纽约,在孤儿院长大。说不定,那也不是太糟。至少我知道日子会是什么样:硬邦邦的床,粗布床单,严厉的总管。但那里也会有跟我交好的女孩们,有一日三餐,还能上学。我可以回去过那种日子。我并不需要在这里找个人家。也许,如果没有着落,对我倒是最好的出路。
我正暗自琢磨,却发现有个女人在仔细端详我。她跟我母亲差不多年纪,棕色波浪发剪得贴着头,五官分明,相貌平平。她穿着带竖褶的白色高领上衣,暗色佩斯利涡旋花纹围巾,搭配着朴素的灰裙,脚上穿着笨重的黑鞋,戴着一条金链,上面挂着椭圆形盒式吊坠。站在她身后的男子长得敦敦实实、脸色红润,一头乱蓬蓬的褐发,圆鼓鼓的肚皮几乎要把马甲纽扣挣开。
女人向我走过来:“你叫什么名字?”
“妮芙。”
“伊芙?”
“不,妮芙,是个爱尔兰名字。”我说。
“怎么拼?”
“N-I-A-M-H。”
她回头望望那个男人,男人咧嘴一笑。“刚下船吧,”他说,“对吧,小姑娘?”
“嗯,不算……”我开口说道,但男人打断了我。
“你是从哪里来的?”
“戈尔韦郡。”
“嗯,没错。”他点点头,我的心猛跳起来。他竟然知道!
“我家里人是从科克郡19来的。很久以前来的啦,在饥荒期间。”
这两人真是怪异的一对:她谨慎而冷淡,他却蹦来蹦去,劲头十足地哼着小曲。
“这个名字得改改。”她对丈夫说。
“如你所愿,亲爱的。”
她歪歪头看着我:“多大了?”
“九岁,夫人。”
“你会缝补吗?”
我点点头。
“会十字针法吗?会镶边吗?会手工倒缝针法吗?”
“缝得相当好。”我的针线活儿是在我们那间位于伊丽莎白街的公寓里学会的。妈妈有时会接些织补的活儿,偶尔还要用一匹布做出礼服,我就要给妈妈帮忙。妈妈的活儿大部分是从楼下的罗森布鲁姆姐妹那儿接来的。她们做了精细活儿,很乐意把那些乏味些的活儿交给我妈妈。我站在妈妈身旁,妈妈用粉笔在条纹布和印花布上沿着纸样描好,而我学会了用链式缝法让衣裳渐渐成型。
“谁教你的?”
“我妈妈。”
“现在她在哪里?”
“去世了。”
“你的父亲呢?”
“我是个孤儿。”这句话余音不绝。
女子向男人点点头,男人把手搁上她的后背,领她走到房间的一侧。他们谈着话,我端详着。他摇摇那颗乱蓬蓬的头,揉揉肚子。她伸出一只又扁又平的手碰碰衬衫的上身,又指指我。他俯下身,双手叉在腰带上,贴在她耳边低语;她上下打量着我。他们走了回来。
“我是伯恩太太。”她说,“我丈夫是个女服商人,我们雇了几个本地女人给客人做定制服装,现在要找个擅长针线活儿的姑娘。”
这话真是大出所料,一时间我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说实话吧,我们没有任何子女,也对当养父母不感兴趣。但如果你为人恭敬,干活儿勤快,我们不会亏待你的。”
我点点头。
女人展颜笑了,破天荒第一次,她几乎显得有几分和气。“好。”她握了握我的手,“那我们就签文件了。”
这时一直在旁转悠的柯伦先生翩然而至,我们被带到桌子旁边,签署了所需表格和日期。
“我想你会发现,以她的年纪来说,妮芙很懂事。”斯卡查德夫人告诉那对夫妇,“如果能在一个家教严格、虔诚的家庭长大,她大可以成为一个丰衣足食的人。”她把我拉到一旁,低声道,“算你走运,居然找到了一户人家。不要让我失望,不要让协会失望,我可不知道你会不会有别的机会。”
伯恩先生把我的棕色手提箱扛到肩上。我跟着他和伯恩太太走出格兰其分会大厅,穿过安静的街巷,绕过拐角来到他们的黑色A型车旁。汽车停在一家不起眼的店铺前面,店铺招牌上是手写的售货广告:油渍挪威沙丁鱼15美分,牛腿肉每磅36美分。清风沙沙拂过道路两旁稀疏、高高的树木。伯恩先生把我的手提箱平放进汽车后备厢里,又为我拉开了后车门。汽车的内饰是黑色的,真皮座椅凉凉滑滑。坐在后座上,我感觉自己是那么小。伯恩夫妇坐到汽车前座上,根本没有回过头。
伯恩先生伸手拍拍妻子的肩膀,她对他微微一笑。伴着响亮的隆隆声,汽车启动了,我们就此出发。伯恩夫妇在前座上聊得火热,但我一个字也听不见。
几分钟后,伯恩先生把车驶进了一栋房屋的车道。这栋米色水泥墙房屋并不起眼,配着棕色镶边。汽车刚熄火,伯恩太太便回头望着我,说道:“名字我们已经定好了,叫多萝西。”
“你喜欢这个名字吗?”伯恩先生问。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雷蒙德,她怎么想有什么要紧?”伯恩太太打开车门,恶声恶气地说,“我们定了叫‘多萝西’,她就得叫‘多萝西’。”
我寻思着那个名字:多萝西。好吧,那我就是“多萝西”了。
屋子的水泥墙裂了口,油漆纷纷剥落,但窗户整洁明亮,修剪过的草坪齐齐整整,台阶两旁各有一盆带圆罩的铁锈色菊花。
“你的差事之一就是每天打扫前廊、台阶和走道,风雨无阻,直到下雪。”我跟着伯恩太太走到前门,她说,“在走廊左边那个壁橱里,你可以找到簸箕和扫帚。”她转身面对我,我差点一头撞上她,“你在专心听吗?我可不喜欢把话讲两次。”
“是的,伯恩太太。”
“叫我夫人,夫人足矣。”
“是的,夫人。”
小小的门厅昏暗而阴森,每扇窗上都挂着白色蕾丝窗帘,从窗帘投下的阴影落到地板上,织出各色花边图形。就在屋子左侧,透过微微打开的门缝,我瞥见了红色植绒壁纸、红木桌子和餐椅。伯恩太太摁下墙上的按钮,灯光顷刻从头顶洒了下来。伯恩先生从后备厢里取来了我的箱子,穿过前门进了屋。“准备好了?”伯恩太太说道。她打开屋子右侧的那扇门,出乎我的意料,眼前竟是一间挤满人的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