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江夏，牛蛙村。

乡下的生活就是鸡犬之声相闻，杨寓早上自发地醒了，比村里两只大公鸡打鸣还要早，这就是他这么多年养成的习惯了，小时候他娘陈氏就屡屡用凉水泼他的脸，把他唤醒了，读《大学》给她听。

如今他起来，嘴巴一张，似乎还要脱口而出“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这样的句子，这可是他五岁的时候就背得滚瓜烂熟的。于是等他整束了衣冠，才想起来今儿是不用去书堂里教书了，便又将头上的平定巾取下来，执了扫帚将屋子整个清扫了一遍，又把艾草点着来烟熏床脚，不一会儿就有各种各样的虫子从缝隙里掉落出来，仓皇而逃，这便是荆楚之地不好的地方了，虫子太多，晚上也睡得不怎么踏实。

熏艾的时候又听见门被“咚咚”敲响了，一个吸溜着鼻涕的孩童跑了进来，还提着一竹筐的枣儿和麸皮馍馍，杨寓看到他来，便捉着他的小辫儿，单独给他辅导了半个时辰，才放了他毁去了。

如今的杨寓早已是父母双亡，孤身一人漂泊在湖、湘间，客居江夏最久，在乡村私塾做老师，江夏这地方地小民穷，十几个村子也没出什么读书人，杨寓来了这里，就受了顶礼。

每个学生入学时候交束脩，也没有统一的价格，甚至也不用一次**清，如果觉得先生教得不好，可以随时走人，杨寓是根据每个学生交的束脩的多寡，来决定自己教授的学问的深浅罢了。就像里正家里的小孩，他既然能出多一倍的束脩，杨寓便不像教其他孩子一般，只让读生书——不讲大义，他须得对这个孩子每读一字，讲一字；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

这孩童出去了不久，他的门便又一次被敲响了——这一次，杨寓亲自过去开了门。他仿佛知道敲门的人是谁，口气惊讶，眼中却没有半分惊讶，事实上，他确实从敲门的声音里，听出了来人是谁。

因为孩童和成人高度不同，在门上敲出的声音也是不同的，盖因他家大门从门栓以上，里头有两个指头粗细的木虫，早都将一片都腐蚀空了。另一个杨寓听出的就是这个人并不是一般庄稼人，因为庄稼人的手往往很有力气，每次敲他的门的时候，总有一种这大门很快要垮塌的感觉。

果然来人是个长衫的读书人了，名唤蒋铎，他并不是江夏这地方的，而是安陆的举人，之前杨寓在安陆也寓居了一段日子，由是认识，颇有点惺惺相惜之感。

“士奇兄，”蒋铎作了长揖，眼中露出热切的光芒来：“别来无恙啊？”

“好个徵麟，”杨寓拍了拍他的肩膀，也笑道：“来了也不说一声，山路难走，你是一路走过来的吗？”

两人进了院子里，蒋铎先一眼看到屋檐下头挂着的风干肉，不由得打趣道：“没想到两个月不见，士奇兄已经娶了夫人了！嫂夫人果真是贤惠，知道我要来，扫洒庭除，还连肉都备好了！如此盛情，岂能推拒！”

杨寓无奈苦笑道：“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哪里得贤妻为我操持！都是左邻右舍相帮，才不至于狼藉困顿。”

这话说得没错，杨寓今年三十一岁了，依然没有娶亲，像这样岁数没有家室的人也少见了，问起来只说是回老家去有一门亲，其实并没有，只不过是杨寓自己不想成亲，他一个人单着就有单着的好处，最起码等官府过来拿他的时候，没有那拖家带口的麻烦，也没有后顾之忧。

所以对面的蒋铎根本不知道，此时的杨寓竟是个逃犯。

具体来说是这样的，杨寓虽然一直没有功名，但是因为书教得好，他先在县里做了一个训导。训导是个主管教育的小官，只是整天在衙门里混日子，筹备县学这个教育计划。只是这样混日子的生活没有维持多久，因为杨士奇竟然在工作中丢失了学印。

丢失衙门印章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因为不光有可能要坐牢，甚至在严刑峻法的当下，还有可能丢命。于是杨士奇二话不说，他直接就弃官逃跑了。

溜之大吉的好处就是，这事儿上报上去，县里给出的解释是：杨士奇是个临时工。之后逃犯杨士奇流浪江湖，他这个所谓逃犯是应该要画引号的，因为县衙也不会费时费力来追捕他，说得难听一点，他连被追捕的价值都不具备。

所以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往返湖湘之间，到处给私塾打工养活自己，值得欣慰的是，长年漂泊生活没有让他变成二混子，在教书之余，他继续努力读书，学术水平已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能和蒋铎这样已经考中了举人书生在一起切磋经史，而且不落下风。

“所以士奇兄你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蒋铎看见院子三四处地方，都堆满了经史：“以兄长的水平，中进士也是如掌中观，如何连秀才也不应呢！”

杨寓自己说是连考了两次县学不中，是以出来游学，蒋铎也信了，殊不知他是不能回去参考，科举就是这样，只能回原籍考试，一回去怕是要被捉了，抵偿他丢失学印之罪。

“还是说你吧，”杨寓打量他，笑道：“刚刚中了举人，感觉如何？”

也就是在今年的乡试之中，蒋铎脱颖而出，成了安陆这穷地方近五十年来的第二个举人，第一个还要追溯到元朝至正年间去了，这可是无上的荣光，连杨寓隔着这么远都听闻了。

“别提了，”蒋铎愁眉苦脸起来：“说是慰劳，根本没有停歇，一连喝了二十三天的酒，喝的我当真是‘胃劳’了！”

杨寓微微一笑，道：“那可是鹿鸣宴，州府长官都亲来主持，你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瞧蒋铎半是痛苦半是喜悦的样子，杨寓又道：“去年我便同你说，让你早早考了乡试，你只不听，拖到今年来考，考中了却只得白白等三年，实在可惜。”

当时杨士奇认为蒋铎经义已经读通了，劝他早早考了乡试，若是中了，便能一举参加会试，虽然有很大的风险，但是自来富贵险中求，一旦成功，便是年少登科，风光无限了；即算是不中，也能增加经验。蒋铎到底不像杨寓是个外表沉稳、内心敢搏的人，要不然当年丢了学印之后，就会选择写个万字悔过书，然后自首被抓进牢里，坐牢时还要时刻反省自己了，蒋铎到底还是求稳的。

“今年没有参加会试是对了，”谁知蒋铎一下子兴奋起来：“南北分了榜，闹得好大，也死了好些人，总算是压下去了。”

说着愤愤道：“北方这些伧老！自己卷子做得不好，取不中，就要闹事！你听说了吗，就连黄榜最末一名也比北方伧老第一名高出许多呢！自古开科取士，以文章定优劣，以成绩排名次，以卷取人，而不是以地取人，到了国朝，怎么就弃之不用了呢！”

他说着更加激动起来，“皇上不问清白，大肆诛戮，南榜贡士全部罢黜，还将南榜状元以行贿的罪名处死，我就不知道了，这行的是什么贿，难道这状元、榜眼、探花的名次，不是皇上亲自定下的吗！”

刑部查案的时候，将主考刘三吾和侍讲张信严刑拷打，得出一份六百多人的科考舞弊证词，皇帝难道不知道这是冤案——虽说这五十一名贡士是刘三吾取的，但是前三名乃是皇帝亲自阅卷而定的，有没有才华，皇帝难道不清楚？

“皇上自然知道这是冤案，”杨士奇道：“最后定罪的时候，没有提舞弊这两个字，而是以谋反的罪名开杀。”

皇帝下诏指斥本次科举的主考刘三吾和副主考纪善、白信三人为“蓝玉余党”，认定刘三吾为“反贼”，结果涉案诸官员皆到严惩，刘三吾被发配西北。曾质疑刘三吾的张信更惨，皇帝说他是“胡惟庸党”，落了个凌迟处死的下场。其余诸人也被发配流放，只有戴彝、尹昌隆二人免罪。此二人得免的原因，是他们在复核试卷后，开列出的中榜名单上有北方士子。

“皇上的意思其实很明白，”杨士奇道：“早在复查案子的时候，就说得清清楚楚，‘于落第试卷中每人再各阅十卷，增录北方人入仕’，皇上没有让他们去看南榜取人是否公正，皇上最是知道北人在制艺上，和南人根本无法同日而语，圣意是赶快增补北人上榜，矮子里面拔将军，拔也要拔出来几个，好平息北人的怨气。只是这十来个主审里，只有两人体悟到了皇上的心思，其他人却揪着考生的水平来看，说所录取之人皆是凭才学录取，无任何问题。皇上自然要发怒。”

这个案子早已不是简单的科考舞弊案，已经上升到了朝中南人北人的矛盾激化的高度了，因为刘三吾取南人五十一名，导致北方举子大哗，群情激奋的考生，将皇榜打得七零八落，随后又到礼部示威。街头巷尾贴满了指责主考官偏袒同乡，必有隐情的传单，把个南京城弄得一团糟。单如此也就算了，举子再闹也闹不出什么来，只是因为他们高呼地域歧视，勾起了朝中北人的不平之心，数十名给事中联名参奏刘三吾，而这群给事中，大都都是北方人。而诬告张信的御史，则是河南人——河南虽然地处中原，但是依旧被视为北方，重要的是，这一次录取榜中，也无一个河南人。

为什么两次审查，中榜的一律都是南人，因为经过唐朝的安史之乱，和南宋定都临安，几百年人才转移，北方经济文化已经远不如南方，何况北方经历辽、金、元几百年统治，对汉族已有了离心感，元亡之后很多人宁愿西迁北逃也不愿投靠大明，好不容易北方参加科考了，用科举制度收伏北方士子之心是当务之急。

再一个是因为南方的学校制度完善，府学、州学、县学都建立起来了，而北方仍有兵灾，自然没有普及教育，而国朝科考的实际制定者，其实是刘伯温和宋濂，这二人皆为南人，制定的考试规则自然更适于南人。所以以上种种，都是南北榜案的深层原因，若仅以文章的好坏录取士子，势必造成地区间极大的差异，一些落后地区的士子永无出头之日，会影响落后地区的发展及政局的稳定。作为皇帝，把握的是全局，考虑的是稳定，只有采取人为平衡的办法，才能平息北方知识分子的不平，安抚北方举子之心，这其实这是政治需要。

以上杨寓看得清楚，只不过口上只说：“皇上觉得，北方人厚重少文，都是老实秀才，南人聪明狡黠，尽都是不实之辈。”

说起来无非是地域歧视，这一点在宋朝的时候就闹得沸沸扬扬，宋太祖有一句名言“南人不得为相”，宋初历史，太祖太宗两朝，近四十年的时间里面，的确没有南人位列宰辅，可见不是空穴来风。直到宋仁宗的时候，他意识到人分南北的录取方式的确造成人才流失，于是就取消了南北差异化的政策，所以熙宁年间，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很多名臣名相，例如章敦、曾布、吕惠卿，包括三苏涌现出来。

历史上说欧阳修提携后辈很有名，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说这件事，因为欧阳修南人出身，主张唯才是举，所以提携了很多南人，当然这事打破了北人的如意算盘，招致了许多北人的攻讦，其中就包括司马光，司马光就主张按各路人口比例招生。到神宗年间，南人和北人的矛盾借由王安石变法来了一次总爆发，因为王安石变法的骨干分子差不多都是南人，北人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丧失了话语权，最终让司马光说出了那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地域歧视言论之一：“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天下风俗何由得更淳厚”。

所以到现在，朝中依然有南人“狡险、轻易”的看法，甚至皇帝虽然出身濠州，却不以南人自居，正所谓“杀尽南蛮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是也，对江南豪强的手段也是十分酷烈，前后迁徙了数十万江南豪族填实京师，又借着科考案，罢黜南方举子，重新登记了富民籍册。

“听说今年以后的会试，南北方的学子要按照其所处的地域进行排名，分别录取出贡生后，再统一参加殿试。”蒋铎道：“这是传言，但是看皇帝的意思，未尝不会定下来。”

杨士奇看了一眼愤愤不平的蒋铎，知道他心里所想。因为如果按照这个方式选士，北人会抢夺走本应属于南人的名额，论才学，北人远不如南人，但是因为政策的原因，却能捞到这样的好处。他笑了一下：“徵麟，你可知道为何自从洪武五年的壬子科之后，直到洪武十八年才开了乙丑科？这当中十三年的时间，为何不开科取士呢？”

见蒋铎摇头，杨士奇便道：“皇上曾说过，‘今有司所取，多后生少年。观其文辞，亦若可用，及试之，不能措诸行事。朕实心求贤，而天下以虚文应朕，非朕责实求贤之意也。’”

从古至今的考试，都有一个问题，会出现一大批为了考试而考试的人。东南教育文化发达、社会安稳，给了一批不谙世事、埋头科考的读书人土壤，这些“学霸”、“考霸”即使考中了进士，一旦要踏入官场，涉及实操，就会出现很多问题。皇帝觉得科举考试选拔的进士文采可观，但是在实务上，简直是狗屁不通，中看不中用，一怒之下就让科举暂停了十三年。

北方人不擅长考试，但并不意味着北方人不擅长从政。杨士奇虽然出身江西，隶属南方，但是想法却和皇帝一样：“你我虽俱生南方，然而我游学多地，只见南人性饰浮华，虽精于理儒，却流于空谈，有才华，多轻浮也。以我来看，长大之器，俱出北方。如果科举是为个给国家选拔治国理政的人才，那么选拔实务人才的需要大于考试成绩的需要，有才之人，不一定能有才于官也。”

蒋铎便上下眼打量他，笑道：“可有点酸了！士奇兄，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怎地？”

杨士奇也笑了，似乎并不否认。他已知道自己是断不能参加科举了，万幸国朝一切草创，并不如宋朝时候那般重视科举正途，皇帝似乎更是喜欢学校和荐举人才。他既然断了科举之路，只能另辟蹊径。

此时选举之法，大略有四种——曰学校，曰科目，曰荐举，曰铨选。

学校就是国子监，此时监生是非常吃香的人才，一毕业就有官做，而且国子监的生员广泛，有多重途径进入国子监读书，比如说洪武十七年年定：府、州、县学每年分别推荐一名优秀学生到国子监读书，被推荐的学生叫贡生，贡生进入国子监后叫监生，这一类的监生叫贡监。即算是贡监，杨士奇也没有资格，因为要县里审核，他如何能通得过县里的审核呢？

这一条途径封死了，且看下一条，科目。科目就是科举，这个查得更严格了，杨士奇也没有办法参加。于是就剩下荐举和铨选之路。

铨选是什么，是针对已经做官的人的考察和考满，能通过的自然升迁有望，不通过的降职为民。京官六年一察，即为京察；外官三年一察，称为外察。这里面有一个补充，称为保举，是负责考察的人对考察成绩优异的人的推荐，有权保举他们胜任更高的职位。但是，保举之法最大的问题就是和吏部用人权限发生冲突，所以这个保举，并不能成大气候。

杨士奇刚开始做的那个县衙训导，若是能蒙州府的学正考察通过，便能走铨选的道路，升任县教谕或者州训导，这也是杨士奇给自己选择的升迁之途。只是后来，丢了学印，一切就都休矣。

那只剩最后一条了，荐举。

荐举就是推荐人才来职官，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皇帝多次下诏求贤，而诏书中“贤才”的标准也非常低——“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

就像郭传此人，原是会稽寺庙里的一个和尚，因为被宋濂荐举，居然升任湖广布政司参政。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因为皇帝甚至罢了十三年科考，但凭举荐来选士。每年被推举做官的多的时候有三千七百人，少的时候也有两千人。由平民骤登高位者，都有四五十人，何况一步步升上来的人。

所以皇帝在选用人才上，只看重德行才学，不计出身，不论何人，只要有真才实学，便能量才任用。看样子这一条道路并不难走，然而这其中有两样事情，是必须要有的。

第一样便是货真价实的才学或者品行。

这东西是基础啊，你若没有这两样东西中的一样，便就是个普通人了，哪里行高于众，哪里能叫人看见你的不一般呢？至于后一者，品行德行，其实是需要做出来的，最大的无非“孝”，你若是个大孝子，邻里尽职，县官查访人才，自然会将你的名字通报上去。只是杨士奇父母双亡，哪里去做的这样的名声出来呢？

这就和东汉时候的举孝廉一样了，在没有科举的情形下，“推荐”成为知识分子达到作官目的的唯一手段。而推荐的标准，主要在于道德行为。在强烈的竞争下，必须有突破性的声誉，才能引起有推荐权的人的注意。至于如何才能有突破性的声誉，那需要出奇制胜。所以每个知识分子，都兢兢业业，追求突破记录的至善孝行。

杨士奇既然不能凸显品行，便要从才学上入手，这便是他发奋读书，尤其是经史书籍的原因，毕竟在这个连看仓库的小官都要通过举荐来任职的时候，举荐这条路，其实并不难走。

只要你满足第二个要求，认识一个手中有举荐之权的人。

这样的人不是没有，想他二十岁在章贡琴江书院教书时，与当地县令邵子镜友谊甚笃。如果蒙他举荐，也能入仕，只是邵子镜已然过世。

这不代表他没有其他认识的官员了。杨士奇在寓居汉阳的时候，与汉阳知县王叔英相识，王叔英对他颇为称叹，认为他是“佐才也”。杨士奇已经下定决心，今年秋分之后，便要去汉阳教书，就是为了得到这个人的举荐。

那么王叔英又是何许人呢，他曾与杨大中、叶见泰、方孝孺、林右一并受到皇帝征召，这四个人里，杨大中徒有虚名碌碌无为，叶见泰如今任职刑部，为刑部主事，而林右则任王府教授、中书舍人，方孝孺名满天下，皇帝是要将之留给太孙的。而王叔英却在那个时候，推辞了任命，回到家中直到洪武二十年的时候，被旁人举荐为仙居训导，迁汉阳知县。

王叔英和林右、方孝孺乃是至交，这一点，就已经不得了了，何况林右如今辅导太孙，而方孝孺这个人，更是被皇帝亲口说了这么一句话：“今非用孝孺时。”

如今不是用方孝孺的时候，那么皇帝是决意要将之留给太孙用了，此人前途广大，本是遥不可及的人，但是现在却可以因为王叔英的关系攀上这条登天梯，这也许就是杨士奇最后的，也是最好的机会了，他不可能不抓住。

杨士奇耳边便响起王叔英和他高谈阔论的时候说过的话：“明良相逢，千载一时者也。将见吾君不问则已，问则执事必能尽言；执事不言则已，言则吾君必能尽用。致斯民于唐虞雍熙之盛者，在是矣。岂非天下之幸欤！”

明君良臣相逢，风云际会，千载一时。碰到这样的君上，不问也就罢了，问我，我就知无不言，因为我知道，只要我说了，他一定能用我的话——为人臣子，谁不希望碰到这样的君上，有如张子房之遇汉高一般，言听计从？

他也听过王叔英对太孙的评价，认为这就是将来的明主，能让他“言则必能尽用”的人，也许吧。只是他杨士奇的明主，又在何方呢？按说这天下，本就一主，如今是皇帝，将来是太孙，他也认定了自己将来侍奉的人，就是那一个了，只是为什么，他依然感到命运的迷惘？

杨士奇已经无数次在心中分析了他的前途。得到举荐难吗？不难。王叔英可以即时举荐他做官，只是这官职，也是汉阳县里的小官吏罢了，因为王叔英自己的官职，也不过是个小小的县令。可是这种情况会发生改变，而且一旦改变，就是惊天彻地的改变，因为王叔英和方孝孺的名字，都在太孙的任用名册之上。

他想到这一天来临的时候，说句难听的，尿脬都觉得发胀。

人活在这世上，高高低低，起起伏伏，他低下去、伏下去了十多年了，就算是湖水中的虾米，也该等到了潮头了。一看命，二看运，他杨士奇的命，只在他杨士奇的手上握着，谁也看不透，谁也夺不走，而他的时运，也会在天地革新的那一刻同力到来。

“士奇兄，士奇兄！”蒋铎叽叽呱呱说了半天却得不到回应，不由得用手推了推眼前这个有如泥塑般做了许久的人：“我同你说话呢，十三名御史，三十四名给事中联名参奏刘三吾，这可是众议汹汹，迫于舆情——”

“众议汹汹，非为公怒，乃为私怨也。”杨士奇道：“皇上广开言路，这是好事，只是皇上给了给事中超乎寻常的权力，不论何人皆能弹劾，且以一言而罪人，祸及其家，无乃太过乎？”

给事中这个官职，古已有之，只是都不如国朝被赋予的权力那么大，皇帝置给事中，掌侍从、谏诤、补阙、拾遗、审核、封驳诏旨，驳正百司所上奏章，监察六部诸司，弹劾百官，与御史互为补充。另负责记录编纂诏旨题奏，监督诸司执行情况；乡试充考试官，会试充同考官，殿试充受卷官；册封宗室、诸藩或告谕外国时，充正、副使；受理冤讼等。

正所谓品卑而权重，而且杨寓已经明显看到了给事中在大明今后的朝政之中独特的地位，只因国朝之前的言官、察官乃是截然两途，给事中职司谏诤规诲、封驳制敕，而国朝虽然也沿袭旧名，只是却多了“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已经是侵占了御史的职权，而同样皇帝设给事中五十多人，已经远超唐宋，这就是皇帝生性多疑，担心各部蒙蔽不法，所以广增员额以应监察需要。

最可怕的是，唐宋时候，给事中隶于门下省，国朝却自成衙门，无所统属，直通天子，可直诉御前，为近侍之官，权力颇盛——而在品秩上面，唐朝的给事中为五品，宋朝为四品，国朝仅为七品，皇帝的心思就是，让这群人品秩低微，所以爱惜自身至轻，而权力之大，无敢不言，如此便能无顾虑地尽心任事，达到“以小制大，上下相维”的目的。

就拿前不久一件事情来说，刑部尚书、太子宾客杨靖被赐死，此人乃是洪武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授试户部右侍郎。次年迁户部左侍郎，二十二年二月迁户部尚书，颇受皇帝信任。只因时有乡人坐事系狱，家人击登闻鼓状诉，杨靖为其改诽谤草，增饰浮词，便被给事中弹劾。皇帝本来念其才，留中不问。而这帮给事中弹劾不已，皇帝乃下诏赐死于家。

在杨士奇看来，给事中若无强制，必要流毒于天下矣！

给事中若有强势的皇帝掌控，且能暂且无虞；三代之后，只恐这汹涌的言路，已经无制。因为本朝没有丞相，等到皇帝弹压不住的时候，便无人能控制。指望六部吗，给事中本来就是监察六部百官的，哪里又能控制的住呢！

杨士奇只是忧心，他并没有想到很快有一个为皇帝草拟诏令的秘书机构会逐渐异军突起，取代丞相而成为实际意义上宰执天下的中枢。

他现在想到的是，给事中操控言论，将来就党同伐异，因为这个职位地位特殊，所以若有甘陵南北部之争，给事中必将出于前沿，成为各党煽风点火之首要。别看现在似乎在皇帝的压迫下，并没有“党”的存在，但杨士奇非常清楚，“党”这个东西，只要有官员的存在，党就会存在。

从汉朝的党锢之祸，到唐朝的牛李党争，再到宋朝的新党旧党，哪怕看看仁宗时期发动庆历新政的一群人，自称“君子朋而不党”，却依旧被视为“君子党”，遭到了仁宗的猜忌。

那么国朝呢，南北榜一出来，就叫杨士奇看到了一种很不妙的情形——同榜的考生，地域之间的亲疏尤其明显，那么同榜考生拉帮结派，也会渐渐形成常态。先是分为南方、北方，再往后恐怕会更加细分，两广出身的进士，和江浙、荆襄之地出身的，自然也不相同。那么这会形成什么，以同乡而划党派。

等到彼时，那才是真正要完的时候了。

杨士奇这样想着，又微微叹了口气。

而蒋铎早已经站起来，他的目光被桌角上的玩具吸引了。“这是什么？”蒋铎拿起一张画着花花绿绿板格的图纸，惊奇地问道。

“这是升官图，”杨士奇道：“蒙童在学堂里玩这东西，叫我瞧见，给没收了。”

蒋铎好奇地打量着图纸，又颠了颠骰子，道：“升官图，现在仕宦之心，已成常态了吗？士奇兄，你教我怎么玩。”

蒋铎家里管束地严格，而且也有家族的学堂，并没有接触外来已经普及的游戏，这在其他地方，就连三四岁的小孩也会玩。

“这个东西，还是不要玩了。”杨士奇便微笑了一下，“这其实是个赌具，有赌注的。”

蒋铎一听更是大感兴趣，道：“小赌怡情，大赌伤身嘛！士奇兄，你便教我玩，只押纹银一两如何？”

杨士奇依然是这个温和的笑容，叫人看不出他其实一步步引人上钩：“好吧，乡村无他事，偷得浮生半日闲。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他拿起这个竹骨做的骰子，捏在手里，德字朝上，轻轻一掷。

心里却忽然想起来很多年前见过的一个小小的人儿，瞪着大大的、好奇的眼睛看着自己，就叫他将这个不传之秘告诉了出去。算一算年纪，这个小女娃也该是嫁人了，而永城这个地方，他也是很久都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