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门口有脚步声由远及近了，张昭华抬头望去，只看见有一个中年人并一个青年缓步走来。这个中年人容止清修，反而是这个青年人似乎很有质古的气质，目不斜视而且极有正气的模样。

高炽见到他二人来，高兴道：“金纪善和余伴读来了。”

据高炽介绍，左边这位青年人余逢辰，字彦章，是宣城人，是个很有学行的人，来北平被燕王看中，留在府中做伴读。而右边那位中年人金纪善，本名金忠，鄞人。他的事情张昭华有所闻知，这个叫金忠的人之所以来北平，因为他的哥哥是戍守通州的兵卒，死了之后就轮到金忠补戍，但是他家很穷，几乎连路费都凑不齐，不过艰难时刻遇到了袁珙，袁珙这个算命人看了他面相之后，决定免费资助他来到北平。到了北平编入了队伍当了卒伍，闲暇时候就在北平市里面卖卜给人算命，大都都是中了。

这一点倒是让张昭华十分奇怪——金忠是什么人，读书人，读书人如何会精通占卜，又不是像袁珙这样自幼学得卖卦和遭遇异人传授相术，所以倒是有两种可能去解释这个人如何能算地大家都称道和信任他。第一就是他精通《易》，周易这个东西，玄机太深，有精研这个的，能算祸福休咎，若是他真通这个，说他给别人卜卦，不需要说的太深，卜出什么卦来，大体能看出祸福的，比如一个人来问，金忠就可以卜一个卦，根据卦象说：“看样子你有祸啊。”不过两天这个人果然摔了个头破血流，就深信不疑了。

但是张昭华更偏向后面一种推测，她的第二种推测就是，有“托儿”给他作势，这种手法屡见不鲜了，上辈子见过不少，这辈子也听闻过不少，为什么这么说——且看金忠与袁珙、道衍之间的关系，金忠是被袁珙资助来到的北平，之前从没听说过他给人算卦，来到北平之后忽然他就忽然会了。然而袁珙是谁，是被道衍推荐来到北平给燕王看过相的，如今甚至还留在庆寿寺客居。然后金忠和道衍是什么关系，当金忠算卦算得灵的消息遍布北平城之后，道衍就向燕王推荐了这个人。于是乎燕王招他来，没有测试卦象，而是考问了他的学识，之后就请他做了王府的纪善，辅导诸王子课业。

在这里张昭华完全可以看到道衍这个家伙无处不在的身影，也就对金忠是否真能算卦表示怀疑，不过是又替燕王找到了一个可以合谋大业的人，只不过却假托卖卦算命的名义，进入了王府中罢了。

不过这个人能得到道衍和燕王的赏识，可见确确实实是有真才实学的，管他是由什么途径什么手段得到机会的，总之有才能的人就是值得别人高看一眼。

金忠和余逢辰看见张昭华也是一愣，不过很快都明白了她的身份，都向她行礼，张昭华更不敢托大，赶紧又还了半礼。

“二位先生何来？”高炽问道。

“特来调阅卷宗，”金忠摸着嘴上不长不短的一点胡疵道：“如今正是重新复核刑狱的时候，秋后要大辟，三年多累积的大大小小的卷宗全部要过一遍，还有陈年旧案，如果实在不能告破，我看还是呈交刑部再转交大理寺吧。”

“哦，怪道是，”高炽恍然大悟道：“前面看到李兴和海童在抄录漷县田亩数量，估计也是在忙这个事儿。”

“是，”金忠道：“殿下和李兴马和几个正在复查，土地案是重中之重，查这个要比其他更留心才是，我和余伴读就负责民案，刑案和大辟的案子，交由布政使那里核查，一个月后全部呈报京师。”

张昭华忽然发现，在提到李兴、马和这两个人的时候，伴读余逢辰的眼里流露出憎厌的神色，还有一种看蟑螂鼠辈一样的不屑一顾，而且这样的目光不只是出现了一瞬，而是长久地挂在了脸上，这是一种很明显的不喜。可以知道，如果是私下有所不和的话，这样的神情怕是不想让人瞧见。

既是如此明确的表现出，那就只能说明是“阉人”这样的身份，让余逢辰不喜。士大夫和宦官不和是理所应当的，但是这针对的是窃取权纲为非作歹的宦官，如果尽心侍奉战战兢兢从无大错的宦官，余逢辰何必要用这种目光看人呢？

高炽点头道，“劳累先生了，先生自便吧。”

金忠和余逢辰就去了后院，张昭华就坐在椅子上看李贤翻译过的文章。她发现李贤确实是个翻译人才，能翻译地十分流畅而且无粗疏之处，用词也很斟酌，如今翻译的就是一篇记录蒙人生活情形的文章，翻译为汉文“彼等以肉乳猎物为食，凡肉皆食，马、犬、鼠、田鼠之肉，皆所不弃，盖其平原窟中有鼠甚众也。”

她刚要问一下平原有鼠窟，那也应有蛇窟，不知道蒙古人吃不吃蛇肉，就听到后院典籍所那里传来不高不低的争辩声音，好像是是金忠和余逢辰在讨论什么。

他们那边声音传过来，高炽和张昭华就起身去看，果然是二人因为某个卷宗记录的案件而争吵，再看卷宗上写的原来是一户人家两兄弟的争产案。

说是三河县里有一户姓陈的人家，老父于三年前去世，家产没有剖析明白，于是他的两个儿子陈氏兄弟就开始了争产，打官司打了三年依然没有什么结果，家产都花去了三分之一了，依然没有停止的迹象，因为他们对任何判决都不服。

为什么会不服——因为家产都是老父在时，由小儿子经商挣来的，虽说两人都是嫡子，但是嫡长子天然继承所有家业这是不变的规律，小儿子眼看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家产居然要被哥哥夺走，他自然不服。而哥哥也不愿把这份家产分给弟弟，因为他认为父母在，没私产，这家产不算弟弟挣来的，而是父亲传下来的，他继承的是父亲的家产。

在明白了案情之后，高炽就问二人是如何看待的，余逢辰就认为哥哥拿走全部家产是无可指摘的，是理所应当的，很是义正言辞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又所谓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这个人作为弟弟将兄长控诉于公堂，岂不是不悌不义？”

这就是很明显的宗法观念的维护者，嫡长子继承一切，是西周的礼法观念，但是到了汉朝，就已经变成了家产诸子平分了。《大明律》也是这么规定的，除了爵位和官职是嫡长子继承，其他财产都是诸子均分。这个案件怎么说也应该平均分，何况家产都是小儿子挣来的，白白分给兄长一半，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但是余逢辰似乎很是泥古，认为所有的家产就是应该兄长继承，弟弟没有权力得到半分。

高炽听了也不说对，也不说不对，问李贤是怎么想的。

李贤在旁听了，道：“蒙古人先时与汉人不同，施行幼子守灶，或称幼子守产。幼子唤作‘斡赤斤’，是正妻所生的最小的儿子。分家产时候，年长者多得，年少者少得，斡赤斤继承名誉和头衔，会有很大的财产是由斡赤斤继承。”

余逢辰就很不屑地“哼”了一声，斥道：“蒙古人如何能和汉人相比！如此继承制，难道不是祸乱根源！且看元明宗和元文宗子嗣仇杀，帝位倾危，难道不是这种继承制度埋下的祸根！”